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紫藤 走近她们 ____并不久远的认知 一、初闻紫藤 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底，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店二楼会议室里，中国社科院哲学 所著名的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正在主持“艾滋病和卖淫：社会、伦理和法律专家研讨会”， 来自国内外的各界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畅所欲言。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学术圈子里汇集国家 公安部门、卫生部门、传媒部门、各种学术团体、妇女NGO组织的力量，正面讨论“艾滋病 与卖淫”的问题。 一位在国内颇有知名度的性社会学专家，在他的专题发言中，态度鲜明地将他在台湾、 香港、莫斯科所见到的性服务工作者，分成两大类：前者肌肤“粉白嫩红”，十分漂亮迷人， 又性感。“可惜20美圆就卖一次”；后者“又老又丑”，“很恶心的样子”，5美圆就可以买一 回……说话间，这位男性专家表情丰富，辅之以形体动作，褒贬肯定，溢于言表。 因为在中国，卖淫嫖娼是违法的行径。要阻断艾滋病的蔓延传播，要弄清楚中国地下性 产业中暗娼卖淫的状况，是非常艰难的。于是，这位专家断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可以去嫖”！ 姑且不论暗娼卖淫是否必然导致艾滋病的蔓延传播，暗娼必须承担“万恶之源”的罪名。 在这位自诩性学专家的发言中，毫无疑问，充满着性别歧视，散发着霸道的男权气息。首先， 他对国外性服务工作者的外貌审美与价格估量评判，是一种典型的嫖客视角和心态；其次， 他对中国地下性产业状况开展调研的方法、路径所提出的“大胆建议”--“可以去嫖”，非 但不具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意义，相反，更暴露了他潜意识中的嫖客价值认同。 照此荒谬提法，凡研究“艾滋病和卖淫”的男性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医疗卫生防疫 人员、公安人员，都“可以去嫖”，去买淫来接近地下性产业中从业的小姐们，从而了解她 们、拯救她们。我不知道，这和我调查中接触的那些得意洋洋标榜“我们不嫖，小姐去哪儿 就业，上哪儿挣钱”--俨然扶贫慈善之举的款爷投资商有什么本质区别。再荒唐一些，凡研 究“艾滋病和卖淫”的女性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医疗卫生防疫人员、公安人员，是否“可 以去卖”，或者说应该去与小姐们打成一片，亲身体验买卖性生活而更有发言权呢？ 用“归谬法”进行逻辑推断，岂不更让女性主义者看到男权在性控制上的压迫、性别的 不平等！同时，事实恰恰反证了所有性服务工作者的悲哀--人人都可以肆意诋毁侮辱践踏她 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语言上、肉体上。因为，“万恶淫为首”，“标签”注定了她们是人类 中沉默的一族，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群体。她们不可能也不敢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为这个特殊的边缘女性群体说出事实真相。 女性主义者愤慨地站起来反击了，好几位社会性别意识敏感的男性传媒工作者、健康教 育工作者站出来说话了。一时间，会场气氛紧张，与会者反应各异。 休息间隙，有位女性悄声道： “要是青鸟、紫藤来参会，就好了！她们最有发言权。” “青鸟”、“紫藤”是谁？ 笔者按捺不住好奇心，问询满头银丝的王行娟老师。因为她主持红枫妇女研究所的工作， 作为中国民间妇女问题研究专家，多次出访，跟国际上NGO妇女组织交流多，获知的信息量 大。 慈祥的王行娟老师笑眯眯地说： “青鸟、紫藤啊，都是香港的NGO妇女小组。她们工作关注的对象，正是人们最带着歧 视偏见眼光看待的性服务工作者。” 噢，原来如此！ 二、我所耳闻亲见的性服务工作者 随着王行娟老师轻声细语的介绍，笔者知道了国际上有不少关注帮助性服务工作者的 NGO妇女小组在行动。 性服务工作者，这是目前国际上对历史久远的卖淫人员的一个中性称谓。包括我国政府 在签署国际卫生组织有关预防艾滋病中、长期规划的文件里，都认可国际通用的“sex worker （性服务工作者）”一词，称谓买卖性的特定人群。 性服务工作者，既不同于中国老百姓在骂人话里所鄙夷不屑的“婊子”“窑姐儿”，带着 鲜明的贬斥色彩；也不同于时下人们将所有“三产”中从业的女性都模糊地统称为“小姐”， 趋向西方对年轻女性尊称的褒义色彩。它首先肯定了这是人群中的一类“工作者”，区别于 “文艺工作者”、“体力工作者”的只是“性服务”的工作内容，而不是“作秀”表演或出卖 劳力罢了。 我不由得联想到马克思、列宁对卖淫的有关论述。 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断言，所有工资劳动是一种形式的卖淫：“正象妇 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1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 性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关系。”（马克思 第118页） 马克思为这段话作注说：“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淫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而已，因为这 种卖淫是一种不仅包括卖淫者，而且包括逼人卖淫者的关系，而且后者的下流无耻远为严重。 所以，资本家等等，也包括到卖淫这一范畴中。” 正如劳动能力成为商品可以购买，女性的性能力也成为市场价格衡量的对象，而妻子不 过是为了获得经济支持向她丈夫提供的服务交换。 列宁指出：“对于卖淫现象的任何‘道义上的愤慨’（99%都是假的），都无助于取消这种 妇女肉体买卖的事情：只要雇佣奴役制存在，卖淫现象就必然存在。”（列宁 第36卷，219 页） 显然，所有形式的卖淫都源于“男子对女子的绝对统治力”，源于财富的不平等。 对于红旗下出生、文革冲击中长大的我来说，原来读这些马列著作没法理论联系实际， 活学活用，实在觉着资本主义和妓女这些最代表丑恶的、丑陋的东西离得那么遥远。 早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作为中国民间妇女问题研究学者的身份，出席在菲律宾马尼 拉召开的、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的第一次区域性会议。在考察菲律宾妇女生存状况的 过程中，我们有十来位女性有机会去过马尼拉北部地区的交通枢纽、菲律宾邦嘎省唯一的城 市--“天使城”。 这是“生长在红旗下”的我，平生头一次在现实中活生生地看到性服务工作者真实的生 活场景，听到她们由衷发出的心声。当时，我不仅羞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更对当地性服务 工作者有自己的“妇女力量组织”--敢于为自己应享有的人权去斗争而震惊。 毕竟，中国曾经骄傲地宣布过：成功地改造了妓女并根除了卖淫现象；毕竟，我从小到 大接受的一直是用“好女人、坏女人”衡量划分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念。可想而知，与国际接 轨，女性主义人权意识给我带来的冲击影响，不亚于山崩海啸。 下面，实录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考察日记。字里行间，不乏对性服务工作者存在 着歧视偏见。 1993.11.13 星期六 晴天 当地气温摄氏32度 还没到菲律宾，我就道听途说地耳闻“天使城”的花边新闻：这儿美军多，妓女多，混 血儿多，女人的悲剧特别多。 今天实地考察，亲眼目睹，名副其实：这儿是美军、嫖客、投资商的人间天堂；这儿的 女人却是被“天使”们玩于股掌之间的性器皿、性剥削与性控制的对象。 但是，这儿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女人们不愿意再扮演悲剧里的主角，迎合男人惜 香怜玉的胃口。她们开始“人”的觉醒，向不公正的命运抗争，她们要做正剧中“自己的主 人”。 “天使城”，是菲律宾邦嘎省唯一的城市，马尼拉通往北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它曾是美 军在海外最大的空军基地，在这儿兴建基地的美国克拉克军队多达五万之众。 针对美军众多军人，为之提供相应消费的色情业、娱乐业、软饮业等服务，很快成为投 资商大量投资的热点。大规模的色情服务配套设施及娱乐场所，应运而生。在1992年土泊 尔火山爆发、美军尚未撤走之前，这个地区的吧女、按摩女、陪舞女、妓女不下六万人之多。 “天使城”没有工业，农业相当不景气。然而，或显或隐的卖淫业却形成“天使城”的无烟 工业，畸形发达繁荣。 入夜，我们一行人考察“天使城”，触目所见，热闹非凡：一间紧挨一间的酒吧、发廊、 软饮店，一家连接一家的夜总会、娱乐城、卡拉OK歌舞厅，一溜儿横七竖八挂着一块又一 块招牌的桑拿洗浴中心、美容按摩院……其密集紧挨的程度，让我想起上海南京路上一家又 一家的商店。不同的只是出售的商品有活人与死物之本质区分。 在每一家营业场所门口，都站着或坐着敞胸露背、穿着紧身迷你裙的女性。有的摇摇晃 晃摆臀扭胯，骚首弄姿在招徕顾客；有的叼着烟，夸张矫情地挤眉弄眼；有的坐在高脚凳上， 晃悠着大腿，放声说笑……有位吧女看我们在拍照，主动摆出种种架势让我们拍个够，十分 合作。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谭深，走过去跟一个年纪挺大的吧女合影，招呼大家一块照， 结果也没人响应。 说实在话，我心里挺犯嘀咕的。毕竟“妓女”这个词，只在词典里能查到，在东西方文 学作品里能看到。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到妓女，她们活生生地真实站在自己身边，而且那么多， 我真的是第一次。况且，她们跟文学作品灌输给我的妓女形象，实在大相径庭。又老又丑又 瘦又小的，能卖得出去吗？（典型的嫖客审美价值观作祟！） 据陪同我们前来考察的菲律宾Isis妇女组织的柯瑞尔亭娜介绍说，自美军撤走后，“天 使城”供大于求，萧条多了。说话间，一个黄发碧眼鹰钩鼻的彪形大汉走来，几个女人如蝇 逐臭围上去，挑逗纠缠。有位吧女索性从大汉身后拦腰抱住，双手捂在其下身敏感部位上， 大汉嬉笑着把胳膊反揽住这个吧女的身子，扭到自己身体前面。一伙人前拥后怂地把大汉推 进了酒吧……如此赤裸裸地卖肉兜售场景，真让我看得目瞪口呆，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柯瑞尔亭娜的安排下，我们采访了“妇女力量组织”--当地妓女组织的主席罗玛和她 的同事们。 脱离了特定的性买卖市场，我发现罗玛主席和她的同事们与菲律宾一般妇女没什么两 样，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所谓“风尘女子”的印记。相反，她们穿着的寒酸与住地的简陋，让 我感觉她们的生活比我在广西毛南山乡所见到的贫困姐妹强不到哪儿去。 罗玛主席的脸颧骨较高，脸颊更显得瘦削，额头过早地刻上了岁月的年轮，满布沧桑。 她的容貌比她的实质年龄要苍老，一副很有主见的样子。她略厚实的嘴唇十分有个性，慢言 细语，却钉是钉铆是铆的很有女权意味，极有分量。 “在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许多女孩，工时长，工资低，被老板盘剥，受性虐待，人权没 有基本的保障。政府的条文是不允许卖淫的，但是政府却要求每个营业服务场所按人头纳税， 要求每个女孩每周体检一次。滑稽的是，预防性病、艾滋病，是由卫生部门来给每个女孩发 放男用避孕套，上岗的健康证则由政府办公室统一发放下来。这说明政府实际上默认许可了 色情业的经营。 “但是，当希尔顿酒吧发生一起吧女被杀死的案件时，吧女却因卖淫不合法而无处伸冤。 店主老板趁火打劫，抓住吧女没有人权保护的弱势，经济上的剥削令人发指。每个女孩有营 业额的硬性规定，半个月内至少要被客人带出去8次，上缴指标劳务费。如果吧女完不成营 业额，不会讨主顾欢心又没有回头客，甚至抗拒顾客性虐待说‘不’，就会被老板炒鱿鱼。 “在WEDPRO（非官方妇女教育发展生产研究会的缩写）的帮助下，我们的‘妇女力量 组织’诞生了，我们要为自己应该享有的人的权益争取权力！女孩子有什么问题都来找组织， 借助组织的团体力量，借助组织与其它非政府妇女组织联合的力量，与政府机构协调解决。 诸如被继父强奸并胁迫到酒吧卖身的姑娘，不堪老板欺压凌辱、嫖客虐待的女孩，勇敢地站 出来，告继父、告老板、告嫖客直至胜诉……“ 从菲律宾、孟加拉、香港等地考察回国，我继续在南宁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华光妇女热 线”。在一个周五凌晨，我走出直播间，接到数个不愿意通过公开传媒暴光隐私的电话。其 中一个打通电话泣不成声的女孩，竟是一个年仅十六岁而被迫卖淫的按摩女。第二天，我如 约见到了在中国境内冠之以“暗娼”的第一个女孩，而不是我在妇教所见到的那些被抓获劳 教的“卖淫女”。 不久，武警防暴部队“打黄扫非”，一夜之间强行查封关闭了南宁市324家形形色色的 按摩、美容、桑拿等服务场所，抓获了好几百号人，那位找过我寻求帮助的女孩也随之下落 不明，杳无音信。 菲律宾的“妓女”和大陆的“暗娼”一下子消除了距离，我不能不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 边缘女性群体。因为，女孩和我的女儿仅仅两岁之差呀！ 如今，听说香港有青鸟、紫藤这样的妇女小组在直接为性服务工作者提供帮助和服务， 不由不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托迁居香港的好朋友想办法替我弄些文字材料。几经辗转，终 于，我得到了一本来自香港妇女促进会的女性刊物：《女流》。 三、与青鸟、紫藤NGO妇女小组相关的信息 在这一期《女流》封面上，点燃的蜡烛与清晰的女人头象相辉映，“青色的鸟”赫然在 目。首页“编者话”里提示： “香港好运又添新力量。一群中外女性在油麻地开设了一个中心，让区内从事性服务行 业的女性落脚谈天。青色的鸟将飞向何方？性服务行业中的女性何时可以站出来为自己说 话？” 在“飞跃半边天”专栏“青色的鸟”专题访谈里，管中窥豹，我多少知道了“青鸟”、“紫 藤”这样的妇女NGO组织，她们在香港专为从事性服务的女性提供帮助和服务。我在该期“女 书”专栏拜读了严月莲写的书评《何春蕤的豪放女人》一文，把她与紫藤对上号。据说，她 是紫藤的负责干事。 “近年有机会定期与一群社会人士称为‘边缘少女’的年青女性倾谈，谈话间自然涉及 她们的性生活以及她们偶然赖而为生的出卖性爱的活动”； “何春蕤将女性情欲解放看作为妇女全面解放的重要一环。她同时将对女性情欲解放的 论述和从女性主体本性所生产的论述活动看作为推动妇女解放的重要策略。在香港，妇女运 动至今尚未展开这方面的研讨。妇女团体固然少谈性爱，对种种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的女 性性行为如第三者、少女‘滥交’和娼妓等的讲座也很少。至今，我们深受一个问题困扰： ‘如果一个从娼的女性是自愿以性换取生活，甚或将这职业看作为发展一己情欲的途径，女 性主义者有什么看法呢？’对这问题《豪爽女人》也没有涉及。” 至此，我听说的“紫藤”，已经不是一个遥远虚空的妇女组织她跟菲律宾帮助天使城妓女 建立“妇女反暴力组织”的非官方组织--妇女教育发展生产研究会连接一起，她给我看得见 的形象：充满一种执着攀援、坚韧不拔的精气，具有一种不避艰难踏入禁区的勇猛，凝聚并 辐射着血浓于水的广博的爱。 为此，我查找了词典。“紫藤”：通称藤萝。落叶木本植物，缠绕茎，羽状复叶，小叶长 椭圆形，总状花序，花紫色，荚果长大而硬，表面有绒毛，生命力及其顽强。 四、亲见紫藤 一九九七年二、三月间，我有幸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指点下 的“中国地下红灯区”两广考察点的调查，真正走近她们--被社会主流人群贴上标签排斥于 社会边缘的女性群体，对中国地下性产业中的从业女性的生存、身心健康状况，有所了解。 这之后，我应美国海外华人妇女研究会的邀请，出席了全美亚洲学会“九七年会”。在波士 顿哈佛大学访问交流期间，我与中国健康教育工作者万延海有时间讨论：关于三月份在洛杉 矶刚刚结束的“九七国际关于卖淫的研讨大会”，关于女权主义者、专家学者就买卖性激烈 讨论、分歧很大的学术观点，关于央央大国只有非正式代表一人出席，而香港紫藤的严月莲 干事和她的同行却一下来了两个人。 似水流年，光阴如箭，忙忙碌碌之中，一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在跟随潘绥铭教授下社 区考察期间，我听到潘绥铭教授对紫藤外展工作的介绍和对严月莲的高度评价。 “长年累月每周一个晚上风雨不改地站到街头上，跟社区里街边待客的性服务工作者站 在一块儿，帮助她们解决具体困难，甚至治病……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民间妇女组织 这么做，困难太大”潘绥铭教授感慨地说。 一九九八年二、三月间，我们再次下到B镇社区考察地下性产业，进行个案访谈。因为 这个社区毗邻香港，嫖客大多为周末度假来大陆消费的香港人、台湾人。事先跟紫藤联系， 严月莲跟潘绥铭教授商量好工作日期。于是，我与久闻其名的紫藤有缘相见，与严月莲两晚 三天同住一屋一块儿进行工作。 这次谋面，虽然相处时间短暂，我却从紫藤姐妹这儿学到了很多工作方法、经验。尤其 是严月莲对待这个特殊行业中的从业女性平等、和蔼，十分亲近的态度，以及她那些惊世骇 俗的女性主义者的思想，都促使我不断反省清理自己对待性服务工作者的世俗心理垃圾。 那是一九九八年二月廿七日傍晚时分。乍暖旋寒的季节，天气陡然变化、连绵阴雨，道 路泥泞。五点多钟的光景，天，已经黑透了。我们课题组在当地一个大酒店临时联络点的客 房里商量工作，等候着严月莲的到来。 “叮咚”，门铃声响。潘绥铭教授一边站起身说“请进”，一边猜测道： “可能是严月莲到了！” 话音刚落，门开人来。似一股和熙的春风拂面，一个精干利索朴实稳重的女性，迈着轻 盈的步子，手提简便旅行袋，悄无声息地站在了我的眼前。 短短的头发，略染成棕黄色，蓬松不熨贴，头顶有一络倔强地翘起，或许是外面风大吹 乱的缘故。瘦削的瓜子脸，弯弯的眉毛下有一双爱笑的眼睛，笑咪咪地，让人有一种自来熟 的亲近感。 这就是紫藤。我下意识中把所有关于紫藤的听闻与眼前亲见活生生的严月莲，拉近重叠 吻合。因为心中已有的敬慕，也因为自己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幼雅，我特别高兴自己有这么一 个接近紫藤学习的机会。 两只手紧握，生物电流传感，我们认识了。当时我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蒙太奇手法剪接 组合了文革时期红卫兵最时髦流行的“阶级认同”： “我们是同一战壕的革命战友！” 险些没脱口而出，严月莲说我的嘴比思想快，合适做“脱口秀”。那是后来她给我的最 中肯的评价和最尖锐的批评，也是我至今一厢情缘视严月莲为“知己”的原因。 当晚，草草吃些米粉填塞肚子，严月莲跟我回住处放下行李，即匆匆赶到现场踩点，考 察当地最豪华、小姐最集中、港客最多的度假村里的大型娱乐城。 这是一座有上下两层看台的歌舞表演大厅。正前方有一个倒品型能伸缩的表演台。表演 台伸出时，演职员在上面载歌载舞。表演台缩回时，有一诺大空间供消费者跳舞。尽管不到 周末，天又下着小雨，顾客依然不少。虽然看不到周末人满为患的火爆场景，但却能看到兜 揽不上生意而百无聊赖、候在二层看台里消磨时间聊天的上百位小姐。严月莲想跟我坐进表 演大厅敞开式的小圆桌消费席上，看能否有机会跟小姐们接触，随意聊聊。我告诉她一坐下 每人台位、最低消费就是68元，还要加收10%服务费。小姐上班期间绝不允许自己到顾客 消费席上坐台，一旦被妈咪发现，她到这来谋生的资格就被剥夺了。如果从妈咪处要小姐坐 台呢，要交200元出台费。问题是，即使我们愿意花如此昂贵的费用请来小姐，九点钟歌舞 表演开始，音响震耳欲聋，说什么都听不见。况且，这种场合氛围，小姐也没法说什么。 不到晚上九点，大厅一层所有卡座、圆台座位，客人几乎坐满。每张台中间，用玻璃杯 盛着一支粗短的小蜡烛。昏暗的环境中，客人可以高扬起点燃的小蜡烛示意，身穿统一制服 的服务员就及时提供所需要服务的项目。在这儿，“服务员”与“小姐”的工作因称谓不同 而截然不同。 那么，有没有可能到二层楼小姐扎堆的地方，听听她们在谈什么，跟她们聊聊认识认识 呢？我俩不甘心又重上二楼，尝试跟小姐接触。 我们发现，还有一些零星的散客在小姐中逡巡，妈咪在引荐。灯光太暗，有个顾客竟然 借助手机液晶屏微弱的绿光凑到小姐脸上。看不真切，索性将小姐拉到靠洗手间的地方审视， 妈咪只好跟着。不满意，再介绍。有机会的小姐，高高兴兴地陪客人“坐台”。没机会的小 姐，看着同伴走，有的长叹一口气，有的抱怨坏天气。平时，相当部分小姐轮空后会转移别 处娱乐场所，那天，因为春雨淅沥，小姐不愿动窝，看看表演而后加入蹦迪以消磨时光。 我们的出现，在小姐眼光里毫无疑问是打着问号的。在她们的工作环境里，除了她们自 己差不多年龄段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年青女孩子，就是男人、绝对不携女伴的男人。几位年 长的拿着对讲机的是妈咪，除此之外，再不可能见到象我们两个这般年纪和打扮的“怪怪” 的女人。小姐们有一种本能的戒备提防反应，走到她们身边，她们不讲话了，反过来都用眼 光上下打量着我们。妈咪更是百倍提高警惕，紧盯不放。对侵入她们管辖领地又在小姐人群 中转悠的陌生中年女人，她们视为来挖小姐财富的同行对手。随机应变，我和严月莲用粤语 对话，才让妈咪释然。大概以为是香港澳门过来的女人在看热闹吧。 “撤吧”我悻悻然，很遗憾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展，也觉着严月莲辛苦来一趟特不易。 “没关系，我赔得起！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有时间。我做这行五年了，有足够的耐性、 耐心、耐力来做，慢慢来吧”严月莲安慰我，笑咪咪地说。 五年，冬寒夏暑，每周一晚，风雨不改，始终如一，默默地陪伴那些街边待客的性服务 工作者，慢慢地与她们沟通联系。通过派发一些有关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宣传小手册，通过 一次次给予性服务工作者具体实在的帮助，彼此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开始唤醒她们自我保 护健康的意识、人权意识。这得有多大的韧劲儿，好似攀援峭壁悬崖，不能有丝毫懈怠；这 需要多么执着的信念，无私地牺牲奉献精神。这里面难道不包容着女性特有的广博和深沉吗？ 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以强而韧的生命力生长发展，坚韧不拔。这就是紫藤呀。 是夜，又困又乏的严月莲甜甜地睡着了。我却翻来复去，难以入眠。关注中国地下性产 业中的从业女性的身心健康，从阻断艾滋病世纪杀手侵袭传播途径的角度，帮助这个特殊行 业中的高危女性群体，是远远不够甚至连这一点都难以达到的。卖淫嫖娼的“非法”定性， 红灯区地下、半地下经营运作，从业女性的流动性，以及这些女性的人权意识薄弱，无不造 成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社会工作者走近她们的巨大困难。真正要象香港紫藤妇女组织那 样为性服务工作者提供支持帮助，恐怕难上加难。不仅女性志愿工作者有可能被贴上同一标 签，而且更有可能面临政府、地方保护势力的干预，冒极大的风险。艰难困苦，名利皆无， 而且是为世俗鄙夷不屑、视为万恶之源的特殊行业中的边缘妇女群体提供服务，就连许许多 多妇女官员、自诩“良家妇女”的女人们都难以接受。这，或许正是中国不少NGO妇女组织 知难而退，紫藤连续两年寻求大陆合作伙伴而无音讯的根本原因吧！ 第二天上午，我必须赶在医院大夫查房以前探视一个叫娟娟的打工妹，了解她的病情， 以及致使她宫外孕的男方家眷为她筹措治疗费用的结果。这个叫娟娟的姑娘，年方二十，因 为宫外孕大出血送到医院抢救，险些没丢了性命。 娟娟跟我们的课题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这次下点考察，个案访谈对象有从小姐上升 为“包二奶”的类型女性，可这种被香港人、台湾人包租起来的妾室，往往有经济能力单独 租住一层楼房或者由包租者买下一套住房居住，院外、楼下，层层闭门上锁，不是熟悉她们 的房东或很亲近的小姐妹，根本进不了门挨不上边儿。她们是我们最头疼、最难以接触访谈 到的“金字塔”上的“金丝雀”。于是，我们想尽种种办法，通过多种渠道，找当地妇联， 找房东、找商店里的姑娘、找兜客的摩托车“皮条”、找医院妇产科、内科大夫……结果， 是热心的妇产科大夫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二奶”，跟一个有妇之夫，宫外孕，术后第五天， 可能是要找的那种女人吧！ 我当时兴冲冲找到医院妇产科三号病房1号床，却大失所望。眼前这位面色惨白、血色 全无、唇裂憔悴的姑娘，术后五天，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她，没有吃过任何营养滋补品。她 每天只靠静脉点滴那几瓶可怜的有消炎药混合的葡萄糖盐水维持生命。床头柜上只有三元二 角五分钱，是她入院时把身上所有的工资整数作为手术抵押后剩下的仅有钱币。救命要紧， 医院大夫在她入院五十分钟内施行了手术。这哪象一个“包二奶”？ 果然，娟娟姑娘是个地道的外来打工妹，她在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下，在同一车间同一班 组的组长穷追不舍频频进攻下，俩人谈恋爱并发展到有实质性关系。当她得知并证实自己深 深爱恋的男人是有妇之夫之时，尤其是对方的妻子及其沾亲带故的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来到此 地淘金时，她坚决断绝了来往并转到另一个工厂打工。倘若不是一颗疏漏的种子在输卵管种 植长大，发生意外，她或许仅仅在情感痛苦的漩涡挣扎。如今，她却在遭受着人生最残酷的 劫难：精神、肉体上、经济上、社会上，还有失业的威胁（事实上，在娟娟4月20日的来 信中，我已得知她被解雇，不得已要离开打工三年的B镇，回老家了）。 严月莲听我说完这些情况，一脸凝重，二话不说，跟我一块赶往医院妇产科。当我们一 块儿站到娟娟床头的时候，娟娟硬撑着要坐起来，一手拉着严月莲，一只手拉着我，眼泪一 个劲儿往下流。同病房的病友丈夫，一个非常善良的好心男人告诉我们： “昨天厂长来看娟娟了，说是你们打的电话，他实在太忙了。他替娟娟到医院做担保， 还借给娟娟一百元钱，答应医生今天厂里派专人来护理照看。你们给的一百元钱，我替她买 了两斤鸡蛋煮奶粉给她吃。这个妹子太可怜了。” 娟娟唯恐撒手我们就会走似的，她结结巴巴涨红着脸说： “刘姐，严姐，医院说我交不出钱就不给我拆线，不让我出院。我上哪里筹这一大笔钱 哪！躺在这里动不了，又没有亲人朋友。小姐妹都是来打工的，有点钱都寄回家了。我今年 春节都没敢回家，加班加点挣的钱也寄回老家给爸爸妈妈了。 “他们那边亲人多，围着我责备我，说是我害得他家妻离子散。还说只要我配合他们， 他就租房娶我，跟老婆离。让我趁上厕所的时候，他们把我搀扶到楼下，找个车逃走，再找 个医生拆线，就不用给医院这笔钱了。我好害怕，我不会跟他结婚，我恨死自己了……” 娟娟抽泣不已。严月莲用自己另一只手轻轻地摩娑着娟娟拉着自己的手，悄声细语地说： “别哭、别着急。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大家来想办法。我回香港去筹款，哪怕用借给 他们的名义，也要他们负这个责任，不能让他们赖帐。” 我们当场商量着拟下借款协议书，我作中间人。适逢大夫查房，我们将情况跟主管女医 生谈了。她特同情娟娟，一再说娟娟失血太多，本该输1600CC血，结果因为她没钱，只输 了800CC血。术后又没有及时补养，身体太虚弱。女医生一再表示会多加关照，该用药一定 用，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当天晚上九点，我们如约与男方家眷见面。对方仗着人多，七大姑八大姨七嘴八舌胡搅 蛮缠，严月莲静静听着，让她们讲完了，说够了，从容不迫地后发制人，义正辞严一一驳倒 她们列举的歪理由，最终个个女人乖乖闭嘴，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心底暗暗佩服。严月莲快刀斩乱麻，力挫一群摆出“死猪不怕热水烫”架式的女人们， 真厉害！后来严月莲匆匆回港筹款，因时间仓促，一时半会儿借不到也募捐不到钱，她拿出 自己的积蓄2500元返回B镇。而我有其他任务离开该镇，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直在研 究打工妹课题的学术带头人谭深女士接手了这件事情。 这之后，严月莲、谭深为这位姑娘多次与工厂、医院、男方家眷多方交涉，耗费了大量 精力、人力、财力、时间。事情是我揽来的，却让严月莲、谭深都耗了进去，支付一大笔计 划外的开支、个人的积蓄。至今，我都对这俩位姐妹敬重而又内疚，实在消受不起娟娟姑娘 的真诚感激。 下面是当事人娟娟姑娘的来信。 敬爱的刘姐： 您好！时间过得好快，今天已是您离开我们的第10天了，不知您的工作忙吧！身体健 康吗？好想念您！！！ 刘姐，这段日子我是多么地想您，日日夜夜都在想您，梦见您，还有我严姐、谭姐、潘 叔叔、黄叔叔，我时刻都很想你们。刘姐，当我每天想您的时候，我就翻开日记本给您写信， 今天提笔用纸给您写，决定让小小的邮票寄给您，刘姐您给了我莫大的关怀与帮助，我很感 激，就让我在这里深深鞠躬说声“谢谢”。在我极其痛苦的时刻，您给了我那么大的关怀与 温暖，我真的无法形容我的心情。在病床上我一个人躺了五天，没有一个人来我身边的时刻， 我不停地在流泪，多么想我的妈妈。就在第五天，与您相逢了，而且您给了我许多，许多…… 我无法形容我的心情，就让我诚恳地喊你“妈妈”！ 刘姐，我很傻，我好恨自己，我的内心觉得好内疚、好惭愧，我对不起我的爸爸、妈妈， 也对不起您及这次所有帮助我的人，对不起20年来浪费过的时间。当我想起这些，我就恨 死自己。可当我想起您的时候，我想我一定要有信心重新站起来，因为您给了我无限的力量。 刘姐这次要不是有您，后果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也许没有了今天存在的我。我不知道什么时 候能达到我现在的想象的那样，能报答你们的好心恩德，能尽到我的孝心。我想，我无论走 到哪一个地步，都不会忘了你们。刘姐，我真的好想您，您就是我第二次生命存在的妈妈， 我永远都会记着您、想着您。请您放心，今天已是手术动过的20天，我的一切都慢慢地好 些了，就是伤口还痛，但是您不要操心，慢慢地会好起来。 ………… 刘姐，不知这个事的处理最后结果你知不知道？因为我严姐13号再来时，医院说要治 疗、手术费近5000元，派出所有3000元，他们只有2000块钱，要借我严姐6000元，我严 姐很生气，就说没有，不借给。第二天，我谭姐，还有那个黄叔叔给医院付了2500块钱， 医生方给我拆了线。…… 她说好2500块钱她不会再拿回香港，让我给医院去说，捐给医院，捐给象我这样急需 救命的打工妹。 刘姐我觉的这次真的太连累你们了，我都觉得实在不忍心了，也不好意思再见到厂长了。 刘姐，因为我我头脑及心情很乱，信写的很罗嗦，望你体谅为盼！！！下次谈。 最后，请您代我向谭姐、潘叔叔、黄叔叔，还有我最亲爱的严姐问好。 祝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想您的人：娟娟 1998年3月12日 打工妹娟娟姑娘，并不包容在紫藤的工作服务范围内，但是她的确幸运地获得了紫藤给 予的心理安慰、情感支持和经济援助。从严月莲对待素昧平生的娟娟姑娘的前前后后，我实 实在在被感动。说真的，如果严月莲不在场，我完全可能撒手不管。象娟娟这样遭遇的姑娘 太多了，能救谁？我会用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开脱良心上的谴责，逃避责任。 五、走近她们 B镇地下性产业中的从业年青女性，严格意义上的“包二奶”阿宁和阿盈姑娘呢，则 是我们这次调查的访谈对象，是紫藤需要了解的、有可能从大陆来港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也 是紫藤扩大外展工作的服务对象。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两个年青的素面朝天的姑娘走进我们工作联 络点的酒店客房后，其中年长聪明的阿宁，不让我作介绍，活泼开心地指着在场的人： “您一定是性社会学专家潘教授，我在《南方周末》报看过您的文章！” “您一定是香港紫藤的严月莲大姐，刘姐都跟我们谈过了。所以她不说，我就能猜着。” 这个鬼精灵！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两个姑娘解释摩托车被扎胎放炮，火补耽误功夫才匆忙赶来，一再抱歉。快到晚饭时分， 在潘教授的提议下，我们一行五人进了川江酒楼要了个包厢，边吃饭边开始交谈。 两个姑娘无所顾忌地回答着所有我们的提问，把她们在B镇行业圈内小姐们的生存状况 描述出来。阿宁多次用“与其……不如”的取舍句型，表达自己的思考： 这里面当然不乏我曾经跟她们打过交道：从早到晚，到次日清晨两点多钟，我和两个姑 娘滚躺斜靠在卧室床上交谈、吃零食、下餐馆、陪伴她们上当地最豪华的娱乐城，前后整整 十三个小时地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倾谈，她们已经骄傲地向妈咪、小姐妹、顾客夸耀“北京来 的大表姐”。而且，最重要的，是潘绥铭教授的慈眉善目平易近人，严月莲对职业健康保护 的经验介绍以及她工作中所遇到的服务对象感染性病的个案，引发了两个姑娘的极大兴趣和 关注。她们甚而谈到了自己走在路上，却被当地联防队员抓起来关押罚款的亲身经历，滔滔 不绝拉开了话匣子。 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访谈。一次在性学研究专家、妇女问题研究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性 服务工作者之间进行的平等的交流对话。或许两个姑娘并没有可能意识到这次“五人谈”的 深远意义，但是，它确实给了我很多思想启蒙和信心鼓舞，坚定了我走近她们，象紫藤妇女 组织那样，为我的这些姐妹们去做点什么。 结识了严月莲，亲见紫藤，我手中切实攥握着有关这个“性工作者关注小组”的宣传资 料： 紫藤是一种生命力强而韧的植物，其叶及皮可作绳或织物用，它们默默地生长着，但鲜 为人注意。 性工作者，从事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一直遭受歧视和忽视，她们得不到应有的权益， 在她们工作的生涯里要面对中间人的剥削、嫖客的虐待、性病的侵害等问题。 因对这群妇女的忽视，她们生活没有尊严，没法享有基本的人权。 紫藤是由一群关心妇女权益的人士组合，包括社会工作者、劳工工作者、妇女研究员等。 我们相信，每一位妇女不论她的职业、阶级、宗教、种族都有权享有基本人权。在法律 面前受到公平的待遇，不被暴力侵犯及压迫，有尊严地生活。 服务对象： 本地及由中国大陆来港从事性工作的妇女。 六、再见紫藤 1998年8月1日至8月3日，在北京宝辰饭店，依然是邱仁宗先生主持的会议，我有 幸再见紫藤，又跟严月莲住在同一客房，有更多的时间观察、了解紫藤。 在“艾滋病与买卖淫参与人员的调查结果汇报研讨会”上，严月莲代表紫藤，做了一个 专题发言。她首先从香港妓女起源与妇女贫困、劳工需求市场的角度谈起，介绍一百多年来 香港政府官员向妓女抽税，让妓女交纳“妓捐”--第一次正面承认个人性工作的合法性，到 颁布《牌照法则》公娼私娼分流，到把妓女迁移划地经营盛况空前；谈到1932年因为美国 妇女运动反娼施压而导致禁娼，1935年6月30日关闭所有妓寨。结果是，半个世纪来，妓 女行业从未间断，妓女遭受盘剥，收入更少，和工作危险性更大。 因为禁娼并没有杜绝妓女，相反，创造了大量中间剥削者，增加了任何人都可以歧视践 踏妓女的权力。这样，势必增大了关注性服务工作者的妇女小组工作的难度。 一面是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妇女队伍庞大，事实的存在决定了关注这个群体妇女健康的必 要与重要。严月莲告诉我们： 70年代中期，一个宗教组织曾进行一次有关香港娼妓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估计香港 有1万8千名妇女从事性服务工作。80年代中期一份非官方统计，1984年从事性服务工作 的妇女起初有4万人，直到目前为止，有关人士估计起码有20万，这庞大的群体多来自几 方面： 1、年轻的少女。大部分因中途辍学，闲在家中无所事事，联群结队四处游荡，结交损友， 有部份遭受同辈强奸或诱奸后，感到羞惭，觉得自己是不洁之身，而社会上对她们也排斥， 家人亦不接纳，因此她们便会放弃自己。 亦有部份少女真正在娱乐场所工作，例如收银、侍应，但其他人会觉得凡在娱乐场所工 作都不正当，给她们加上标签，这是促使她们入行的原因。 2、贫穷。由8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萎缩，商家纷纷到海外投资，而最近又碰上亚洲区的金融 风暴，更令本地工人失业情况恶化，许多女性因生活困难，转而从事这行业。 3、香港是个国际化的自由贸易市场，不单资讯四通八达，流动人口亦多，旅客来自世界各 地，因此吸引不少其他国家的妓女来港工作。她们大多来自东南亚，远至欧美，近年却有不 少来自前苏联及东欧；她们多取旅游护照入境，在港非法工作，但收费较高。 4、来自大陆的少女，她们有买假证件来的，有持旅游证件的，到港后往不同的娱乐场所工 作，因语言的关系，更容易被中间人剥削。 另一方面，法律的虚伪，社会的标签，公众的偏见，盘剥人的欺榨，似一道道绳索镣铐， 捆绑束缚性服务工作者的身心，加深她们自下而上的困难处境。 严月莲十分清醒而又深刻地剖析这些问题的实质： 香港现有一条莫名其妙的法例；“引诱他人作不道德行为”。条例是谁人开口“引诱他人” 就犯法，从事妓女本身不违法。但不能开口说“你寂寞吗？你需要小姐吗”等言语，问题是 谁能证明谁先开口。警察跟嫖客往往联手指控妓女，她们又不能找到证人，就算找到法官也 不会相信。因此执法者有无上权威，只要基于怀疑，他也可以作出拘捕，有时候甚而是每天 被抓一次。这条例虽然是包括嫖客，但是99.9%只有妓女被抓，有时候执法者还会使用暴力。 妓女全无能力保护自己，要罚钱或坐牢，取决于法官对妓女有没有偏见。在法律面前，妓女 是绝对没有基本的权利。 1986年有一宗个案，一名妓女被强奸，告上法院。当时法官宣称受害人是妓女，没有 被强奸的可能，因此判被告无罪。这些个案虽不至每天出现，但也常常发生。此外，像妓女 被嫖客打劫，或者事后不付钱的事经常出现，但投诉无门，执法者不会处理。法律面前谈何 人人平等？维持公义到底什么意思？法律没有明确说卖淫是违法，却又给予执法者极大的权 力，那妓女可以怎么办呢？这样她们只能寻求另类的保护！假若社会不归还性工作者平等的 身份，她们都不能有基本的权利。 一般人都认为卖淫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妓女是一些贪慕虚荣、不务正业的流莺，所以， 警察的扫黄行动是合理的，并且是应该积极地推行。更有一条罪名戴在妓女头上。因为她们 破坏社会的道德，传播性病。但到底谁传染传染谁？大部份的男性都不愿用安全套，我们曾 经接过一个案件，一名妓女的咽喉感染梅毒，这是工作期间感染的，那谁是受害者？假若出 卖身体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那利用她们的人就更不道德！ 严月莲回顾了她自己和一些姐妹探究、观察、关注这个女性群体的过程，谈这个过程中 逐渐廓清迷雾的成长，以及现在更清楚知道能为这个女性群体做些什么。 “整整五年，我对街边接客的性工作者进行观察。每周有一个晚上，我自己就站在街边， 跟她们站在一起。从她们一开始觉得我怪怪的，不离我，到后来我跟她们聊天，她们主动跟 我说话、说她们为难的事情，到我帮助她们解决问题，甚至上警察局。 “我自己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兄弟姐妹多，穷到没有饭吃。我不相信这个行业里的女孩 是为名、为贪图享乐、为物质满足才干的。我接触的80%的性工作者，是因为穷、因为妇女 没有资源，还要养家，甚至被丈夫虐待。 “在我了解的小姐中，最高接客量是一天30个客人，每次只是250到350元，老板要 拿掉三分之二，小姐只能拿到三分之一，因为她的假旅行证花了4000元，自己没有香港的 合法身份，在冒险拼命干，想尽快把钱赚回来。如果不幸被警察抓到，小姐坐牢，最多18 个月。有人说，‘被抓有什么关系？’被抓不但挣不了钱，还要交2000～3000元罚款。债越 来越多，越来越逼着你做！ “我接触的性工作者，还有大陆农村出来的四、五十岁妇女，留着文革的短发式。她们 卖给的对象，是老人，‘五保户’。有的讨价还价，仅仅只要一个‘盒子饭’！ “还有一个十分不幸的女性，替丈夫还债去做妓女，还清债务却被丈夫抛弃。抛弃的理 由因为，你做过妓女，不要你这样还不算，连三个前妻的和他们自己的一共五个小孩，全扔 给这个女性。这个女性想转行就业，结果上班第一天就碰到熟客。生活所迫，这个女性永远 被逼到边缘群体中，踏上不归路！ “为什么卖脸的抬头，卖性器的低头？为什么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说，‘以前做 过……’，唯独这个行业不能说，一进去，出不来？所有的小姐都认为没面子，没回头路， 尽管她们很多人跟我说‘不愿做’，‘跟不认识的人买卖，没有好感受’！ “谁来关心她们？那些有钱的‘发财立品’的人，仁义道德挂在嘴尖，却只把妓女看作 万恶之源、性病艾滋病的传染源。是这样吗？ “从事性服务工作，是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高危工作，风险大，与性病、艾滋病有关系， 这是真的。但是，没有必然关系，因果关系。 “我亲自处理过一个小姐看医生的全过程。她才十四岁，告诉我咽喉发火、很痛。去看 医生，开了药消炎，可是三天过去了，女孩说还是疼。这时候她口里有股臭味儿，我又带她 看医生，化验结果，是女孩的喉头得了梅毒！半年疗程，花钱治疗，不能回家！嫖客为了安 全，要求女孩用口刺激，用口来承接排泄，致使女孩被传染性病！ “很多这个行业的女性，没有避孕套保护自己的概念，有的即便懂，也没有讨价还价的 能力！ “当嫖客对性工作者说：‘我多给你一百元钱，你还用避孕套吗？’我想，性工作者都 难以坚持安全性行为的保护措施的，她们的健康成了大问题。 “我曾经去体验作为一个病人，到性病、艾滋病检查的地方去，请求血液筛查。我被关 在一个小房间，两个小时内不断有人来问我，还要登记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这样设置的 一道道关卡，一遍遍地盘问，妓女有病也不愿来，不敢来，永远不会来！ “尤其是我到警察局去帮助小姐，被赶出来，小姐被抓进局子，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说 话。局子里早就有一套模本，让小姐签字。小姐不签，被警察用大头鞋踢桌子，桌子再把小 姐撞到墙上，而小姐身体表面看不到伤。当帮助被打的小姐投诉，我才发现义务当值的律师 服务所，内部有文件规定不帮两种人提供法律服务，一是吸毒者，一是妓女。 “1996年紫藤成立，我们把自己定为一个争取妓女权益的团体，承认性工作是工作， 妇女绝对有权使用自己身体，不可以因职业的取向，而剥削她们应有的权利。我们想协助她 们建立自己的群体，争取合理的保障。 目前我们提供法律及健康咨询服务，透过外展的工作，把资讯传送给她们；亦开办一些 在职培训班，例如方言、法律、性病等课程。另外也进行一项法庭调查、探讨司法及执法方 面的问题。公众教育方面，我们曾举办座谈会，邀请不同的人士及团体对话，希望引起公众 关注；而我们亦计划出版香港妓女史及妓女权益的刊物。” 这就是紫藤！默默无闻地生长着，攀援着，以其所具有的韧劲儿、耐受力，执着的生命 力，蓬勃着！我相信，所有在座的从事性病、艾滋病预防、妇女研究的专家学者医务工作者 们，无不为紫藤所做到的、努力在做的感到震惊。 七、女权主义视角 当天晚上，广东番禺理工学院的刘燕萍女士到我和严月莲住的房里串门，她直言不讳地 单刀直入： “月莲大姐，我特别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关注研究这个女性的边缘群体？太危险了！而 且，花费很大精力时间，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您说呢？” 我在一边笑着打岔： “嗬，燕萍，瞧你端那个架式，真跟记者采访似的，上来就问动机。” 月莲笑咪咪地说： “没什么关系啦。已经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妓女恐怖化’，是社会和媒体制造出 来的假象，似乎妓女与黑社会、打手、毒品、艾滋病是同一个词，是人间地狱，‘你怎么可 能去’？ “其实，她们跟我们一样，是人，是女人，只不过她们选择的工作跟我们不一样而已。 “我最记得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幕，现在就活生生的在我眼前……” 月莲的脸色凝重起来，声音低沉而缓慢。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夜，黑沉沉的，风刺骨扎人。昏暗的路灯下，三三两两的 人匆匆而过，站在街边候客的性服务工作者们冻得瑟瑟发抖，来回徘徊，难以驻足。我突然 发现有火光，好象还蹲着人，就走了过去。 “两个年轻姑娘在蹲着烧纸钱、烧元宝、烧护身符，嘴里念叨着。我问她们怎么了？一 个姑娘抬起头，泪花在眼中闪烁： “‘大姐，我们的小姐妹死了，她超生超脱了，不再受罪了！’ 另一个姑娘泣不成声，拨拉着那堆燃烧着的财宝，说： ‘她受穷受罪，没有钱花，也没有人会给她。我们给她烧些钱纸，让她到另一个世界不 受穷，不再千人踩万人踏……’ “正巧，一阵旋风刮来，纸灰随风卷起飞升，好似一双手在抓这些钱往怀里塞，好象一 双泪眼糊糊的脸在晃动。她的嘴在动，但是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我的心被揪起来了，泪水 哗哗地往下流。 “两个姑娘仰着头，看着随风扬起飘散的纸钱，她们在为小姐妹祈祷。一个姑娘长叹着 气对我说： ‘姐姐，她走了，我俩给她烧钱送行。以后我们死了，不知道谁给我们烧些纸钱？真不 如早死早超生了！’” 月莲的眼圈红了，我已经泪流满面，燕萍也难过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冷场，无语，心绪却似滔滔长江水，疯狂地冲毁以往我们深信不移的“妓女发财神话”。 还用月莲再解释她为什么能如此执着地关注这个边缘女性群体的原因吗？故事本身说明 了一切。月莲匆匆忙忙而来，匆匆忙忙地走。就连临行前的半天，都没有放过交流分享工作 经验的机会，硬让我盯着了中国协和医科大的廖苏苏博士，安排上她俩的会面。 这两个女性，分别在大陆和香港关注研究着同一个女性群体，都是女界最前卫走在这个 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她们都从女性的立场、社会性别意识的眼光走近这个群体，扎扎实实沉 下去做工作。不同的只是廖苏苏以医生身份进入，通过社区建立的一个妇女健康中心对小姐 们开展预防疾病的健康教育，摸索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她俩曾经香港--北京之间通电话 长谈却不曾谋面。地域的远距离，各自工作时间繁忙的关系，直到这次月莲到京都开会，苏 苏赶巧在月莲走前的头晚飞回北京，俩人总算有了见面的可能。 1998年8月8日，周六上午。苏苏是在睡眼惺忪的状态下被我的电话铃声搅活醒的。 原本她想好好睡个懒觉，歇歇乏，而后洗衣服 搞卫生，再带孩子去买点什么的，听我解释 说月莲今天下午两点飞回香港，二话不说，爽快答应了。月莲呢，听到确认消息，退房收拾 衣物，拉着行李箱就上中国人大性学研究所性学信息中心来了。我呢，自然有幸在场充任秘 书，记录下这些珍贵的文学（苏苏、月莲对话分别用其姓廖、严简称）。 廖：我在海南某一个小镇建立的妇女健康中心，是个做健康教育的培训基地。用医生的 身份，从关心这些小姐的身体健康来开展工作，当地人能接受，小姐们也能接受。 一开始，人家确实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时间一长，看我们只是看病，帮助她们， 讲有关防病知识，慢慢就相信我们了，有的小姐白天没什么事干，还愿意往中心跑。 我们前后在那儿整整是半年多，七个月哟。大暑天来回跑，晒得够呛。中心主要是依靠 当地的大夫，都是女性。什么事儿都是大家一块儿商量，有的事我们看着着急、焦虑又没什 么解决办法，大家都眼瞪瞪看我，我也得硬着头皮撑着。总不能我自己带头往后缩呀，特别 累！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那种压力。 严：我体会干这一行就是要有耐性，慢慢来，急不得。我不象搞课题要有个时间限制什 么的，我就是能陪得起时间。你们办的健康中心，发现小姐哪些有关健康的问题？ 廖：小姐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实在不好。她们很多恐惧，例如对性病、对生育能力、对未 来嫁人，有的小姐说：“活就活得好，死就死得痛快。”她们都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自己是干 这个的”，甚至不敢提“服务员”这个词，因为家里人一听“服务员”就知道是干什么的，“我 会被打死”…… 身体健康方面，不管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女性也好，汉族的女性也罢，她们看重的仅仅是 生育能力，因为如果生不出孩子，不会有老公要，将来的婚姻就很难维持。为了保护生育能 力，她们经常相互传授，自以为是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其实反而有害健康。比如她们最常用 的办法，一是冲洗，用“洁尔阴”或者到私营诊所冲洗，结果是破坏阴道正常的酸碱度，减 弱自体分秘物的保护、防疫能力，甚至感染上行，造成不育。第二是坐盆，极其不卫生的条 件下，洗脸、洗脚、洗屁股都用同一个盆。第三是打针，注射抗生素。这种抗药耐药性的后 果却不得而知。 我认识的一个妈味就是做这个行业出身，大女儿做到婚嫁年龄转行，可是婚后两三年没 有生育，小女儿也在这个行业里干，母女共同经营路边店。 严：香港性服务工作者也存在这个问题。医生赚钱，冲洗一次700～1000港币，让小姐 服“抗生素”，都破坏本身的免疫抗病能力。庙街性服务工作者一般年纪偏大，地位低，没 有钱。她们就用中药煮水，坐盆来防治性病。我们派发给她们“健康手册”，“热线卡”，上 面不仅有紫藤24小时都开通的热线电话，还配有一个“工作用具”，告诉性服务工作者自我 保护的方法。我们还联系了社区一些私人诊所，一些私人医生愿意义务医治性服务工作者， 只凭“热线卡”就可以。 廖：培训私人医生这一点，我们也做了。我希望我们撤走以后，小姐们还是能得到比较 好的服务。我们在妇女健康中心还组织小姐们练健美操，请幼儿院老师教，妈咪领着小姐们 来。有段时间很热闹的，我们这样做，是吸引小姐们来，从避孕、防病、保护生育能力角度 跟小姐们讲知识。她们愿意来，知道我们真心为她们好。可是有的妈咪干涉，怕小姐知道太 多，害怕得病不干了。 有个小姐跟我们挺熟的，有段时间不来了。我们碰到她，问她，她说人家老问她总往中 心跑，是不是有病。吓得她不敢来了。 小姐们怕得病，还怕别人怀疑自己有病，妈咪老板也希望小姐不得病。但是又不能采取 措施防病，坚持每次用避孕套的只有13%的人，而17%的小姐曾怀过孕，13%的人做过人流， 还有10%～11%之间的人得过性病，有的小姐因为坚持让客人戴套，被老板娘骂。 严：香港还有个问题，不是顾客对性服务工作者用不用套，而是丈夫回家对妻子不用套， 这是很糟糕的。 廖：小姐里面也存在，对客人要求用，对“男朋友”不用。她相信“男朋友只跟我一个”； 还有跟当地已有家室的男人做朋友的，说“男朋友”“只跟他老婆和我，不跟别人”，所以不 用套。 严：要想改变女人们这种自以为是的“相信”，改变这种传统文化模式中的行为，必须 建立性健康文化，从根本上挑战。 我发现，不管主流还是边缘的所有女人，二、三十岁女性同享“白马王子梦”，真是一 辈子寻找归宿感。我考虑从根本上阻断，不让更多年青女孩进入这个行业，就从香港六年级 女学生调查。结果，“白马王子梦”惊人的存在于女孩的生活中。一旦梦破灭，被伤害，女 孩子很容易所谓“破罐子破摔”。所以，对女孩子的教育、青春期性健康文化的建设很重要。 廖：我还特别讨厌媒体里的一些宣传。把妓女描绘得美貌绝代，把所有女人的优点都集 中在她们身上，象杜十娘，小凤仙。其实都是男人造出来的，理想化的。还有现代干这一行 的女孩，收入有多么高，尽虚夸，制造出一些假象，诱使一些穷怕了、想挣钱的农村女孩往 里跳。其实她们的风险、危险，所遭受的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处境，都没有真实客观地报道。 我们一块儿工作的一位妇科大夫，以前对这些小姐也很反感。到妇女健康中心工作后， 才慢慢了解她们。有一次，这位妇科大夫为小姐难过得痛哭，她担心小姐将来的出路在哪儿。 严：是啊，这也正是我这些年来关注性服务工作者过程中内心的挣扎。只有承认性工作 是一种工作，妇女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才有可能反省建设性健康主流文化，让女性相对应 改变行为、改善自下而上的境遇。 ………… 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月莲要上机场，苏苏该回家，午饭都不可能一块儿坐 下来吃，又匆匆告别分手了。 我目送着两位瘦弱柔美却又刚直不阿的姐妹远去。她们的身影，与执着顽强攀援前行的 藤萝叠印在一起。 那跳跃在藤萝上紫色的美丽精灵，那无言显示厚韧无比、坚忍不拔的粗糙麻皮，那永远 蓬勃着生命张力与活力的紫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