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问题
在那些同性性行为者之中开展AIDS（艾滋病）工作的困难，法律的障碍，社会和政治的否认以及资源的缺乏，除了这些之外，问题是谁应该真正负担起AIDS预防工作和为这些人提供关于AIDS的服务。 在那些AIDS预防专业人员和国际性赞助者中，都毫无疑问地认为受HIV（人类免疫欠缺症病毒）和AIDS感染的社团应该参与任何AIDS预防战略的设计和推行。 但是这类社团参与(合伙关系)的意见通常只是集中在发展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AIDS工作。然而，当关系到HIV和那些同性性行为者时，有几个主要问题，正如 Michael Tan 所提及： 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社会为基础的计划已经越来越重要。这些涉及到从计划到贵族教育的广泛的战略范围。虽然并不缺乏关于社会支持的需要，但如何在不同的形势下运作却不是很明确。 [1]社会的漠视 首要和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漠视。这种漠视明显地在整个国家的水平上表现出来。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些同性性行为者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基于社会的团体和组织。 根据Panos的对133个发展中国家中的调查，那些同性性行为者有任何形式社团组织的国家不足三分之一。而有这类社团组织的国家绝大部分集中在拉丁美洲，其次是东南亚的少数国家。 在政治上，大多数政府对同性恋者组织持敌对和冷漠的态度。Panos的调查对一些同性恋者组织和个人就官方对待同性恋者组织的态度进行提问。大多数的回答者（41％）说官方的态度是“敌对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29％）说他们是“冷漠的”，还有25％认为他们是“中立的”，极小的一部分（4％）说官方态度是“有帮助的”，而甚至更小的一部分（2％）认为他们是“非常支持”。
社团的局限 在那些存在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少数国家里，这些组织通常由明确“同性恋”性倾向的人组成，而往往把那些与同性发生性关系而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人排除在外面。 这些人无可置疑地占那些同性性行为者的绝大部分，结果，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了极少数例外以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或身份。 除此以外，“同性恋者”社会团体和组织几乎都设立在大城市或者国家首都。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同性性行为者通常没有机会参加这类社团组织。
社团的涌现 当然，局势并不是停步不前的。在整个8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同性恋运动纷纷涌现。 今天，在整个第三世界，同性恋者组织正在形成和出现，尽管常常伴随着害怕和惊惶。仅仅在非洲，南非、津巴不韦、加纳和尼日利亚最近都成立了同性恋者团体，而波札那也正在成立同类组织。
AIDS是社团的催化剂 矛盾的是，在几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中，AIDS在那些同性性行为者中间的传播是社会和政治承认的催化剂。 对于这些已经出现的社会团体，AIDS是组织工作中心的一部分，与之同等重要的是性倾向的确认，对法律和人权侵犯的挑战以及提供社会的支持。1994年在中国举行的世界艾滋病日，法国《解放》报纸报道了北京的一则评论： 10多个同性恋者被报道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分发印有AIDS咨询中心的电话号码的传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公开的行动。[2] 而在津巴不韦，1988年成立了GALZ（津巴不韦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组织，这个组织一面为那些被国家性犯罪行为部门逮捕和迫害的同性恋者提供法律援助，一面提供关于HIV和AIDS的信息和教育。 在厄瓜多尔，AIDS又一次成为激发社团意识的催化剂： AIDS危机促使五个同性恋者走到一起，1989年这五个同性恋者成立了SOGA，一个AIDS预防团体，提供对同性恋者社团的支持以及药物和心理上的个别辅导，还有关于“安全性行为”的专题研讨会。[3]
社团的范围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同性恋者组织，无论建立很完善还是刚刚成立的，都在AIDS预防和护理方面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不仅仅对于那些确认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的直接成员，还有那些与同性发生性关系但没有组织身份的人。 对于这些人，同性恋者组织和社团是关于HIV和AIDS信息最可靠提供者。1992年，WHO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同性性行为者所信任和使用的信息的来源总的来说是同性恋者社团本身，它对于那些有时让人误解的官方（如政府的）运动起着守护者的作用。[4]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Panos调查结果表明同性恋者组织为那些同性性行为者提供AIDS服务方面充当一个重要的甚至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同性恋者组织的参与和承担义务，也许很多这样的服务将会完全消失。 对于同性恋者组织在AIDS工作中的地位可以从秘鲁的Movimiento Homosexual de Lima(MHOL)的工作表现出来： 它启动了一个在拉丁美洲最强有力的AIDS预防计划。组织开通了一条名为“SIN-AYUDA”的AIDS热线，配备了超过十二个的志愿者，每个月接听100多个电话。一个促进者小组在整个利马分发关于AIDS的资料和免费避孕套。1991年年底，MHOL每个月分发了超过7万个避孕套和3万份传单。[5] 到1993年为止，MHOL分发的避孕套数目已经达到了150万个，而且组织已经为超过1200人提供了深入的AIDS教育。 整个拉丁美洲的国家都一样。在巴西，1982年建立的地方性组织Grupo Gay de Bahia就是众多在同性性行为者中开展AIDS预防工作的巴西同性恋者组织中的一个。Grupo Gay de Bahia是巴西第一个为这些人分发避孕套的团体。
社团参与的其它障碍 甚至在少数那些有同性恋者团体或等同于同性恋者的AIDS团体的国家，资金的短缺往往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同性恋者团体一致认为缺乏足够的资金在他们认为必须的范围内承担AIDS预防活动。 如前所示，Panos的调查表明，同性恋者组织中相当重要一部分（39％）说他们被拒绝为面向同性性行为者的AIDS服务筹集拨款，因为这样的拨款无论社会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既然没有拨款，同性恋者组织只能依靠自己筹集资金，主要来源与支持者节约出来的捐款以及西方国家的赞助。如Grupo Gay de Bahia的Luiz Mott博士所说： 钱是同性恋者团体的一大难题，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社会的底层而无力捐资，因此大多数成功的团体都有一种赞助人，即一些帮助团体的有很好经济条件的同性恋者，还有一些国际性组织如欧洲人权委员会以及Kimata Society 前些年给了Grupo Gay de Bahia一些钱（总共10年间不到3000美元！）。[7] 难得地，如果有的话，就是这些钱支付AIDS预防工作的费用。在里约热内卢，同性恋者组织ATOBA是首批承担AIDS预防工作的组织中的一个，特别是为那些城市贫民区里的人们。由于缺乏支付交通费用之类琐小数目的钱，ATOBA主要依靠志愿者去作这些工作。 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拉丁美洲，在非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如南非同性恋活跃分子Simon Nkoli所说 ： 作为为AIDS所组织的同性恋者团体，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机构或政府拨款给我们。[8] 在全球水平上，ILGA（国际同性恋者协会）正在面临破产。在过去的18年中，ILGA在反抗对同性恋者的法律迫害和人权虐待方面作了很多工作。ILGA不仅推动了全世界各地同性恋运动的发展，而且承担了关于AIDS预防和教育的基本工作。 1995年六月，组织宣布发生“严峻和紧急的财务危机”，这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将迫使组织停止运作。如果ILGA停止活动，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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