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激进女权主义 1、激进女权主义关于父权制的理论 激进女权主义的许多思想并不是过去没有人提出过，但是直到本世纪60年代，它才发展成一种系统的自我认定的理论。激进女权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建树是父权制 (patriarchy) 理论。激进女权主义坚持认为，自己独立创造了父权制理论，并宣称自己一派的理论＂完全没有父权制的痕迹＂。(Barrett, M. and Phillips, A. (ed.) 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Polity Press, 1992, 120) 米丽特 (Kate Millett) 是最早将父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的人，她在<<性政治学>>一书的第二章引入了这一概念，成为后来女权主义理论大量使用这一概念的起点。这个概念本不是什么新创造出来的概念，指的是由父亲作家长的机制。米丽特为它加入了新的含义，这样它就包含了双重含义：第一，它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它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从6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 激进女权主义非常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由女性创造的理论，又是为了女性而创造的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有：把对妇女的压迫视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其目的在于理解和结束这一统治；在所有的概念中，父权制是关键概念；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同男性利益相对立，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此外，激进女权主义还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先于使用价值；第二，在父权制体系中，交换价值是由男性来定义的。激进女权主义主张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即使是女性最私人最隐密的经验，也是由拥有特权地位的男性原则的制度和结构造就的。 激进女权主义的父权制理论并不把国家作为政治的中心议题，而认为国家只是父权制压迫的工具；它不看重经济压迫，并且认为，那种以为推翻了经济压迫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观点是错误的。女人是作为女人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性别中立的无产阶级成员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家庭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部分，其中包括在家务劳动上对女性的剥削、性剥削等。 激进女权主义向传统的权力及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指出，父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其力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力制度，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它在人们的童年就开始以社会教化的形式灌输给他们，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有些女人因此而仇视自我，否定自我，接受了自己是二等公民的看法。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将父权制称为＂父权制宗教＂，并认为全世界的各种主要宗教全都在起着使父权制合法化的作用。因此，妇女运动不仅是反教会的，而且是后基督教的精神革命。 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论证追溯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从属地位，原因是什么？在15世纪的欧洲有迫害女巫的运动；在中国有妇女裹小脚的习俗；在非洲至今还有许多妇女要受割礼 (阴部环切术)；在美国也有妇科学 (gynaecology)，其功能同上述那些习俗类似，都是为了控制女人的身体、性和生存环境。 激进女权主义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整个女性群体＂殖民化＂(colonizing) 的问题，这一理论的主要假设是：＂妇女普遍的殖民化，即普遍屈从于父权制的压迫。＂(Smith, S., and Watson, J. (ed.) De/Colonizing the Subjec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92, 19) 女性受到父权制社会制度的压迫，这是最基本的压迫机制；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种族主义，膂力主义 (able-bodiedism)，异性恋霸权主义以及阶级压迫，全都与性别的压迫有关。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创造出性别阶级 (sex-class) 这一概念。她们认为，男性是与女性极为不同的一种人，是一种富于攻击性的邪恶的人，他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统治、压迫、剥削和残害女性。 激进女权主义指出，妇女所遭受的压迫有如下五种特征：第一，从历史上看，妇女是最早受到压迫的群体。第二，妇女受压迫是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存在于一切已知的社会之中。第三，妇女所受压迫最深，这种压迫形式又最难根除，依靠消灭阶级社会之类的社会变革也不能将其除掉。第四，妇女所受压迫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 (无论质还是量的方面的) 痛苦，虽然这种痛苦由于压迫者和受害者都有性别偏见而往往未被认识到。第五，妇女所受压迫为理解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提供了概念模式。虽然不同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受压迫的基本性质的强调侧面有所不同，但她们至少在上述的前三点上意见一致。(贾格尔等：＂女权主义理论概览＂，<<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1期，第53-58页) 激进女权主义将其理论重心放在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上的控制上；它视男性群体为压迫女性的群体，要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争取女性的中心地位。这一理论的极端形式是攻击异性恋、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制造与销售。它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是通过意识形态途径，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的制售，贬低妇女的思维定式，性别主义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过实践的途径，其中包括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剥夺女性的生育权利，性暴力等。 基于上述观点，激进女权主义致力于下列工作：为被强奸妇女设立救助中心；为挨打妇女提供庇护所。她们最活跃的方面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她们为运动所制定的目标是：摧毁统治机制 (systems of power-over)，代之以赋权机制 (systems of empowerment)。 对于激进女权主义所主张的父权制这一理论，女权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人认为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压迫妇女的机制是有效的；但也有人认为它太过宽泛，太过概括；还有人认为它太受特殊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如用＂性-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 这一概念来取代它。有的批评指出：这一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释男权的起源，因此难以提供结束男权统治的策略；它建立在＂男人是敌人＂这一错误的判断之上，所以只能在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当中引起共鸣，不能吸引到广大妇女的认同；这一理论是非历史的，建立在错误的普遍适用假设之上，它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妇女、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的情况；按照这一理论的逻辑，在男人数世纪的错误统治之下，女人所扮演的只是被动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历史和未来的共同创造者。对激进女权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来自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它把男女两性的两分状态固定化了，把父权制的压迫和禁制当作一个静态的概念来看待。 哈特曼 (Heidi Hartmann) 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结合>>曾在70年代广为流传。她既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也批评了激进女权主义的阶级盲点，从男性在家庭内外控制妇女劳动力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父权制这一范畴。她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看作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两个制度，并认为，妇女解放就是要把这两种制度都消灭。(贾格尔等：＂女权主义理论概览＂，<<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1期，第53-58页) 2、激进女权主义对两性生理差异的强调 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有过一个演化的过程，其女性优越论的形成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可以被概括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她们主张消除和减少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以便消除性别歧视；在第二阶段，她们谴责男性的生理特征，主张排斥和脱离男性；在第三阶段，她们转而赞美女性的生理特征，主张女性的生理优越和道德优越。 在6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阶级，并称现行的社会体制是性阶级体制 (sex class system)；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色的分工。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甚至将女性的低下地位归咎于生理结构，认为妇女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创造，这一生理结构导致妇女以为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事情，诸如生育、带孩子、性交等；既然并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才受压迫，而是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可能发生压迫妇女的现象，那么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就不是由阶级原因，而是由生理原因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妇女的生育；只有通过诸如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妇女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妇女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要两性的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妇女的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她们认为，要想铲除这一性阶级体制，必须首先铲除其生理基础；只有想办法消除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性的辩证法>>被誉为对妇女受压迫进行系统分析并解释其根源的最早尝试之一。她在这部著作中表达的一种观点十分引人注目：通常，女权主义者总是否定妇女的依从地位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可费尔斯通却认为，妇女依从地位的根源在于人类生物学的某些永存的事实，那就是：婴儿的成熟期很长，这便决定了婴儿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于成人，特别是要依赖母奶才能生存；与此同时，生育使妇女的体质变弱，使她们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这一逻辑推衍下去，费尔斯通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妇女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这一革命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人奶，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妇女对男人的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妇女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贾格尔等：＂女权主义理论概览＂，<<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1期，第53-58页) 人类学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非洲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狩猎民族中，造成男性统治的原因不能仅仅用与外界的阶级社会接触来解释，而要由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及致使女性地位低下的生理原因来解释。除了前述费尔斯通的解释，即父权制产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的后代对母亲的依附，以及母亲依附于在她生产和哺乳时供养她的男人这一基本事实之外，更普遍的一种看法是，男性统治既非来自男性的好战，也不是由于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于男性的狩猎活动。由于妇女要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猎，男人就利用她的无能为力而控制了肉类的交换。随着肉类在不同狩猎集团饮食中处于日渐重要的地位，就逐渐形成了男性的统治。 在7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地位低下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从而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把男人当作敌人。一种典型的激进女权主义言论是这样的：有人说，妇女运动是有始以来第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而我们认为敌人就是社会和男人。(Pearsall, M. Women and Values, Readings in Recent Feminist Philosoph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137) 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有一位老年妇女发言说，记得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在妇女的集会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位妇女高声问与会妇女：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齐声回答：男人！ 不仅是激进女权主义这样看，就连萨特都认为妇女运动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他曾说过：＂迄今为止，阶级斗争是由一部分男人针对另一部分男人而展开的。它本质上是男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与权力或经济相联系的关系。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却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妇女斗争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引伸出来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妇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而每一个妇女只要通过加入这场运动，使它成为规模更大的斗争，她们就能从中获得益处。＂(转引自波伏瓦，牧原编：<<给女人讨个说法>>，华龄出版社，1995年，第80-83页) 激进女权主义也承认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妇女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但她们认为，女人主要的敌人是男人而不是体制。根据她们的考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文化中即有厌女症的表现，而这一文化正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发祥地。在所有已知社会中，性别关系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关系；这一权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统治女性；性别统治是那么普遍，那么无所不在，又是那么彻底，以致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被广大的人群视而不见；它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最为普及、渗透力最强的意识形态，它为权力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 在否定男性本质之后，激进女权主义进而肯定女性的本质。此时她们认为，即使男女两性差别的生理基础真的被铲除了，还是不能保证女性就一定能够获得解放。因此，她们不再主张铲除两性的生理差别，而是去赞美女性的特征，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 激进女权主义不像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那样认为女人同男人一样是由于她们分享了那些男性的能力，而是赞美女性气质中的独特之处，她们认为，这些特征不仅不应当被否定，而且应当大力肯定，并认为男人也应当接受和培养这些女性特征，例如被动性，乐于照料别人的抚育性，富于感情，对他人的依赖等。她们为此列举的原因如下：被动性可以避免人与人的暴力冲突；抚育性可以使人乐于去照料儿童、穷人和受伤害的人；对男性理性的崇拜会毁掉这个星球，反之，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觉则可以避开对生命毫无感觉的理性；依赖性对于地球的幸存也是绝对必需的，男女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绝对重要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应当得到重新评价。 激进女权主义者进一步提出，她们对与男人平等不感兴趣，假如平等意味着同男性压迫者相同的话。因此她们反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一些抹煞男女差别的主张诸如妇女参军等，而是主张男女都不应该参军，因为军队是父权制夸大男性、压迫女性、毁灭人类和地球上的生命的机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吉尔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角度提出过女高男低的观点。她认为，性别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力量，并将女性特质与人类进步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她指出，女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狩猎者、思想者、教育者、行政人员和管理者、立法者，她们具有关怀、爱、保护这一类的特征，这些品质来源于母性，是从母亲角色培养出来的；而男人就没有这些品性，所以他们必须从女人那里学习这些品性。男人的基本特征是暴力、对立、斗争、相互践踏。一个以男性的自私、竞争和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必将被一个以女性的集体主义及为所有人的利益的协调合作的社会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所取代。虽然有史家因此把她归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但我认为她的思想更接近后来出现的激进女权主义。 被批评为本质主义者的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伊丽加莱提出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变成女人＂的问题，呼吁母性的回归。拉康 (Lacan) 把性差异理论建立在男性性行为的基础上，伊丽加莱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女性性行为的基础之上。伊丽加莱提出如何创造女性美的问题，她的答案是：作为一个女人，最要紧的是应当承认：我是这些女人中的一员；作为女人，我为子女赋予了性别；作为女人，我们被限制在一些不适合于我们的形式当中，我们应当打破这些形式，重新发现自己的性质；男人文化剥夺了我们形象的表达，限制了女性和母性的天才。 伊丽加莱对妇女解放的思考已经超越了男女平等这一简单要求。她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去要求平等是对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的错误表达。妇女之所以受剥削，是因为性差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通过性差异这一途径。她批评某些女权主义者为了寻求男女平等，主张女人的中性化 (be neutralized)。她认为，中性化是身分的丧失；而且这种中性化如果有可能普遍实行的话，将意味着人类的灭亡。人类之所以分为两种性别，就是为了保证其生殖繁衍，希望摆脱性的差别，是在召唤一种＂种族灭绝＂(genocide)，比历史上已有的任何毁灭形式都更激进。她指出，重要的是去定义男女两性各自的价值；社会正义应当赋予或说还给女性特征以文化价值。 她认为，我们的文明缺乏两种尊敬，表现为两种不公正：第一种是赋予别人生命的女人被排除在男人的秩序之外；第二种是女孩得不到与男孩相同的地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只作为一个能生育的自然肉体而存在。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父权制的男性生殖器崇拜 (phallocratic) 秩序呢？她提出了如下主张：要恢复对生命和抚育行为的尊重；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树立母女关系形象；母女关系中要建立可以互换的主体地位；母亲要为子女灌输性的不分等级的思想；要强调女性生活空间的重要性——那种在生育和满足男性欲望之外的空间。 她认为，女性倾向于和平、干净的环境及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产品的生产，这才是人性的选择；她列举的应当受到尊重的妇女价值和妇女应当争取的权利包括：财产和姓氏的母女传递；姐妹的特权；妇女在宗教中占据重要地位；尊重各种地方文化的空间与神祉；尊重自然食品如水果和谷类；尊重生命的周期，日月的循环与季节的流变；以爱与和平为基础的更高的道德水准；建立一个囊括所有人类在内的大社区；在缔结盟约和解决冲突时强调女性价值；在与艺术有关的象征体系中强调女性价值等等。(Irigaray, I. Je, tu, nous, Toward a Culture of Differ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lison Martin,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93, 11-91, 107-129) 但是有批评者认为，她过高地估计了性别的重要性，把女性文化完全建立在生理差异的基础上了。 弗洛伊德的＂阳具羡慕＂假说受到激进女权主义最激烈的抨击。弗洛伊德曾说过：＂从许多女性心理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她们早年曾有一段时间特别羡慕其兄弟们有一个阳具，并为自己缺少这样一个器官而沮丧 (其实并不真的缺少，只是比较小一些)。觉得自己是因为受了某种虐待才导致了这种残缺不全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种'阳具羡慕'看作'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在这种羡慕中包含了一种'希望成为雄性'的含义……。＂(弗洛伊德，牧原编：<<给女人讨个说法>>，华龄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 女权主义的反驳是，女性根本就不会去羡慕男性器官，因为她们不但有自己相对应的器官，而且她们的器官比男性的既好且多。她们还假定，按照弗洛伊德的逻辑，完全可以把母亲的乳房视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女孩因即将拥有这样的乳房而自豪，男孩因为不会拥有乳房而感到缺憾、羡慕。婴儿同乳房的接触毕竟要多于和阴茎的接触。(爱森堡等：<<了解女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著名的心理学家霍妮还讨论过男性的子宫忌妒。 激进女权主义明确提出了＂女性是优越的＂(＂Female as superior＂) 这样的口号。一些激烈的本质主义者 (essentialists) 将女性的优越追溯到女性的生理基础，提出的主要论据有荷尔蒙成分和生育的能力。据说男性存在荷尔蒙缺乏现象，而且男性荷尔蒙与生命的联系较弱。格里尔在其影响巨大的著作<<女太监>>中指出：男性从胎儿期起，就有一连串的弱点，被称为伴性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只有y染色体中才有的基因。这些弱点会导致毛发过度症、角质斑块、色盲等症状；此外还有大约30种机能失调现象可以在雄性物种身上找到，但很少能因同样理由在雌性身上发现。有足够证据表明，女性从体质上比男性强壮，寿命更长，在每一个年龄组中，男性死亡人数都多于女性，尽管男性胎儿数目要比女性胎儿数目多10%到30%。男性中的天才、疯子和傻子的百分比要高于女性，而女性与之相比更为正常。(格里尔：<<女太监>>，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激进女权主义者还提出，女人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 (natural pacifists)；而男人是战争贩子 (war-mongers)；女人是看重人与人关系的 (relational)；男人是个人中心主义的 (individuated)；女人全身到处都能体会快感；男人的快感只局限在生殖器 (penis-fixated)；女人从整个过程中都能得到快乐；男人却一门心思盯着最后的结果 (goal-oriented) 等等。(Bacchi, C. L. Same difference, Femin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 Allen and Unwin, 1990, 86-88) 她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女人比富于攻击性和自我中心的男人更适合、也更有能力领导这个社会。激进女权主义者大力颂扬女性气质，主张以感性代替知性；以天生爱好和平的气质代替好斗气质；把母性神化为一种创造性行为。 这种反过来的本质主义在我看来仍没有摆脱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范畴，虽然它同男权主义的本质主义相反，而且是为弱者说话的。 首先，没有证据表明女人一定爱和平，男人一定爱战争。撒切尔夫人当政时，英国和阿根廷打了仗，可见女人当政并不能制止战争。战争的形成原因除了人的意愿和意志之外，恐怕还有很多，如经济的利益驱动，政治的冲突，民族的矛盾等等。 其次，即使男性普遍比女性好斗，富于攻击性，也没有证据说这种特性是天生的，也许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战争的责任总是要落在男人头上，社会总要求他们要挣钱养家，男孩从小受到要有攻击性的教化，所以男人才变得好斗的，以此来责备他们，甚至假定他们天性就是如此，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最后，即使退一步说，男性的好斗真的是天生的，男性真的有荷尔蒙缺乏症，他们也不能因此被视为劣等种族。仅仅依据一些先天的特质，如肤色、种族、天生残疾，就将某些人视为劣等人，这是典型的种族歧视，是法西斯主义。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男性也可以因为他们的体力比女性强而歧视女性，他们也有很多生理上的长处可以作为＂男性优越＂的证据。这样互相歧视、仇视下去，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实际上，男女两性在生理上各有所长：男性在体力上比女性强；女性的免疫功能强于男性；类似的对比多得不胜枚举。因此，激进女权主义是本质主义的，它仅仅从生理差异出发，将各个文化中的女人通通看作被动的受害者、被压迫者，又把所有的男人都当作压迫者，这种立场不仅错误而且毫无出路——按照她们的逻辑，既然两性之间的差异永远存在，两性之间的冲突就是永远不可避免和永远不可调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