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国在十字路口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俗称）也许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全球流行病。过去的瘟疫，不管是欧洲的“黑死病”，还是亚洲的“虎列拉”，毕竟是地域性的。有些传染病，如天花或结核病，虽然罹及各大洲，但只是此起彼伏地发生。古今中外，没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那样，在短短几年间，席卷全球，冲破国界和洲界，冲决一切民族、种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的藩篱，留下一片恐惧、恐慌、痛苦、悲哀和死亡。在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发的一些农村，真是重现了“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艾滋病对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艾滋病是一种特别严重的性传播疾病。艾滋病像其他性传播疾病一样，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染和传播。虽然在地球上有些地区或包括中国在内的有些国家在开始时或目前暂时通过非性传播的病例数仍是主要的，但它们现在已经转为以性传播为主，或者像中国一样，新发现的病例主要是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且不说在许多地区或国家，如非洲、南亚和东南亚，早就是以性传播为主了。有理由预测，在21世纪，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蔓延将越来越以性传播为主。虽然我们的先哲早就提出了“食色性也”的著名论点，但两千多年来，我们对性的认识，如果不说倒退的话，又比这些先哲优越多少呢？要迎接艾滋病对人类的挑战，要想赢得这场战胜艾滋病的殊死战斗，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与性有关的问题。而要达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首先要对性进行谈论和讨论。虽然目前在形形式式的报章杂志上谈论性的文章不算少，而且成为一种时髦，甚至被人当作中国式的“性革命”的标志。可是真正严肃而有一定深度的探讨又有多少呢？且不说一些文章充斥着陈旧、混乱、偏执、误导的信息。

要战胜艾滋病，当然需要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努力。但仅仅拥有高超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是不够的。艾滋病具有突出的生物心理社会性质。尤其关键的是需要一项有效的而且合乎伦理的政策。一个政策可以通过经验或直觉提出，但经验是过去工作的概括，战胜以往烈性传染病的经验不能全部适用于控制艾滋病。依赖经验或直觉（“怕脑袋”）提出的政策需要伦理学的辩护，才能是合乎理性的。而非理性的政策将使千百万人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决策者的道德责任问题。而政策的理性辩护，需要伦理学。哲学是对知识和行动的理性探究。当前哲学发展的趋势是逐渐将侧重点从对知识的理性探究转向对行动的理性探究。任何一家的伦理学都是建构一个理想世界，希望人们能按一定的规范行动以促进这理想世界的实现。伦理学是行动、政策的基础。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种种的人的价值，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伦理学将决定在决策中何种价值被置于优先地位，它们的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将如何排列。伦理学被称为当代的第一哲学。

艾滋病目前是不可治愈的、致死的疾病。但艾滋病病毒感染在原则上是可以预防的。中国目前似乎尚处于艾滋病病毒感染低发阶段，但促成大规模蔓延的因素正在酝酿之中。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艾滋病高发国？能不能防止中国成为一个艾滋病高发国？目前可以说是，机会和危机并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有效而合乎伦理的预防控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政策，我们就有可能利用目前千载难逢的时机，防止中国成为一个艾滋病高发国。如果我们坚持一些过时的、陈旧的、错误的观念，坚持一种既无效又经不起伦理学辩护的政策，那么我们就会贻误时机，中国成为艾滋病高发国的前景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到了那时，坚持错误决策的人，就将承担历史的责任。

中国在十字路口。

本书涉及的面比较宽广，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不借用已有的成果来撰写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书作者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均用方括号标明，并在此特致感谢。

作者 邱仁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96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