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６章　　心理治疗

执笔：南希·Ｐ·霍利

温迪·桑福德

　　当我们感到压抑、焦虑或绝望时，当我们持续受到某些难题的困扰时，向亲朋好友倾诉会有很大帮助。不过，在有些情况下，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并不能或不想和我们谈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提出的建议过多，或不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及不愿更多关注我们的问题，或他／她们本身就和我们遇到的问题有关。这时就有必要仔细挑选一位客观、热心、受过严格系统训练的心理医生，来协助我们处理复杂的情感难题。

　　在一个理想的心理治疗环境里，你会感到很安全地谈论个人生活的细节问题。心理医生仔细倾听你的谈话并帮助你认清你的问题和长处，从而帮助你培养一些必需的技巧以揭示自己的感情、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生活或者学会忍耐那些无法改变的东西。

　　“有一天晚上，我正给满月的女儿喂奶，一位朋友对我的性格弱点做了很详细的批判。说实话，她的批判把我扯成了碎片儿。我有点受不了。……几天后我去请教了给我弟弟治疗过的心理医生。我跟他在一起有安全感。他也已经对我们家有些了解。治疗给了我很大启发。前四个月中的每次会面，我都能有些新的发现。我坐在他的诊所里，和他面对面。他问我一些很有启发的问题，帮助我仔细分析了自己的生活。我从没仔细考虑过的那些事件，原来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的一个整体。我自己就处在这个整体的核心，应对一切负责。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意识地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且认识到我能够改变。”

进行心理治疗之前－－或治疗期间－－明智的做法是检查一下是否存在引起失调和压抑的原因，如物理原因，是否在服用像避孕药之类的药物、是否同时服用不同的药物、在家庭或工作场所是否接触到有毒物质等。有时，改善饮食、适当锻炼或充足的睡眠就可以使精神状态得到改善。通常，内科医生在对妇女的问题查不出身体原因或没办法治疗时，会将患者推荐给心理医生。或者，他／她这么做是因为医学训练教他／她相信：妇女的很多身体问题“全是头脑里的毛病”。有时，心理治疗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有时则不然，即使医生甚至家人朋友都说我们需要。

　　我们女性寻求心理治疗帮助时要谨慎。许多精神卫生专家，特别是男性心理医生和心理学家，由于所受培训的影响，由于对女性心理发育和女性生活了解不够，对我们的看法是扭曲、不当的。三位女性心理治疗专家谈到心理治疗中的性别偏见时写道：

　　“临床人格理论把女性本质定性为被动、依赖、有受虐倾向和孩子气，而且经常把心理治疗的目标看作是减少她对生活质量的抱怨和促使她适应现有秩序。”

　 据一项著名研究揭示，心理学家把健康成人的素质标准等同于“健康”男性的素质，却用根本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女性，比如：更加驯服被动，更爱煽情，更感情用事，逻辑性差。抱有这类成见的心理医生很多，他们不仅对我们没帮助，反而会造成很多消极影响。

　　很少有精神卫生专家认识到，我们女性在社会上的整体劣势地位是如何直接破坏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所谓专家们常认为，我们女性的心理障碍是由内部原因自己造成的，而认识不到生活压力等外因对我们心理健康的威胁★。为此，他们更爱给女性开精神药物。我们女性被施以电击疗法的次数也比男人多一倍。这些都使我们陷入不当的心理治疗、药物依赖、自信心减退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中。

　　在目前的心理治疗领域，纯医学模式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非内科大夫出身的心理治疗人员拜内科大夫为师，他们在单位里的上级也常是这些内科大夫。在这种医学模式里，顾客成了“患者”，即暗示其有病；治疗人员成了“大夫”，即暗示其能够“治愈”该患者。（非医学化的做法是把顾客自身看作是实现康复和顿悟的源泉，治疗人员是在顾客发现这一源泉的过程中为其提供帮助。）在医患关系中，双方权力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有可能使妇女受害。当治疗者是男性或滥用其权力时，尤为如此★★。

★例如，一位“乱伦”受害者观察到：“心理治疗人员宁愿患者不承认有乱伦－－如果患者不提，则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提出来。其原因是治疗人员和患者一样害怕谈这类问题。治疗人员害怕的原因或是因为这类问题令其感到威胁，或是出于对这类问题的无知。他们不了解特定的行为方式与乱伦经历之间的联系，所以他们不能帮助她挖掘出这个问题。”

★★对心理治疗人员提出抱怨或对其错误行为起诉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抗议行为本身可能会被曲解为“精神不正常”的标志。有些错误行为很显而易见，但要证明神智上或感情上受到伤害则是很艰难的。

　　在极端情况下，医患关系中的权利不平衡，可发展到治疗者对女性进行身体或精神上的侮辱。当我们拒绝遵守社会强加给我们的规范时，有些治疗者与我们的家庭成员勾结串通，把我们关进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中的患者绝大多数是女性）。有些治疗者打着“治疗”的名义对我们非礼甚至强奸。最为常见的是他们利用女人天性被动、喜欢受虐之类的神话，要我们“规规矩矩守本分”。他们的潜在动机通常是怕我们充分掌握和行使我们的权力。尽管这些极端的例子，绝对代表不了我们多数妇女的经验，但它们提示了滥用权力的潜在可能。在妇女寻求精神治疗时，这种滥用权力的发生频率相当高。就目前而言，还是那些微妙地鼓励妇女“继续侍候丈夫而不要去实现自己最大潜能”的种种做法，对妇女造成的伤害最大。

　　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免受潜在骚扰。“合作咨询”（又称“重估咨询”），由一位老师领班，帮助全班学员掌握咨询技巧，然后学员之间互助、平等、无偿地咨询。

合作咨询认为，所有人生来都具有无限的智力潜能、热情和爱心。但是从小就开始遇到的不愉快经历日积月累，阻碍了这些潜能的充分发挥。通过自然疗法中的情感发泄（大笑、哭叫、发抖、暴怒等），宣泄创伤性经历所造成的痛苦，人人都能重新认识自己身上的潜能并充分挖掘、利用之。

　　持女权主义观点的心理医生（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称其观点为女权主义的，区分的关键在于其态度而不是标签），着眼于帮助我们发现并利用我们自身的长处。她们能自觉意识到治疗关系中的权力失衡现象，并努力在尊重我们的前提下行使她们的权力。她们能认识到影响我们心理健康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是她们率先指出传统治疗者忽略的精神健康话题－－乱伦、强奸、家庭内暴力（虐妻）、对孩子施虐、酗酒★，因此，她们更能理解女性（有关女性同性恋者与心理治疗帮助的问题，请见原书１９０页）。在城区，持女权主义观点的心理医生越来越多。

　　并非每位女性心理医生都持女权主义观点，而且也有一些男性心理医生持女权主义观点。不论心理医生所持观点、立场是不是女权主义的，我们女性都会在他们那里碰到许多相似的困难。为找到一位理想的心理医生，不妨请好友推荐，查阅妇女报纸，或打电话请地方妇女中心或全国妇女组织的地方机构推荐。

　　如果你要找心理医生，建议找那些不拘泥于，或根本没受过传统保守的医学训练的心理医生。找一个双方合作愉快的治疗者，也许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不妨大胆问问治疗者的目标、训练背景、对女性的看法以及收费标准。在做决定之前多找一些治疗者，然后自己比较比较（价格也是个要考虑的因素。虽然那些已由保健计划预先付费的诊所和保健中心门诊的收费更为合理，不过那里的选择余地有限，有时质量也会受到限制★★）。为找一个你自己真正需要的心理医生（包括训练背景、治疗风格、人格、医德等），花些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

“我长大以后，曾经找过很多不同的心理治疗者，有的疗程较短，有的较长。有的是我自己找的，有的是我家里人带我去找的。第一次进行心理治疗时，我挑的是一位女治疗者。当然，后来的男治疗者也给过我帮助。好的治疗者都有下列共性：

温和、友善、尊重别人；

接受我的表述方式，而不是为迎合某种理论而要我改变自己的方式；

不把他们自己的问题与我的混为一谈，并能在万一出现这种情形时让我知道；

能帮助我指出我的症结所在，并实现我所想往的变化；

乐于接受我的批评；

关心我的进步，而且不炫耀说我的进步是他们的功劳。

在这样的治疗者的帮助下，每次会面后，我都感到自己强大了不少，对生活看得更明白了。”

★人们逐渐认识到性骚扰以及失调家庭（如大人酗酒等）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并由此涌现出不少支持小组与服务项目，专门帮助性骚扰受害者和在酗酒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加入支持小组或找治疗者时，要找能倾听我们说话、不指责批评我们的小组或治疗者。

★★此外，有些女性不愿享受个人保险单上对精神健康提供的福利，因为已经有雇主曾以病史上有精神健康问题为由，拒绝向有关妇女（包括男人）提供工作。

　　附录

不同类型的心理治疗者

在选择心理医师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她／他所挣来的头衔并不代表其观念和态度。同一类医治人员对妇女的观念则会各种各样。了解每一类医治人员的特征是有用的，但最终还得靠你自己去观察，不要过高或过低地估计了其头衔的实际含义。

　　１．咨询人员

　　在教育学院和心理学院有心理咨询专业。天赋高的咨询人员可提供很有价值的帮助。与受过严格正规训练的治疗者相比，他们常常更灵活，不那么教条主义。当然他们也会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难题，必要时他们应乐于把你推荐给别的专家。许多女性常求助于婚姻家庭咨询人员和身为牧师的咨询专家。

　　２．临床心理学家

　　临床心理学家拥有心理学院、教育学院或社会科学院颁发的硕士博士学位。尽管他们不是学医出身，但多遵循医学治疗模式。许多心理测试都是临床心理学家设计并执行的。这些测试为“正常”行为指定标准。其他医治者经常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３．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专业接受心理分析、医学和社区工作方面的训练（在福利机构和精神病院等机构中，获社会工作者头衔的未必都受过社会工作训练）。社会工作者在医院、学校或单独做个案工作、群体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虽然有医学背景，但他们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整个家庭而非单个成员身上。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社会工作者付出的是超量劳动，得到的却是过低的报酬。尽管他／她们热心，有见识，对我们有帮助，但医疗界通常并不重视他们，也不给他们权力。近年来，大多数州批准社会工作者独立工作，使他们在工作中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４．精神病学家

精神病学家在医学院受过完整系统的医学训练，是有执照的开业医生，有权开药。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使他们能帮助严重心理障碍（或精神异常）患者和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如果有谁想服药或住院，至少应向一位精神病学家请教。不过，针对多数寻求咨询的人而言，若认为精神病学家因所受培训的缘故能使治疗效果更好的话，则是不确切的。精神病学家在治疗中常常带有极强的医学倾向、突出的性别歧视色彩和权威主义。

　　５．精神分析专家　　

　　美国的精神分析专家几乎全当过精神病学家，然后又在精神分析学院受训。精神分析是一种特殊的个体治疗方法，每周安排多次会面，整个治疗可持续数年。该疗法讲究把被分析者的人格解构后再重建，因此疗程长而费用昂贵。找精神分析专家时，要弄清他／她确实是受过完整的培训并获得了有关证书的，而不仅仅是当地心理分析研究所的一名成员而已。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是医学训练中处处可见的歪曲女性的各种观念的根源。一些持女权主义观点的精神分析者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６．特殊心理疗法

　　家庭疗法学院的数目日益增多，培养出一批批家庭治疗专家。这些专家以前做过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护士、社会工作者或咨询员。他们与不同类型的家庭小组合作，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家庭内部的相互关系引起的，而不纯粹是个人的问题。

　　最后，还有许多具体疗法培训项目，它们制定有自己的专业标准－－多数是探索性疗法方面的，比如：“横向分析法”、“格式塔疗法”、“心理戏剧疗法”、“心理综合疗法”、“神经语言疗法”、“艾力克森疗法”，还有一些是身体疗法方面的，比如：“生物能量疗法”、“心理运动”或“发泄性尖叫”。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治疗专家在女权主义和整体疗法思想的影响下，正在大胆尝试新疗法。如把超个人心理治疗和冥想相结合，使心理疗法借助生物反馈；精神病学家也在研究家庭关系疗法并发掘其无穷潜力；家庭关系疗法正与催眠和想象法相融合。在过去１５年中，传统治疗专家与创新派之间的沟通大大增加。我们盼望这种沟通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