对于面向同性性行为者的HIV预防工作来说，基金形式的资金是很重要的。没有足够的资金，很多实质性的AIDS预防工作就不能充分地被保证。尽管信息和教育相对比较便宜，但写作、设计以及更重要的是打印和分发信息材料都要花钱。避孕套以及派出工作者、预防计划、电话、交通、传真和管理也要花钱。当然，比起照料那些已经感染HIV和患AIDS的同性性行为者，AIDS预防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选择。广义上，为这些人提供护理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发展中国家AIDS预防任务的资金本来就已经不足，而这些同性性行为者需要的AIDS预防必然会与其竞争。在分配资金时，同性性行为者被列在最后实在是太经常了。通常，这是敌视甚至憎恨的缘故。有时则是由于那些有钱人有权决定那个更加紧急的优先次序。而经常地，对这些同性性行为者的视而不见，以及他们在流行病学中的边缘地位意味着HIV在这个团体中的传染规模和重要性并没有被充分地承认和理解。

在印度，尽管很多人都清楚同性性行为对AIDS的传染无可置疑地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印度AIDS 预防和控制战略计划中制订的AIDS 1992年－1996年国家AIDS预防预算就说明了以同性性行为者为目标的预防工作拨款的问题。这个5年预算允许在这个群体中HIV预防工作的总共开销只有三十五万美元，而在妓女中预防工作的5年预算却达到两千五百万美元。

Panos调查向三组接受提问者提出关于给同性性关系者的HIV预防基金的问题。我们首先提问国家AIDS计划的成员，在他们的AIDS预算中，是否为关于那些同性性关系者的工作划出特定的资金。占压倒优势的大多数（84％）回答说没有划出专款。只有8％的国家AIDS计划说有，主要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换句话说，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关于同性性关系者的工作的预算。而对于那些设有关于这类工作的预算的国家，这些资金的数目是否能到位以及是否能充分满足需要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们还向国家AIDS委员会问及他们是否拨款给任何同性性关系者的AIDS服务。又一次，很大的一部分（76％）回答他们没有拨款给任何这类服务。只有24％的国家AIDS委员会（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只有一个是非洲的：莫桑比克）说他们有拨款给专向的AIDS服务。

其次，我们问ASO和NGO他们是否曾经在为面向同性性关系者的AIDS服务申请基金时受到拒绝，无论是什么来源的。只有12％说他们受到过拒绝。其中一半这类拒绝被亚洲的ASO和NGO报道过，四分之一在中东，还有四分之一在拉丁美洲。拒绝拨款的最普遍原因是“没有可理解的必要”，其次是“缺乏资金”以及“不存在同性性行为”。

那些说他们从来没有受到基金拒绝的必要的，大多数的（68%）ASO和NGO，说这是因为，很简单，他们从来没有申请过面向同性性行为者的AIDS服务的基金。

在同性恋者组织中，则是另一种情况：39％的回答者他们被拒绝拨款给面向同性性行为者的AIDS服务。这些拒绝的理由是：

“没有可理解的必要”－10％

“社会所不可接受”－9％

“政治上所不可接受”－9％

“有其它更紧急优先次序的事”－7％

“同性性行为很少见”－4％

“资金缺乏”－4％

其它理由－4％

“同性性行为不存在”－1％

值得注意的是，拨款给面向同性性行为者的AIDS服务在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可接受”在这些理由中显得很突出，强调了充满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大量复杂的偏见。对这类拨款的社会和政治的不可接受在亚洲显得特别尖锐，在那里，29％的同性恋者组织被告知这类拨款是社会所不可接受的，而21％告知这类拨款是政治所不可接受的。在拉丁美洲，这些数字分别是20％和30％。

很大同性恋者组织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为申请拨款而操心，因为知道他们肯定会被否决。

很明显，在发展中国家中，关于同性性关系者的AIDS服务和AIDS预防的资金非常缺乏。

在很多国家中，国家政府和国家AIDS计划根本就不准备提供资金给同性性行为者的AIDS服务，可能是由于社会和宗教的敌视，或者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HIV在这些群体中的传染很重要，或者他们有其它更紧急优先次序的事情。

通常的，对于为什么国家AIDS计划不愿意提供资金给AIDS预防和服务，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简单的解释。更确切地说，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理由和借口都被引用，这也反映了覆盖同性性行为主题的传染病学的争论以及偏见和敌意的有害氛围的复杂性。

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国际性赞助者组织提供诸如足够的资金来填充这个关于同性性行为者AIDS服务的巨大缺口。所谓“国际性赞助者组织”，我们是指那些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性机构、救济和发展组织以及那些承诺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健康作大量工作的捐助政府。

1995年一月，除了Panos的调查之外，我们决定对26个英国NGO进行一次简短和非正式的电话调查，他们都是以伦敦为基地的英国NGO AIDS协会的成员。

我们进行这次调查的目的是弄清楚国际性NGO和基于英国的机构在HIV和同性性关系者方面的花费是多少，以及这在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关于AIDS的总开销中的比例。

很明显，这次调查的结果并不能完全代表建立在欧洲其它地方和美国的NGO和国际性机构，但我们希望这次调查可以反映资金的大体形势。

我们联系了26家机构并问及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AIDS工作，以及，如果有的话，其中有多少与那些同性性关系者者有关。这26家机构中，6家是特别的HIV和AIDS机构，1家英国政府机构，1家准政府机构以及18家普通的海外援助机构。

首先说说后者，在我们联系的这些普通海外援助机构中，每年在发展中国家的HIV和AIDS上的花费至少6百万英镑或更多。我们很难给这个花费确定一个精确的数字，因为很多机构有很多大工程中其中包含了HIV和AIDS工作小组部分。其中还有8家普通海外援助机构根本没有从事任何在发展中国家的HIV和AIDS工作。

无例外地，这些工程中与那些同性性关系者直接有关的花费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估计，这些机构在这类工作上的花费只占他们全部AIDS预算的很小一部分，大概1％。

一家大机构有一个关于巴西作异性打扮者的小工程，但却说不出它在这个工程上已经投入了多少钱。类似地，另外一家大机构说它一个在巴西的工程帮助那些卖淫给男人的街头男孩，但也不能确定这个工程的精确成本。还有一些机构说他们拨款给AIDS信息材料的生产，其中包括关于同性性关系者的部分。

对于在这个领域的AIDS服务的花费的不贴切，一些机构指出问题的所在，因为他们的AIDS工作大部分与护理有关，或者是他们给钱给海外国家的分部或合作伙伴，所以对于那些钱怎么花没有多大的发言权。

例外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同性性关系者和HIV问题，大部分普通援助机构的态度是友好、有益的并很感兴趣，尽管很明显他们没有几个严肃地、战略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6家HIV和AIDS特别机构中有两个拨款给与同性性关系者在较大程度直接相关的工程。尽管其工作大部分在英国进行，设在伦敦的Naz Project 还是把它国际预算的75％左右花在印度的与同性性关系有关的工程。而Red Hot AIDS Charitable Trust 迄今为止已经在面向同性间传染的AIDS预防工程上花了50万英镑左右。

至于剩下的4家特别机构，一家没有拨资金给任何工程，另外一家比较年轻的机构国际HIV和AIDS同盟则只有在菲律宾有一个较大的工程，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关于同性性关系者的工作。而其余的两家HIV和AIDS机构则没有从事任何这类工作。

英国政府发展机构海外发展署（ODA）有一个关于AIDS工作的预算，每年大概一千万英镑左右。而其中差不多有一半用于世界保健组织（WHO）关于AIDS的全球计划，对于这些钱怎么使用，ODA只有有限的发言权。此外，有一百七十万英镑是和国家AIDS组织的双边基金，以及大概一百万英镑用于和英国NGO联合的工程。但是，没有任何资金给面向同性性关系者的AIDS工作。

英国政府投资委员会关于AIDS的工作有一个不到五十万英镑的预算。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在东方和中非以及泰国、印度组织培训和其它的专题研讨会。在泰国和孟买的两个健康性行为工程稍微与同性性关系者有点关系，但是在这方面的总开销大概不到全部预算的1％，也就是五千英镑。

在英国，或许以及其它大多数的捐助国，那些捐助社团花在面向同性性关系者工作的钱只是他们的海外HIV和AIDS预算的一小部分，还不到1％。我们的意思是，这些机构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问题还不够敏感，而且，对于那种反映认为HIV和AIDS在第三世界中基本上只是在异性恋者中传染的投资优先次序，他们并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