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

在压制性条件下同性恋者受到口头侮辱、无理逮捕、殴打、暴力伤害，引致同性恋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19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城市都有一些同性恋者的住所和聚会场所－酒吧、小客栈、饭店和夜总会。英国的同性恋者运动始于废除将男同性恋刑事化的《刑法修正法》。王尔德曾说过：“我坚信我们会获得胜利……但那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废除《刑法修正法》是最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建立的同性恋组织有“人权会”（Society for Human Rights）和“玛塔辛社”(Mattachine Society，由美国共产党人Henry Hay创建)。1955年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女同性恋组织“比利蒂斯之女” （Daughter of Bilitis），名字取自20世纪同性恋者文人 Pierre Louys 的作品《Les Chansons Bilitis》。20世纪初，英国同性恋运动一开始就由性心理学家推动，如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蔼理士(Havelock Ellis)、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chfeld)等，其中不少人本人就是同性恋者。1914年7月成立英国性心理研究会，其目标之一是创造有利于改革性别制度和同性恋的气氛。20年代该研究会改名为英国性学会，一直与国外同性恋团体保持联系。另一同性恋团体为“凯罗尼亚社”，该社以凯罗尼亚(Chaeronea)命名，纪念公元前338年的凯罗尼亚战役，在该战役中由300名同性恋者组成的队伍被马其顿人歼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30万男女同性恋者在纳粹德国集中营遭杀害，纳粹在他们或她们衣服上的标记是粉红色三角形，政治地位低于政治犯和犹太人。在集中营中，同性恋者的死亡率最高，释放率最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涉及同性性行为的案件迅速上升。193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34件肛交和兽交案，1952年达670件，1954年更达1，043件。1954年英国教会发表《同性恋问题》，认为同性恋并非罪恶，此后要求修改法律的呼声更为高涨。终于政府成立沃沃尔芬登委员会，对禁止肛交的法律重新进行评价。1957年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应将私下发生的、互相同意的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70年代除了同性恋者团体、杂志外，各大政党开始成立附属同性恋者组织。1975年工党首先成立“工党同性恋者小组”，1976年保守党个共产党也成立了自己的同性恋者团体。此外，犹太教会、英国国教圣公会也建立了同性恋者组织。

当在英国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逐渐宽松时，美国却加强了压制。1950年2月，参议院麦卡锡在西维吉尼亚发表演说，他拥有一份在美国政府中潜伏205位共产党员的名单，引起舆论哗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和共产党人一样危险的性变态者（同性恋者）已在近年渗透我们的政府。”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获胜，发表10450行政命令，授权联邦政府以‘性变态’为理由撤掉或拒绝雇用任何同性恋者。1954年参议院发现麦卡锡的一个雇员是同性恋者。也有的参议员更指麦卡锡本人也是同性恋者。于是一直独身的麦卡锡突然结婚并收养一个女孩，但他的政治生命也结束了。〔周华山 1995，10－11〕

1969年美国发生石墙酒吧事件。长期以来遭到警察骚扰的同性恋者在石墙酒吧与警察进行了三个夜晚的斗争。1969年6月28日凌晨1时20分，警方突击搜查石墙酒吧。此后同性恋者每年在那一天纪念这一事件。石墙酒吧事件后4年，同性恋团体由50个激增到800个，至80年代初，数目逾千。〔周华山 1995，19－22〕

80年代由于艾滋病的传播，强化了对同性恋者的攻击。1981年有人称艾滋病为“男同性恋者癌症”（gay cancer）或“与男同性恋者相关的免疫缺乏症”(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艾滋病被认为是针对同性恋者的不道德生活的惩罚，报纸上充满了“同性恋杀手”、“同性恋瘟疫”、“同性恋威胁”等字眼。英国前报业大王兼政府委任的艾滋病基金会主席麦克斯伟(Robert Maxwell,后因公司财务问题而投海自杀)将艾滋病病人分为“有罪”和“无辜”两种。1988年在伦敦世界艾滋病首脑会议上安妮公主说：“艾滋病是一种自招的疾病”，“真正无辜的是那些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如输血）受到感染或被病人刻意报复传染的人。”1986年南斯塔福郡市政官员说，要消灭艾滋病就要把90％的同性恋者投入毒气室。1988年一项调查表明，东伯克郡的六分之一医生认为控制艾滋病的最佳办法是将男性同性性行为刑事化。然而1988年英国卫生部发表‘艾滋病宪章’(AIDS Charter)，强调艾滋病与性取向没有本质联系，呼吁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关怀、同情和受到尊严的对待和治疗。〔周华山 1995，74－9〕

19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抬头。由于艾滋病的威胁，反对同性恋的呼声也增强。保守派要求政府将所有男同性恋者隔离或递解出国。甚至有人主张给患者臀部打上烙印，避免其他人与之性交。有人称艾滋病为“上帝的愤怒”。但80年代末，两位民主党同性恋者法兰克（Barney Frank）和斯塔德（Gerry Studds）在竞选中连任。

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公开表示支持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克林顿的朋友米克斯是同性恋者，并担任克林顿加州竞选总部共同主席和竞选顾问，从同性恋者那里筹到大量捐款，并得到他们四分之三的选票。参加选举工作的同性恋组织为克林顿募捐了500万美元，并派出了1万名会员为克林顿助选。但克林顿支持同性恋者可以参军的要求没有得到军方的同意。1993年4月25日100万同性恋者参加了在华盛顿的集会，抗议克林顿延迟实施容许同性恋者入伍的政策。在同性恋者的压力下，克林顿不得不于1993年7月20日在国防大学表示，从10月1日起，实行两条有关同性恋者参军的原则：①投考美军不再被查问或要求自揭是否是同性恋者，但军方会向她或他们说明，无论何时皆严禁作出同性恋行为；②性倾向不会成为参军的障碍，除非参军者通过同性性行为或口头声明自己是同性恋者，或和同性伴结婚等方法宣示其同性恋倾向。克林顿解释说这项折衷办法是在个人权利与美军必须维持世界第一战斗力之间，保持平衡。〔周华山 1995，26－33〕

在世界上，同性恋者争取自身权利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从观念的转变到法律的修改，都需要时间。但情况在逐步改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社会各有关方面的人通力合作。“和为贵”，这是我们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