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成为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的“高发国”吗？

如果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将成为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的“重灾区”，那么中国会成为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发国”吗[张圣芬 1994（3）]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对我国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较低，持怎样的看法。如果像有些政府官员认为的那样“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比较低，是与中国开展一系列防治工作密切相关”[1993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或认为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较低是由于我们的一系列防治工作所致，那么只要坚持我们目前的“一系列防治工作”，我国就不可能成为“高发国”。另一种看法是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低，是一个欺骗人的指标”，“只能错误引导人们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最终只能贻误防治的时机。[墨森 1994；UNDP:AIDS and Asia] 虽然我国已有500万人经过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检查，但比起12亿人口来，仍是一个很小的样本。目前谁也不知道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确切人数。也许这已查出的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数不过是“冰山之颠”，也有可能正处于“高发”的酝酿阶段。因为在几年前，泰国和印度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也不高，谁也不认为这两个国家会成为“高发国”。我们的防治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在艾滋病防治和健康教育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绝不能说这个成绩或我们已经获得的经验足以使我们能够控制艾滋病病毒的蔓延。当然，目前我们并没有充分理由说，艾滋病病毒感染在中国大流行已不可避免。但目前更没有充分理由说，凭着我们目前的防治措施，或凭着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艾滋病病毒感染在中国的低发率是有保障的。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也许会发现这种乐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较大流行的危险因素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甚至可以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较大流行的“温床”业已在中国形成。

⒈经济模式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日益增加的流动人口。经济模式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供销人员、司机、商人以及其他服务业人员，他们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和发财。改革和发展也吸引大批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工作，试图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地位。据不完全估计，这种流动人口在全国已达6-8,000万人。这些人一旦走出他们稳定的家庭结构，道德规范的约束力较强的文化圈，就有可能出现性伴的多元化，以及其他非规范行为。

⒉有利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种种不安全行为难以遏制，日益增多。静脉注射毒品者的人数至少已有许多万。他们之中许多人共用针头、注射器，他们再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他们的性伴。仅由公安局抓获的妓女1990年为13.7万人，1992年为24万人，1993年为24.7万人，而实际人数至少为这个数目的好多倍。通过商业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可能会成为中国艾滋病／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的主要因素。中国同性恋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5％，其中不少人是多性伴和肛交、口交者。据郑锡文等1992年3月在云南德宏州瑞丽市、陇川县和潞西县对860名吸毒者及82例配偶进行调查，860名中静脉吸毒者285例，占33、1％，采集到血样的282例静脉吸毒者中阳性率为49％，其中瑞丽市最高，达81.8％。在82例配偶中采集到血样62例，其中6例阳性感染率为9.8％，而前两年为3.1％。[郑锡文等1993]

⒊促进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性病已遍布全国，性病患者逐年增加。性病使生殖器官发生炎症或损伤，为艾滋病病毒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自1985年以来，全国报告的性病人数每年以300％的速度递增。现在全国累计性病人数已经超过100万，分布在全国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84年全国报告病例2,162例，发病率为0.2／10万，1989年为139,724例，为1984年的64.63倍，发病率升至12.80／10万。经济发达地区发病率最高：广州市1990年为194.21／10万，深圳市1988年为283.78／10万，1989年为382.06／10万，杭州和大连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93.09％和146.70％。1992年全国报告759,989例。[徐文严 1993] 1994年患性传播疾病的青年人数比上一年增加83％，总患病人数比上年增加22％，到300,466。疱疹增加270％，梅毒增加120％。(HIV/AIDS Legal Link, 6(1995)3,p.28) 据曾光等人预测，我国进入21世纪，性病将成为主要的传染病病种，性病男女性别比将从2:1上升到1:1。[曾光等 1995]

⒋存在着医源性感染的危险性。根据我国调查表明，目前农村0－2岁儿童每年平均接受注射等针刺（90％为注射，余为针灸、输液）38.6次，乡村医生一般只做到换针头而不换针管，忙时就连续使用。因此，我国儿童（主要是农村）每年接受不安全注射的次数以亿次计。这是使我国成为乙肝大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艾滋病病毒可以经与乙肝同样的途径传播。不仅如此，我国还通过不安全的注射、采血、还输血球等侵入性操作造成丙肝在供血者中的广泛流行。1990－1991年对河北省7个市县血站836名供血人员的调查，感染率平均为31.74％（264／836），最严重的平山县血站达82％（82／100），衡水市血站竟达91.94％（171／186）。这种医源性传播实际上是不安全注射和被污染输血的协同作用的结果，它预示着我国供血状况的混乱和艾滋病病毒如丙肝一样可能通过这一方式传播。在艾滋病非流行区一旦通过被污染的输血或血液制品造成大量艾滋病病毒感染后，不安全的注射可以造成“二次性”传播。[訾维廉 1995] 目前卫生部虽早已有规定，但我国尚未能对所有供血者进行普遍的义务的艾滋病病毒检查。最近上海发现一例供血者艾滋病病毒阳性，他已感染４年。全国各地医院还没有足够的消毒设备做到一人一针管、一针头。

⒌性观念的变化。几十年培养起来的单一价值观念和传统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自我约束力大为减弱。人们的性观念也逐步从工具性性文化（即认为性仅是生育的工具）转向自然性性文化（即认为性具有独立的价值）。据上海50所大学的调查，在大学期间有性行为的男生占18％，女生占17％。北方某大城市曾在出租车司机中调查，其中42％的司机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的性伴。有的地方调查，有3.4％的旅馆服务员和13.6％的出租车司机有多性伴。另据上海中国性学研究中心调查，我国大学生中有70％的人认为“只要双方同意，有婚前性行为也是正常的”。在城乡居民中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合理的，男性为34％，女性为16％。另据上海50所高校高年级学生性接触史的调查，男女生分别达18％和17％，有婚前性经验。对8,000对来民政部门结婚登记的未婚青年调查，有婚前同居史者达21％。个别地区青年中有婚前性经验的女性达60％，男性达70％。在中国性文明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中承认有婚外性行为者占调查总数的6％。然而认为如果婚姻没有感情或出现裂痕后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是合理的比例者相当高，城市为53％，农村为42、9％。[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等 1995] 这种性观念的变化也许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难以避免，但这种变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性病和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⒍已经开放的大门不能再关上。自从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加强，与邻近地区和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与国外先进的技术、精美的商品输入的同时，也传来了毒品和疾病。第一例静脉吸毒者是在国外吸的毒，第一例艾滋病病人是外国来的。尤其是国际贩毒组织企图在中国开辟走私毒品新途径，为我们禁毒和预防艾滋病的工作造成困难。由于国际和地区间人员来往日益增多，尤其是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发国泰国和印度都是我们的近邻，增加了艾滋病病毒跨国传播的机会。事实上，我们已有一些从非洲、泰国回国的人员，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广东经济特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富裕起来的公民越来越多的人去邻近东南亚国家办事或旅游，他们之中有些人带着血清学阳性回来。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00年亚洲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增加4倍，达到1,000万，占全球的25－30％。印度孟买妓女的血清阳性率已从1984年的2％上升到1992年的54％，献血员为5％，曼尼普尔的静脉吸毒者从1989年的2％上升到1990年的55％。泰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已扩大到一般人群，21岁新兵感染率已达3.5％，清莱接近20％。产前门诊妇女阳性率为8％，男性性病病人1为6％，妓女高达16－72％。缅甸仰光静脉吸毒者1992年阳性率达50％。越南胡志明市静脉吸毒者阳性率从1992年底的2％上升到1993年第三季度的30％。柬埔寨仅在一年时间内献血员阳性率上升了一倍。[孙新华 1995]

案例2：

Ｌ，女性，22岁，1989年高考落榜后，离家到边境某县打工，收入微薄，1990年遇见

同学甲，见其生活富裕，出手大方，十分羡慕。不久，甲介绍她给港商张某做情妇，同时结识了尼泊尔商乙和巴基斯坦商丙。1991年张某带女到曼谷后，即将女转让给尼泊尔商和巴基斯坦商。数月后张某死于艾滋病，该女经查患有多种性病并感染艾滋病病毒。回国后，该女对男性深恶痛绝，立誓要用有病之身向男人世界加以报复。[王晶 1993]

案例3：

Ｊ，男性，31岁，1991年到边境某县出差，遇不知名某国妓女，即与其发生了一次性关系。不久，他发现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继而全身神经痛，头。面部出现少许结节，经久不退，自疑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在当地不敢求医。一年后，全身状况恶化，才向妻吐露真情。1993年1月，其妻向艾滋病热线求助，经多次咨询，夫妻俩接受做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该男不久即康复。[王晶 1995]

⒎大多数人目前不知道在艾滋病病毒面前如何自我保护。根据一些省份的调查，有一半的大学生和90％的工人和干部不知道艾滋病病毒是什么。在被调查的对象中，只有１15.6％对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在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较高的云南省瑞丽县，3个村子的农民30％没有听说过艾滋病，78-94％的当地人不知道如何预防艾滋病。个人和国家对艾滋病流行的反应有相似的模式。首先是否认艾滋病是个问题；但一旦认识到艾滋病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严重后果，就表现出恐慌、恐惧和对艾滋病病毒传染途径的无知，导致对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排斥和歧视；最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人，非感染者和社会也开始了解到艾滋病的性质和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开始正确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并开始制订有效并且合乎伦理的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规划和政策，这就处于建设性参与的第三阶段。在我国，大多数人还处于第一或第二阶段，远没有达到第三阶段。例如在北京某家医院工作的一名医生死于艾滋病后，他生前所在科室的就诊病人骤然下降。当一名艾滋病病人死后，连他的同事也被他人拒于门外。云南某农村少女，被人拐骗至泰国卖淫，经我使馆解救后，回到故乡。当地村民拒绝她进村，为她在数里外盖一茅屋，并将她所携回物品焚之一空。1990年河北省邢台市一归国人员经检测，被确定为抗体阳性，在该市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其他病人要求将此艾滋病病人赶出医院，还险些引起一些工厂停产，在市委和市政府主管领导亲自出面解决后，才得以平息。在接受调查的医务人员中，许多人表示不愿意为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医疗服务。

⒏与有效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相适应的伦理、法律气候或环境尚未形成。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教训，有效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病毒感染，必须有相应的伦理、法律气候或环境。只有在相应的伦理、法律气候或环境中，人们才能接受有关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健康教育，才能进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费感染者共同参与的第三阶段。为此目的，社会有必要在若干方面作出一些让步。这方面的问题，要在后面作进一步的讨论。〔Bloom et al. 1993; 国务院研究室 1994; 邱仁宗 1992(6); 张圣芬 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