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妇女与医疗制度 　　　　　　　　　　　第２５章　妇女与医疗保健中的政治 　　 执笔：希拉里·索尔克 温迪·桑福德 诺马·斯温森 朱迪斯·迪克森·卢斯 “我们作为患者的权利”执笔：谢里·莱博维茨 琼·拉克林 　　一、美国医疗保健制度 　　“我反复向医生描述我的病症－－至少也是令人感到不安的症状：突然停经，体温上升，体重下降，心神不定，极度疲乏，恶心，关节疼痛，眩晕，可他们不做任何检查就非说我是‘绝经综合征’。他们建议我去做心理治疗，让我‘既来之，则安之’，尽管我跟他们说了我的症状十分严重，而且病情还在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学习和人际关系。” 　　一位妇女在写给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妇女保健合作中心”的信中说道： 　　“我想你们会对我和外科医生打交道的情况感到骄傲的。我得了肠憩室炎，暗自流过不少泪，我爱人也不在身边，可我硬是要求再找个医生讨论一下我的治疗方案，并且要求采取最保守的疗法。星期一，在没有我认为是充足的时间讨论病情或再找个医生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我坚决不让他给我动手术。大夫深感震惊。到星期五，我已征服医生，但是用尽了一切办法。我深信，如果没有我在妇女保健合作中心的经历和亲朋好友的支持，恐怕我现在就在做结肠临时造口术了。” 　　“我这个人信息灵通，关系多，灵牙俐齿，嘴不饶人。为了治疗乳腺癌，得到最新发现的、考虑妇女需要的疗法，我施展了浑身解数。” 　　“我是个年轻女人，希望有朝一日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可从来没人对我说过，孕妇和打算生育的女性不能吃甲腈咪胍，除非医生认为服药后预期的效果大于潜在的危险。应该有人告诉我这一点，使我能有机会在和医生讨论后自己做出决定。这件事再次说明，我的权利和我的躯体横遭践踏侵犯。受家庭的熏陶，我一向信任医生。可我不能再信任他们了。” 　　一位巡回护士说： 　　“我学会了倾听病人诉说，学会了用病人的语言跟他们进行沟通，让他们自己排出轻重缓急的治疗方案。当他们想听我的意见时，我提供必要得当的指导。我学会了透过病人的眼睛，去评估我们医疗保健制度的优劣，每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不关心人的、不完善的医疗制度，它很少考虑到病人的、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需要。” 对在美国使用医疗体制的妇女来说，这是一个使人头脑清醒的时刻。尽管有些妇女对她们得到的医疗照顾感到满意，但是许多人不满意★。上面援引的妇女的话，只是成千上万表达出自己心声的女性中的几个，她们谈到对医护人员的不满主要有如下几条： ■ 不听病人诉说或听了也不相信。 ■ 不向病人说明情况。 ■ 对病人说谎。 ■ 不征得病人同意便进行治疗。 ■ 不将治疗的危险和副作用告诉病人。 ■ 向病人索取超过规定的费用。 ■ 在病人身上进行试验，将病人当作“教学材料”。 ■ 因病人种族、性偏好（性选向）、年龄或残疾等原因，而对病人态度恶劣。 ■ 只给病人几片镇静药或道德说教，而不给予治疗，或不给提供社区的有益帮助和 资源（自助团体、受虐待的妇女服务组织等）。 ■ 医疗事故（包括药量过重）造成病人不必要的痛苦和残疾，甚至死亡★★。 ■ 用药引病人上瘾，或使病人病上加病，或使病人的整个生活完全变样。 ■ 对病人轻率地实施手术，后又发现毫无必要或将体内的正常器官切除了。 ■ 对病人非礼（性骚扰）。 ★我们这章的分析是以成千上万人的诉说为基础，也以范围极广的众多个人和团体的研究结果为基础。这些人中有：女权主义的作家和从事调查研究的记者；女权主义者；激进的、进步的医生；公共卫生保健事业的研究人员；各种各样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医生；医学历史学家和医学社会学家；公共利益集团和政府专家；还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评论家和女权运动评论家。 ★★如：由己烯雌酚造成的癌症；由于使用子宫内避孕器等器具（ＩＵＤ）而造成的盆腔炎（ＰＩＤ）和子宫切除；由于麻醉事故（尤其是并非必须实施手术时）而造成的死亡或瘫痪；由于医院医疗设备保管不良而触电或烧伤；由于呼吸器消毒不严而感染；由于服用避孕药而瘫痪或造成致命性中风；因服用镇静剂而上瘾；婴儿在医院期间因饮食不当而致病死亡。 　　（一）为什么集中讨论妇女与医疗制度？ 　　妇女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女而言，或是从配偶和年迈父母的角度来说，妇女与医疗系统打交道往往超过男人的一倍。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中，妇女占８５％，在整个医疗系统中也占７５％★。我们执行医生的大部分医嘱：即给药、卧床休息、注意病人饮食等治疗措施，我们或者在家庭内部无偿做这一切，或以此谋生。我们既在家里又在医疗机构里讲解如何增进健康－－什么对健康有益，什么对健康有害。家里如果有人不舒服，常先告诉我们，我们帮助他们决定应该怎么办。有些医疗分析家甚至称我们是“初级医务工作者”，或医疗队伍中的非专业人员。有关家庭成员的病情，大部分是通过妇女传达出去的：我们报告病情变化的迹象、症状、对治疗和用药的反应等。医疗机构也依靠妇女：医学上称之为“科学成果”的大部分，是以我们的直接报告为基础的，我们的身躯又是试验和研究的原料（如避孕药），而且他们往往不让我们知道，不征得我们同意。 ★男子如生病，对医疗系统问题的许多反映也和妇女一样，不过他们对医疗机构的使用次数显然少于我们妇女。他们不必为生育环节中的正常事件（如怀孕）去找医生。男人往往遇到危机时才光顾医疗系统。许多不同的研究报告表明，医疗系统工作人员对男病人比对女病人态度好些，较少使用镇静药，道德说教也少。此外，妇女在医生总数中只占１７％，因此给妇女看病的多数是男大夫。这种情况使男女权力失调更加严重。 尽管我们在医疗体系中占压倒多数，对人们的健康有这么大的责任，我们在医疗系统里的影响却十分有限。决策人（通常是男性）在设计这个制度时，往往只考虑医生、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和医疗工业部门的方便和经济利益。我们认为，女性在医疗消费和有偿与无偿的医务工作者中占多数，在我国健康和保健事业的决策中，应享有主要发言权。 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过去的版本中，对于妇女能够团结起来改变医疗保健状况表示了极大的乐观。事实上，不同年龄的女性已经在社区中和全国范围内团结起来了，由此而形成的妇女健康运动，大大改变了许多妇女看待卫生保健制度的态度和观点，并在立法机构、医院行政部门和法庭上，正在为改进医疗制度而成功地进行战斗（参见第２６章，“美国：组织起来，寻求变革”）。 　　然而，变革是缓慢的。医疗保健制度深受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对女性的要求几乎总是置若罔闻，而医学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在继续扩大★。例如，保险业和制药业继续毫无节制地牟取暴利，在专业人员中，医生仍然居最高收入之列却最不承担责任★★。尽管有一些政府项目，如保健管理机构（ＨＳＡs ）和社区保健中心，但医疗机构★★★仍财大气粗，有钱有势，能遏止公民们大多数想实现社区医疗控制的努力。 我们对医学评论有了一个新的范围，我们认为它在健康和治疗的许多基本概念上有着根本的错误。虽然有时我们需要常规治疗，但在更多情况下，常规疗法对我们健康有害，因为常规疗法注重药物、手术和精神治疗（特别是对妇女），着重危机治疗方案，而不重视防病★★★★。仅仅提供或改善医疗，增加女医生，停止胡作非为，使穷人和老人更能得到现有的医疗保健服务－－尽管我们支持一切阶级和集体绝对平等地获得医疗保健服务（见原书６８３页）－－是不够的。我们要重新夺回被医学界不适当的占有的知识和技术财富，我们也要求一切需要的人都能得到预防的、非医学的治疗方式。我们决心揭露医学界如何压制这些方法（如家庭分娩和助产士接生）。他们的作法与这个国家所倡导的反垄断法的精神背道而驰。 　　尽管我们对现行医疗制度感到悲观，但对我们自己抗病保健的能力却很有信心－－我们能够通过倾听、聊天、关怀和触摸，互相帮助－－对妇女小组具有交流信息、相互支持和治病保健的能力也很有信心。我们作为女人，相信我们是自己身体的最佳专家。我们越是知道彼此隔绝使我们变得脆弱－－抵挡不住疾病侵袭，离不开对“专家”的依赖－－就越明白团体的经验和行动是我们保健的基础（团体包括小型自助组、提高觉悟小组，到有组织的采取政治行动的人数众多的妇女团体）。 本章为诸位指出现行医疗制度的一些危险所在，并提出使这个制度尽可能为大家服务的战略。我们希望，你们感到自己有权要求了解有关健康和医疗需要方面的更详细情况，更清楚何时该去看病，更有力量在恰当的时候照顾自己和别人，并更加相信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医学”不仅指有形的医学人员、医生、医院、医学专业、医学界和医学职业，而且包括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影响或控制我们生活的无形的信仰，意识形态和假想（如同“家庭”和“宗教”对我们生活的无形影响）。 ★★在医学界，医生的责任，是指对我们的需要和愿望做出更大的反应，因为我们作为纳税人支持着医学教育和研究，支持着医院（诊所、疗养院）建设以及在医院、疗养院和诊所中进行相当部分的治疗（参见原书６６０页的脚注）。 ★★★关于医疗机构，我们是指有组织的医生、医院、制药业和保险团体，如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妇科产科学会、美国医院协会和制药商协会。它们不惜花费重金进行宣传，影响社会舆论，影响健康保健的立法和政策的制定。 ★★★★妇女服用医生开的药，动不必要的手术和被推荐去进行精神治疗远比男人多得多。虽然危重病人保健是医疗界对男女两性共同使用的模式。 （二）医学在社会中的力量 　　为什么大多数人对美国的医学这样迷信崇拜？为什么我们妇女总是自怨自艾？虽然有数不清的不愉快或令人失望的经历，仍有许多女性认为“那一定是我的错”，“是我找错了大夫”，偏偏没有意识到医疗体系本身就存在严重弊端。近５０年来，美国医学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已经完全渗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致我们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影响。它的力量主要建立在几个公认的神话上，而创造这些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大气粗的美国医学协会和其他类似团体★的极有成效的公关运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要相信医学”，因此一开始我们很难认识到，我们受医学界宣传的影响有多深（有时甚至受其支配）。 ★医学界和制药工业部门巧妙地操纵着宣传工具，在多种情况下采取误导手段。轻信的记者报道过，从重新销售绝经期使用的雌激素，到声称避孕药已绝对安全之间的一系列的医学突破和虚假保证。 （三）神话和事实 　　神话：美国医疗保健事业是世界上最出色的。 　　事实：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人均投入的财力和技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医生和医院数目与人口之比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不过人均寿命却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婴儿死亡率居世界第２５位。这两项指数常是衡量一般人口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显然，我们花的钱并没带来应得的效益★。 ★有些医生辩护士声称：美国婴儿死亡率在国际上排位之所以靠前，是因为黑人和少数民族“拖了后腿”（这恰恰是种族主义和指责受害者的明显例证）；然而，即使是美国那些种族单一的社区，也远远比不上欧洲最好的国家。我们确实花了不少钱，但并未改变健康状况相差悬殊的实情，如，“全国防止婴儿死亡委员会”１９９０年报告，美国黑人婴儿死亡率为１７．９‰，白人婴儿死亡率为８．６‰，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又如，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７年，得不到产前检查的孕妇人数增加了５０％。 　　神话：医疗事业为世界健康状况的重大改善立了大功。 　　事实：许多可怕的传染病★在上一世纪便已被“征服”，这可能是营养和卫生状况改善的结果，而非医疗事业的功劳。其发病率在治疗方法和疫苗预防接种问世之前便已下降。除了天花之外，预防接种在降低这些传染病的发病率方面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它们的绝迹是本世纪人们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医生对仍然存在的慢性病束手无策。说来使人难以置信，今天大多数慢性病造成的死亡依然是对我们生命的主要威胁。这种情况本世纪以来并未得到太大改善。 　深入研究的结果表明，医疗并非是婴儿死亡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教育水平、收入以及种族等因素，仍然是婴儿存活或死亡的根本决定因素。总体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营养的改善和控制出生率，是新生儿死亡率下降的最重要原因。 ★这些病是伤寒、天花、猩红热、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行性感冒、肺结核、肺炎以及消化系统疾病和脊髓灰质炎。 　　神话：医学是生气蓬勃的科学。 　　事实：医学之所以享有崇高声誉，主要是因为医学在人们头脑里是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是因为医学自称它是客观、中立的。现代医学的许多理论基础，实际上来源于早期医学权威们提出的、未经实证检验的假设和偏见。尽管医学院校炫耀他们采用的是“科学的方法”，然而他们实际上从未讲授过所谓科学方法。况且，科学方法用于人体是很困难的，因为用人体做实验既不现实又有违伦理，不像无生命的物体或材料可以用作实验★（用动物作实验的研究人员有时能得出有用的结果）。 ★如果允许，热衷于进行实验的医生大有人在，这也是许多机构成立医德审查委员会的原因之一。医德审查委员会制定了所有调研人员必须遵守的标准（参见《我们患者的权利》一书，第６８２页）。 　　神话：现在采用的疗法已被证实是安全有效的。 　　事实：大多数今天被接受的疗法和医疗技术究竟有多大益处，从未经过科学的检测评估★。胎儿监护仪和乳房彻底切除术就是两个例子。它们未经充分检测评估，便被广泛推广了。要进行科学评估（通过随机抽样的临床实验或对照临床实验）十分困难★★，既费时费工，耗资巨大，又很少得到国家资助。大多数医生没有接受过如何对治疗方法、医疗技术进行评估的培训。他们往往只凭主观判断，提出建议。一位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副教授对我们说： 　　“目前开业医生经常采用‘菜谱式处方’：他们打开一本最新的医学杂志，把最新处方强加给病人。一方面使病人相信，他们得到的是‘最新的治疗’，另一方面避免病人有‘实验品’的感觉……事实上，他们是把某位科学家的最新实验扩大到社区中来－－而且不向病人说明情况便征得病人的同意！而且那位科学家也许早已放弃了那种实验方法，那不过是他５年前做的实验，两三年前撰写的论文；如今他已研究了新的方法，也许是真能治好病的方法。” 　　事实：大多数与生育无关的医学研究都是在男人身上做的，而研究结果却应用到妇女身上。这种做法极不科学。１９９０年，国立卫生研究院颁布了若干新的指导原则，凡由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资助的所有研究项目，必须充分体现妇女的代表性，来了解可能对妇女有关的结果。这样情况才能得到改善。 ★所有医疗技术，一概没有就其经济效益、社会、道德影响进行过充分评估。 ★★评估方法虽有多种，但“随机抽样的临床实验”或“对照临床实验”则是常用的。这些实验需要有很多人参加，而且需要一个组接受治疗，另一组接受与其不同的治疗，或根本不治疗，然后将两组进行比较。对医生来说，这是最难接受的想法。不治疗对他们是无法容忍的。然而，不这样评估，就无法证实某种疗法是否有效，即使有些人经过治疗确实看来好了起来。“医学实践中只有１０～２０％的疗法，经过对照临床实验后表明是有益的。” 　　神话：医疗保健使我们健康。 　　事实：虽然我们中间确有许多人相信，近５０年来医学技术的进步为我们带来了健康，并使我们保持健康。然而，公共卫生★研究结果却表明，我们的健康状况，主要是由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呼吸的空气、生活的环境、从事的工作和我们培养的习惯决定的，这些因素的形成又取决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收入和我们能够支配的其他资源。良好的健康和长寿还得归功于其他若干因素：这些就是对自己个人生活的控制状况，对支配我们生活力量的影响力，诚挚的友情和互助的群体等。 　　药物、外科手术和医疗技术（例如肾透析机器、输血等）是非常宝贵的手段，如果没有它们，许多人大概不会活到今天。我们中几乎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没有这些技术，自己和家人得不到可以利用的急救设施的情况下；然而从根本上讲，促使我们保持健康的原因是我们做些什么和不做什么，而不在于医学做了什么。 　　医疗体系将精力放在更有利可图的人们得病之后的救治上，而不愿动用其巨大的资源，帮助我们防病，这表明它并不关心如何保持人民的健康。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简单的医疗问题，尽管许多医学界发言人诡辩说医学是科学，不涉及政治，或者说在政治上它是中立的。美国人在治疗疾病方面花的钱越来越多，留给预防慢性病的钱就越来越少了★★。要考虑重新分配现有的资金，便会迫使我们面对导致我们丧失健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我们去找医生或去医院、诊所看病的时候，上述每一个神话都促使我们去信任专业医务人员，依赖他们的保证，接受他们的命令。尤其是当我们患病的时候，不相信他们，不按他们的话去做是很难的。得了病当然可怕，我们需要得到一些安慰。然而医务人员常常给我们虚假的保证，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对他们保持挑剔的态度，必须尽可能把情况搞清楚，尽量取得亲朋好友的帮助。 ★公共卫生不同于医学，它是研究人类群体疾病和状况的学科。流行病学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学科。医学则是以个体病症作为研究和医治对象的学科。 ★★防病可以使疾病减少一半（见德里克·博克：《哈佛医学杂志》１９８４年５－６月刊，第４３０页）。 （四）贫困、种族主义与健康 　　贫困是我们社会中人们过早死亡和健康不良的最根本原因。穷人多为妇女和儿童，尤其是有色人种比例更高。与收入较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相比，她们患的病更多，死亡率更高，寿命更短。许多健康问题都是由于营养不良、工作场所危险、住房拥挤、环境污染以及过度紧张所致。 　　我们的医疗部门指责穷人受穷。例如指责贫困妇女不好好照料自己，不好好照料孩子；他们把工人阶级家庭的酗酒和忧郁症看作是个人行为，是可以避免的弊病。“公共医疗补助制”和“国家医疗照顾制”，对穷人和老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医疗保健，但其经费被大幅度削减，需要几十年时间方能恢复★。有些的确能够减少人们对昂贵的医疗保健服务需要的措施，例如职业训练、食品补助计划、社区健康教育等，但也被削减了。直接导致穷人的疾病和死亡率剧增★★。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和南非是仅有的两个没有全国统一的医疗保健服务或全国健康保健计划的国家。贫穷的妇女日益被医疗单位拒之门外。 种族歧视是健康事业的严重威胁，在有些情况下，它比社会阶级制度更严重地阻碍了人们获得急需的治疗，妨碍了人们的生存权利。例如，即使把阶级因素考虑在内，在同一个地区里黑人婴儿的死亡率仍然高于白人婴儿，其主要原因是黑人婴儿出生时体重过轻－－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许多社区，有足够营养、孩子出生前能够获得各种服务的人与营养不足、得不到这些服务的人之间，婴儿死亡率的差距在拉大，而医疗卫生部门就此拿出的对策，却是建议设立更加昂贵的新生婴儿中心★★★。当务之急并不是购买更多价格昂贵的仪器，而是严肃认真地消除种族歧视和阶级偏见对孕妇健康造成的影响。领导这项工作的不可能来自医疗系统，因为它们过分偏重用技术和药物手段解决问题，而不主张社会改革。 　　尽管有色人种比白人更经常地需要医疗保健，他们得到的医疗保健却常常比白人少。例如，黑人得了癌症后，可能获得现代化特殊治疗和跟踪治疗的机会要少，确诊后存活的时间也比白人短。同样，尽管有色人种妇女患高血压的比白人妇女高出８２％，她们得到的医疗却并不比白人妇女多。贫困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受到的滥用药物治疗和破坏性治疗却比别人多，更有可能被用来当作医院里的“教材”（受训的医生用她们来提高技术，以便以后为富有的病人服务）。消毒不严更是屡见不鲜。患者如果英文说得不流畅，就常常被当作傻子对待。医生对病人的反应完全是公式化的，如果有色人或穷人患者的病症与一个白人中产阶级患者的病症一模一样，他得到的诊断和治疗与后者是截然不同的。电影《夺回我的身体》描写的一个妇女，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为什么去看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把我送到‘Ｌ’诊所去（‘Ｌ’是性传播疾病的代号）。他们说，她是个黑鬼，她是膀胱或者阴道感染，她肯定是妓女。送到‘Ｌ’诊室去。” 　　贫困妇女得到极坏的治疗后，没钱打官司，连说一句过分的牢骚话都不敢，怕根本得不到治疗，因为“免费”治疗是随时可以取消的。妇女如果不去复诊，卫生当局便以此为口实，说“是她们自己不来”，医疗条件是向她们敞开的。又是妇女遭到指责。有些非医学手段的治疗方法索价极高，贫困妇女无法问津。 　　尽管我们对现行医疗制度的批评比以往激烈，但同时，我们为每位妇女获得享受这个医疗制度的权利而奋斗，不论其贫富和种族如何。我们尤其要努力提倡这样一些社会项目，这些项目能减少人们对昂贵医疗干预的需要，为更深刻的扫除贫困和种族歧视的社会变革奋斗。 ★公共医疗补助制只能覆盖４０％的穷人，有些州通过国家拨款项目，将其覆盖面扩大到孕妇。 ★★密执安州是全国失业率最高的州之一。根据１９９０年的统计，在这个州的底特律，婴儿死亡率上升了５．４‰，即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２．８‰上升到１９．７‰。 ★★★例如，在经济萧条的８０年代初期，罗德岛的“妇幼医院”提议花５０００万美元另建一座医院，包括一个技术先进的新生婴儿急救室，以拯救体重很轻、濒于死亡的婴儿。尽管市民强烈反对，认为这种婴儿死亡，是可以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营养改善和助产服务计划加以避免的，然而当局不顾市民反对，还是批准了那项计划。耗资巨大的工程已成为全国发展趋势，把本来可以用于改善营养和建立助产服务计划的钱，同时也把戒毒和预防艾滋病的钱，都这样糟塌掉了，这给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带来更大威胁。 （五）医学化与社会对妇女生活的控制 　　各地的医学专业人员，对过去从来不曾被认为是医学领域的问题（如犯罪、青春期、儿童多动症、性、饮食、虐待儿童、运动以及衰老等），都自称是内行、专家。在这被称为医学化的过程中，他们成了正常生活或社会问题的“权威”。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妇女生活的医学化。 让我们来看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多么依赖医生。当我们开始有性体验时，可能要去找妇科专家，请他们提供避孕药具，也许还要向他们请教一些性方面的问题★。怀孕后，又要去看医生，确保一切正常。临产时我们一般去医院生孩子（见第２０章“分娩"），分娩的医学化已经如此彻底，已经被看作一场威胁生命的大病，必须要找医生。如果生产顺利，我们可能会对医生感激涕零，把一切归功于医生；如果难产，更得感谢医生－－是他们采取措施挽救了我们和孩子的生命。孩子出生后，我们又把无限感激和依赖之情转移到儿科医生身上，结果是从抚养婴儿开始，我们就立刻把儿科大夫的话奉为金科玉律，遵照执行。 当我们感到压抑，或在人际关系上遇到麻烦时，我们被建议去找心理医生，请他们给我们帮助，而不是找朋友们倾诉。找心理医生看病的妇女人数远比男人多（见第６章“心理治疗”）。 医学强化了把绝经和衰老作为疾病加以治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医学界认为妇女生来就有缺陷，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毛病不断，认为我们女人一切正常的功能，都“需要”医生来关心。 　　医疗“保健”无限扩张，居然发展到对我们的言谈举止进行道德评论。我们经常听到他们说，一个好女孩、好妻子、好母亲应该如何如何。 "医生在建议我什么时候用避孕隔膜后（他的说法是：晚餐、洗碗、放避孕隔膜），又谈起我相当严重的产后抑郁。他说，‘我喜欢对新当妈妈的人说，女人不妨偶尔去一下图书馆，以保持她们头脑活跃，但从根本上来说，她们应该好好照料自己的丈夫，培养好下一代，这才是女人们的幸福所在’。” 　“当我告诉医生（这样做很愚蠢），我是个同性恋者时，结果，就诊变成了一堂道德课，医生再也不关心我的病痛。他建议我去找心理医生。我忍无可忍，拂袖而去。” 　 他们的道德评判颇具分量，尽管它们不比牧师和犹太教教士的标准“科学”到哪里。 　　我们从不怀疑医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原因之一是我们很早就耳濡目染。当我们还很幼小时，母亲就经常带我们去找“医生”。医生是大忙人，是极其重要的人物，母亲说些什么，他们可能充耳不闻，我们说些什么，他们肯定不予理会，他们早就有自己的一定之规。我们可能会觉得，母亲听任医生对我们做各种令人尴尬的，或让我们很不舒服的事，她们甚至以后按照医生的嘱咐对自己做这些事。母亲被动、顺从的原因之一是，进入２０世纪后，男性医生成了健康问题的“权威”。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男性医生发动了取代助产士的运动，大大减少了女性医生的数目。在世界历史上，妇女第一次在法律上被禁止对其他妇女生育所肩负的责任，这项任务几乎完全被男医生代替（见原书６９２页）。妇女从此失去了女性的榜样和女性的帮助，也失去了女性对女性指导的一整套体系（见原书６８９页“妇女作为治疗者”）。 　 ２０世纪中叶，分娩渐渐从家庭转移到医院，使妇女们相互被隔离的情况愈演愈烈。作为榜样，受尊重的信息来源以及女性权威的接生婆的消失，究竟对妇女自信心的丧失起了多大的影响，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究。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把我们带入一个被迫对专家（通常是男性医生或由他们培训出来的人）严重依赖的境地。 　　日常生活中与医生经过许多次接触后，医生就渐渐为我们妇女编织了一套医学信念体系，告诫我们切忌听从其他妇女，认为我们母亲、姑婶、祖母以及接生婆的经验毫无价值。他们将其讥讽为“老太婆的鬼话”。医生就这样把我们变成他们的信徒。我们把他们的说教带回家里，带进社区，从而帮助加深了社会的医学化，将人类问题的解决纳入狭窄的、生物学或技术的范围★★。 　　我们大多数人很难认识支持医学“对抗疗法”的人，历来如何利用妇女和妇女主要的生活经历，使整个社会对医学顶礼膜拜和依赖。尽管多数医生仍真诚相信，自本世纪以来现代医学一直是帮助妇女的，是为社会健康状况的总体改善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所以医生们觉得，妇女在道义上有责任教育其子女无限信任医学。但许多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 ★男人不会因其基本医疗保健问题去找泌尿科医生，孩子去看小儿科医生时并不分男女。然而几十年来，许多妇女却为自己的基本保健问题去看妇产科医生。我们没意识到，这种做法等于以性器官和生殖能力为标准，确定我们自己和我们身体上的一切需要。 ★★有关医学化和对医生的治疗影响的深入分析，见伊凡·伊利希著：《医学的复仇女神：剥夺健康》，纽约：Pantheon Books,1976;Bantam Books,1977 。 （六）作为社会控制机构的医学 　　所有社会皆建立一整套控制机构。控制机构有权界定是与非、好与坏、健康和病态。学校、法院和教会，在规定我们道德规范方面发挥作用，然而与今天医学的作用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当我们“不守妇道”时，我们会更加感到医学的权力是多么大★。想一想医学权威人士多年来以“科学”名义所作的丑恶表态吧：如他们对所谓的低等群体妇女和黑人等的歪曲，这些伪科学说法，被利用作为剥夺这些群体对社会控制和他们政治的权利。例如１９世纪时医生就说过，妇女当了助产士和医师后，就会“失去女性特点”：她们看到的东西会玷污她们的道德标准，使她们的“淑女礼仪丧失殆尽”，“无可救药地损害她们女性生理器官，使她们无法在社会上发挥妻子和母亲的作用”，原因就是当医生会引起肉体和精神上异乎寻常的兴奋和激动。１９世纪有个医生对黑人写过如下微词： 　　“就智力而言，成年黑鬼带有某种顽童、妇人和衰老白人的特征……”　 这种信口雌黄和滥用职权现象，今天仍在继续：医生说女性“完全受激素支配”，不能委以重任，说黑人“无发展前途”，并以此为依据，断定黑人在医学院不能取得与白人同等的地位★★。 医学界（主要是妇产科和精神科）引导我们把个人问题看成是个别的孤立现象，而不是妇女共同面对的问题，从而实现对妇女的社会控制。他们所以得逞，部分原因是由于有医生－患者关系上神圣的隐私权之故。 ★例如，许多贫困妇女未经商量或同意就被施以绝育手术，因为她们未婚，或者医生认为她们“生得太多”（见原书３００页"绝育”部分）。医生强迫妇女接受剖腹产，如果妇女拒绝，他们就在法庭上宣布她们是“不称职的母亲”（尽管剖腹产对母亲生命有危险）；有些妇女的孩子竟被法院从她们身边夺走，因为医生说她们是“潜在的虐待儿童的人”，理由就是她们怀孕期间拒绝接受医生治疗。 ★★１９世纪盛行的对行为和社会地位只作生物（而非社会的）解释的做法如今卷土重来，经所谓“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强化后成了神话，它对妇女、有色人种和穷人危害更大。 （七）医患关系 　　妇女和医生之间的关系，从任何层次上讲都是极不平等的，是我们社会中在男女关系上所有固有的不平等关系变本加厉的表现。如果这医生是位妇产科专家，熟悉我们的身体又对其有支配权力，或者是个心理医生，有权裁定我们是疯子还是正常人、能否抚养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就更为加剧了，医生常常不相信我们的话，就因为我们是女人。 　　像在其他种种不平等关系中一样，我们在与医生打交道时，总是检查我们自己的言行，而不是医生的言行。例如，如果我们有些事还不明白，我们就责怪自己知识贫乏，我们常认为医生受过高等教育，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再加上他们的性别和（有的时候）年龄，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以为他们一贯正确。 　　我们许多人宁肯相信给我们看病的人是医术高明的医生－－即使情况并非如此。 　　“我以前光知道给我看病的医生很有名气，是城里最好的医生之一。当我对别人提起他的大名时，别人都说‘哦，我们早听说过’，我还挺高兴。我想他会给我做最好的诊断和治疗。当他批评我时，我就害怕。有时我也不高兴，跑那么远的路，就是让他看看我的肚子。然而神话还是占了上风，我请他帮我接生。有一次，他把我跟别的病人弄混了，我特失望。” 　　感觉“遭到袭击”时，总有什么东西会引起我们内心的孩子气，使我们感到需要依赖于人，尤其是产生疼痛和恐惧时。许多医生利用这种自然现象，使我们对他们特别依赖（精神病专家称此为“移情”）。病人逐渐向医生请教一切个人问题。许多医学院和培训住院医生的项目，专门讲授如何造成依赖的技巧，用父母－子女间关系作为样板，称此为“管理”病人的有效方法★。当妇女提出真正的、实际的问题时，医生就会说：“怎么？你不相信我吗？”对多数医生来说，产生了这种移情关系就证明了这样做是对的，就是说，女患者变得过分依赖医生是正常的，因为她们“需要”或想要依赖。 　　“Ｇ大夫看见我后叹了口气。他给我做了检查，然后坐下说：‘我直说吧，亲爱的（我听见‘亲爱的’身子不由一缩），今年秋天你给我打电话或到我这儿来已经不下４次了，你说你身上疼，可我查不出你哪儿有器质性病变。坦率地说，我觉得你是碰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让你胸部和肩部出现令人费解的痛感。这疼痛到处窜，有时在这儿，有时在那儿，有时什么地方也不痛。’我说，‘可我准确地知道哪儿痛，’他谆谆教导起来，‘你干嘛不让我来操心呢？我是医生，我能解决一切问题’。” 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如休·费希尔和亚历山大·托德等人的工作说明，改变这种不平等状况和加强交流特别重要。我们的叙述对正确诊断以及掌握治疗方案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可以开始进行我们所需的变革，我们要迫使医生对我们的问题做出真正的回答，利用医生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得信息（如书藉、杂志、朋友、护士），征求别人的意见（但不是我们的医生的密切同事、和他同在一所医院工作或同一专业的人）。就诊时带上一位同伴。许多医生头脑里对妇女“需要”依赖医生的宣传根深蒂固。他们太习惯于充当父亲式的权威角色，一旦我们坚持在健康和医疗决策上成为参与的一方时，他们对我们这种“大胆之举”会很惊讶，甚至有敌意。我们必须坚持，不被他们的反应所左右。 或许，日子久了，你真能和医生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 　　“朋友们都觉得很惊奇，我跟大夫的关系很好，而且有能力和他及他的同事进行交谈，向他们提出问题，对他们的意见表示异议。我的医生对我很尊重，他相信我会把情况告诉他，我也相信他会倾听我的话，提出建议，和我商量后再采取行动。如果我不同意某一措施，或心理上有负担，不想再去他的实验室或办公室，我就对他说。多数情况下，他会对我表示理解。经过多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全盘考虑我的病史，并用于治疗当前疾病的大夫。” ★正如黛安娜·斯卡利在她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妇科产科经典著作中所说，外科医生的培训内容之一，是学会如何取得病人信任，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女病人，然后他就完全驾驭病人，使她对自己唯命是从－－比如，接受手术，或其他事情。而医生这样做的目的，常常是为了获得经验，或为了增加收入，却不从患者的利益出发。（见原书５９８页有关子宫切除术的的章节及其他有关章节。） （八）性骚扰 　　妇女告发她们被医生强奸的事件日益增多。在调查和采访中，有５～１０％的医生承认，他们跟病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有时开脱说，这种关系对那些妇女是无害的，或者说实际上是有益的，或是“有治疗作用”。但实际上，由于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受害者来说，这种性骚扰产生严重伤害，其程度与父女乱伦相似。当受害妇女去找或被介绍去找精神病专家时，专家们责备女患者应负责任（说她们挑逗医生）★。更糟的是，有些精神病专家也对受害者非礼。 　　妇女遭到医生强暴后敢于出来揭露，是要有很大勇气的。通常情况下，没有人相信她们的话。一次，某医院几位护士，揭发三年来她们亲眼目睹病人遭受强暴的事例，医院领导居然不闻不问，直到一位麻醉师乱来时，被另一位医生当场抓住，才东窗事发。 　　有几个案例总算在医学委员会里挂上号，但经常是一拖数月，解决的办法也不足以杜绝这种性骚扰。尽管“希波克拉底”誓言（译注：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名医，世称医学之父）和一切医学会有关医德的规定，严禁医生和病人发生性关系，但医生很少作出严肃的努力，对破坏规定的人绳之以法。事实上，医学界显得更关心的，是为犯了被策略地称为“行为不检”的同行进行掩饰。一位女精神病专家说： 　　“有个精神病大夫跟两位女病人发生了性关系，我向医学会揭发了。事隔两个月，我追问结果，医学会告诉我说，那个精神病医生否认此事，结果是医生和病人各执一词，并无旁证。他们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我抓住不放，医学会职业道德委员会主席跟我说，‘你知道，亲爱的，本会不是消费者组织’。” 　　医生们自己把有问题的医生安排到另一社区去，并对毫无戒心的新社区隐瞒该医生的劣迹。有一个闻名的例子：某位到一个新的社区任职的医生是判过刑的强奸犯，医学院的教师们却为他写了几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医生不但强奸女患者，还骗她们说是因为爱上她们。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这并不说明我们天真幼稚，或是心理病态；而说明我们妇女学会了信任医生，医生却滥用了我们的信任（参见第８章“对妇女的暴力”）。 　　我们要鼓励妇女警惕所有非礼动作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并相互讨论自己的经历。感到必要时有权采取行动，保护我们自己和其他妇女，使我们对信任的真正需要得到满足。我们鼓励妇女把发生的一切记载下来，给当地妇女组织或强奸危机中心打电话揭发，认真考虑是否把你的遭遇对一位可靠的律师谈一谈。 ★另有２０％的人相信这说法。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调查表明，３６％的精神病专家和４６％的心理专家承认，在治疗过程中与病人发生性关系。 （九）医疗事业中的金钱挂帅 为什么美国现行医疗体制不提供人们经济上能够承受的医疗服务，并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呢？主要原因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从许多仍要病人支付“服务费”并逐渐建立起一个有钱可赚的诊所的个人开业医生，到获取巨额利润的制药厂及保险公司，整个医疗体系本身已成为一个产业－－美国第二大产业和一个地地道道的垄断部门。 　 １、医疗垄断 　　在本世纪初，目前形成的医疗系统就通过它所控制的“全国行医执照法”，造就了一个垄断集团。行医执照法规定了行医应有什么条件，哪些人可以称为医生。行医执照法对未经过“正规”训练、未获得行医执照而为他人看病的人，实施国家认可的惩罚，与此同时，医学界绝对控制着医学教育，从而成为“法律保护的垄断行业”。今天，医学界继续独立为政，自行规定，医生们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医学决策和资源分配过程。医学专家决定医学院应该讲授什么，应该提供哪些医疗服务、如何提供、在什么地方提供★。外科医生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他们的“毛遂自荐”（我自己提出的治疗方案，并由我来实施），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病人或支付医疗费用的第三者，为治疗支付费用。在许多情况下，除另外一名医生外，别人无法判定这些治疗是否必要，也无法知道这些治疗是否有效。如果需要对费用进行审查（例如涉及到保险问题），经常也只有由医生来进行。 　　由于建造医院是由联邦政府拨款（希尔－伯顿法），加之创立“蓝色组织”（蓝十字蓝盾）补偿住院费用，医学的垄断局面进一步得到巩固（许多蓝＋字最初是由地方医学组织创立的，今天仍由医生把持）。医院在私人保险业的支持下，成了美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基地。联邦政府对“公共医疗补助制”、“国家医疗照顾制　”和医学研究的大量拨款，增加了联邦经费流入医疗业的量。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连锁私人疗养院也开始大量增加。今天，医疗保险的开支比任何部门增加得都快。整个系统已经失控，尽管削减日盛，医疗业却得以继续膨胀，而且几乎不受限制，或不必承担义务★★。 　此外，医疗保健业的“公司化”趋势明显上升，除医院、私人疗养院外，以盈利为目的的医疗保健连锁公司层出不穷。它们一般配有实验室、“急救所”、移动扫描设备等等－－许多独立的、纯粹为了赚钱的部门膨胀发展★★★。学术中心、医学院和教学医院也搞起新的、空前的、耗资千百万美元、以盈利为目的的制药厂－－一种医学－－学术－－工业综合集团。这些都是打着“科学研究”名义进行的。 　　那些从我们疾病中发财的人政治上组织严密，利用他们充足的资源使政府难以插手医疗系统。虽然他们之间也常有意见分歧，但他们结成一个非正式的联合体－－医生的院外集团，像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妇科产科学会”、制药工业、医院协会、庞大的“保健”自愿组织（心脏学会、癌症学会等），都支持以利润为目的、给钱才看病的偿还式医疗制度，注重治疗的现有医疗模式★★★★。 　　保健事业已经商品化了。但我们仍能对医疗体系进行部分评价。在有些地区，那些最需要治疗的人因此有了更多的就医机会。我们也可以对医疗体系里一些明目张胆的恶劣行径进行监督和检查。政府部门为了照顾公众利益，不得不对民声做出某些反应。由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大量增加，对他们的监督日益困难，政府的规定也成了一纸空文。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将社区内的工作人员和朋友们组织起来，并在州一级进行活动，确保就医形式多样化，让尽可能多的人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各种治疗。 ★由于医疗保健涉及面很广，绝非仅仅是医疗技术的运用，医疗保健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范畴，因此社会应能影响现有的医疗保健的质量和数量。例如，许许多多医学专家涌入富裕地区，医疗力量供过于求。而极需医疗服务的许多内城区和农村地区，严重缺少医生。９５％的医生专业很强，尽管基本保健医生一直缺乏。医学院没采取任何措施调整这种失衡，使千百万人得不到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因为我们大量的税额花在这上面，我们希望诸如公共事业和公共教育系统对使用者承担一些责任。我们可以通过公共程序参与关于费用、服务、薪金，有时甚至预算本身的决策。尽管医学教育、研究和医院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靠我们各级税金补贴，但这些钱应该怎么花，我们却毫无发言权。过去，联邦政府曾经几次资助进行尝试，使医疗界承担责任，例如成立了“保健管理机构”，但要做进一步努力，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拨款和新举措。 　　此外，行医出现事故或赎职行为时，医生坚持由他们自己“执行纪律”，其结果自然难以让受害者满意，纠正与补偿的途径也极有限（参见原书６６３页“医学教育和培训”及原书６８２页“我们作为病人的权利”）。 ★★★最近的调查表明，美国医生有一半是拿薪金的，许多人在医生开办的盈利公司工作。“看病付钱”制度正在改变，但并不是朝消费者受益方面改变。因为只有为数很少的拿薪金医生在健康中心等非盈利部门就职。 ★★★★“公益科学中心”最近对那些富有的全国性组织如何使用捐款提出质问起了重要作用，敦促它们在制定以防病为主的保健政策中起更有效的作用。我们可以在各地通过进入各分会的理事会，帮助影响当地的项目。（参见第２６章“美国：组织起来，寻求变革”的“信息资料”部分） ２、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的原则对美国医疗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第三方补偿的做法，无论是由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保险系统补偿，或由非盈利的“蓝十字蓝盾”机构补偿，或由公益款项（“国家医疗保障制”、“国家医疗补贴制”）补偿，得利的只是医生和医院。它鼓励医生和医院本着有偿服务的原则，给病人提供最昂贵、最复杂的治疗，并因此给他们以补偿。第三方对妇女基本健康检查和预防性保健却分文不付，要我们自己支付。保险制度就这样起了类似“空白支票”的作用。我们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纳税）交了保险费（直接和间接保险费在不断上涨）；医生和医院将帐单送交第三方付款（有时医生也给我们寄账单，要我们把实际费用和保险部分间的差额付给他们），谁也不曾调查过是否有对我们妇女更便宜或更好（或更快）的办法。结果造成医疗费直线上升。医生和股东实际上成了这种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得利者。他们的收入和利润得到充分保证。 　　医疗保险部门歧视女医务工作者和女消费者。对医生之外的医务工作者的服务，医疗保险单位往往不直接给予补偿，而医生之外的医务工作者（护士－助产士－医师、理疗师、营养师等）多为妇女（现在情况当然有所变化）。他们补偿医生，补偿雇用或管理这些医生的医院和单位，也从医生的劳动中获利。 　　３、制药工业 　　再没有比医生处方药品的制造和销售中存在的内在冲突更为明显的了：赚钱和公众安全。然而，对制药工业的控制十分困难。它是医疗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詹姆斯·Ｌ·戈达德医生说： 　　“普通美国人怀着对医生给他开的处方的无比信任，拿着这处方去买药。他们就像一个拿着母亲写的购货单去购货的孩子一样，购货单上写的什么他们看不懂。他们对５０亿美元（１９７２年数字）的制药工业的运转方式一无所知，他们花钱买药，而他们纳税的钱已经在支持着制药工业了。药品消费者付钱买药，而他们毫不了解的制药工业从中大肆渔利。” 　　　　　　　　　　　钱用到哪儿去了？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２％，即６６６０亿美元用于医疗卫生事业。 　 　■这１２％比瑞典和加拿大至少多２５％，比日本多２／３，比英国多１倍。 然而我们的婴儿死亡率却比这些国家高，人均寿命比人家短。 　■享受医疗保险的人，付给医院和医生的钱，比不享受医疗保险的人高出 ２５～５０％（按人均计）。 　■私人疗养院的费用每年递增１０％以上，接近５００亿美元。 　■不必要的服务项目、行政费和广告费开支，每年至少２０００亿美元。行 政费用花去医疗卫生费总支出的２０％, 比任何国家都多，主要原因是保 险公司多（超过１５００个），计费方式及承保条款又都不一样。 　 　■医生的收入和医院费用不断增加，速度之快远远超过通货膨胀；许多医生 和医院的利润不断增加。 　■医疗技术更新（多数的效果尚未得到证实）的开支占医疗卫生系统总投资 的７０％ 。 　■我们纳税的钱支持半数以上的各种医疗企业，包括医学教学部门在内。 　　１９８７年根据医生处方销售的药品总额约为２３０亿美元，平均美国每个家庭有２０张处方。药厂投资回收率高于２６％，超过其他任何工业行业。制药工业的价格膨胀比美国所有产业部门高出３倍有余。美国人在药品上花的钱比加拿大人和欧洲人高２到３倍。 　虽然有些药确实挽救生命，提高了许多病人的生活质量，但是研究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新药及老药无效甚至是有害的★。政府审计总署的报告说，国家医疗保障制和公共医疗补助制每年在无效的药品上花费４０００万美元。每年因服药引起有害反应而进医院的，至少有１５０万人次。医生开出的药品中２３是妇女服用。药业赚钱最多的药物首推口服避孕药、避孕针剂和镇静药，它们都有副作用，却主要是为妇女而制造的。 　　制药工业花在市场促销方面的资源占其总数的２５％（１００亿美元）－－比研究经费多。市场促销的药大多数是面向处方医生的。尽管立法部门最近为制止向医学院学生送礼而做了许多努力，但制药工业仍通过提供“研究”机会和奢侈的旅游学术研讨会，以及赞助医院、学校里的教学项目等，成功地与开业医生、住院医生和医学院套关系。由于医学院药理常识授课不足，所以医生永远要依靠制药公司提供信息或错误信息。结果是，医生经常不能（或不想）保护我们免遭无效或危险药物之害。他们往往不知道某些药可能有严重副作用，或即使知道仍继续开那些药★★。他们根据自己的观察或者自己相信，有关那些药品有副作用的结论是不准确的（医药公司总是对药品有副作用的说法提出挑战）。医生还倾向于使用广告做得多的牌子的、对制药工业利润更大的药，而不是普通的、对消费者来说更便宜的药。医生还常常使病人相信，求医必须开方才能“解决”病症，才不虚此行。 ★一项由产业界赞助的对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６２年批准使用的所有药物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１２％的药有效，至少１５％无效，然而这些药的大部分仍在市场上出售。 ★★例如医生们继续用孕激素做孕期检查，而早已发现此药与胎儿致畸有关。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警告不得在怀孕初期使用此药。然而１９７８年，仍有７．５万人次经医生开方使用孕激素做检查，那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警告已有很多年了。详见悉尼·沃尔夫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参议院卫生组委会上的证词，１９７９年８月１日。 　　４、规章制度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名义上是保护大众免受伪劣食品和有害药品及无用药品之害的（有关该管理局的更多情况请参见第２章“食品”）。多年来，由于消费者组织、积极分子、进行调查的记者和国会议员的敦促，管理局内某些尚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做了努力，促成了一些有效的（虽然是有限的）保护，并使消费者在制定规章等过程中能更充分参与。 ■ 巴巴拉·西曼是“全国妇女健康网络”的创始人，避孕药和绝经雌激素的早期研究者。她在国会作证时，提请公众警惕这些药物的危害性。 ■ 多丽丝·海尔，“美国母婴健康基金会”创建人，一再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国会、医生和专家提出挑战，要他们证明，经常在怀孕期、分娩过程中使用的药物 对母婴双方是安全的。 ■ 拉尔夫·纳德领导的“健康研究小组”对许多药品的危险性和无效性进行广泛宣传，成功地迫使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取谛它们的销售。她在国会作证，并代表消费者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广泛联系。 　　不过这些成就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其一是保守党政府反规章制度的大气候；其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预算太少，无法与制药工业的巨大财力抗衡。制药工业集团为游说国会议员、打赢官司和制造新药所耗资金，使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望而却步，根本无法与为数众多“最好的”的制药公司匹敌，而这些制药公司常常有着大量的犯罪记录：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伪造实验数据、对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关必须报告药物有何不良反应的规定。由于要求制药公司自己对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实验，他们因此也雇用了大多数的研究人员，如果医生或实验室能提供对公司有利的数据，他们就更有可能继续获得经费。 　　至少，应要求制药公司做些基本变革。例如，他们与审查他们企图销售的药物的安全性及功效有关的机构，必须割断经济联系；对不法行为课以巨额罚金。消费者和公众利益集团要比以往更加严格地进行监督，并起到压力集团的作用，以期在州和地方建立起较好的管理监控系统。 　　（十）医学教育和培训 　　医生拥有非同寻常的广泛的权力：哪些病人需要治疗、在哪儿治、谁该进医院、给予什么治疗、要治多久、用什么药、剂量多大等等，都由医生决定。他们对纯属我们个人的决定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许多医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滥用其权力呢？我们抱怨的医生的许多不良行为（摆权威派头、冷漠无情和屈尊俯就的作风），可以一直追溯到他们进医学院时所受的教育。 　　１、谁能进医学院？ 　　进医学院很难，竞争激烈。从传统上看，只有上层中产阶级的白人男子，才能在医学院入学竞争中获胜。有位名声显赫的医学教育家说：“一向被认为受益非浅的医学院预科教育，已成为无情竞争的战场”。有些学生将教科书撕掉几页，为的是不让其他学生阅读；有些学生把同学的实验搞乱；有些学生作弊。众所周知，这些搞欺骗的学生日后当了医生仍会行骗。若干年来，经验丰富的教育家相信，医学已不再能够吸引最优秀、最具才智的学生。其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对典型的医科预科生感到反感，而这些人今后会成为他们的同事。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积极行动主义者，使一大批女学生、穷学生和少数民族的学生进入医学院，贫困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数目在１９７７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后来就减少了。一部分原因是联邦政府削减了拨款，一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医学院是在压力之下被迫接纳这些学生的★。因此，大多数医生和跟他们十分相似的人在一起受到培养，而他们的教师就是从同样的模子里塑出来的，其结果是同基因无性繁殖：医学专业自我繁殖。 ★妇女进入医学院的人数目前仍在增加。 ２、训练 　　医学院要求学生强记大量高度压缩的专业性极强的材料，采用的方法是单向灌输，先生讲学生听。他们很少强调思考和推理，不鼓励学生发问、批评和争论。在这种环境中，如果在上医学院前没有学会的话，很少学生能学会批判性地思考问题。学生被迫死记硬背大量科学信息，对其他任何事情无暇顾及。不久就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医学院里多数人承认，许多教材与行医并无关系，却挤去学生学习操作技术和主要课题的时间。一位女医生说： 　　“训练计划是针对疾病制定的，致命的和疑难病症尤受重视。掌握技术（如活组织检查、穿刺）和诊断仪器（如脑电图、Ｘ光、实验室试验）的使用倍受青睐。公众日常的小毛病受到忽视，被认为是‘小问题’。提高健康水平和疾病预防问题几乎被完全忽视。” 　　训练通常不鼓励学生去认识影响人们健康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不鼓励学生认识并消除性别歧视、对同性恋的恐惧心理、阶级偏见、年龄和种族偏见。一位有政治意识的女医生写道： 　　“当我用手镜让一个女生观察她自己的子宫颈时，她觉得有趣极了。她跟我实习时，我让一位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观察自己的子宫颈，这个女生觉得挺捧。可我让６０岁老妇或２５岁的工人阶级的黑人妇女也做这种自我观察时，这个学生觉得不可理解：‘那种’病人也想看自己的子宫颈吗？我说，这种观察能在门诊进行，让妇女有更多的控制感。学生们会对我说‘啊，不行，没时间’（连多一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吗？）或者更为糟糕的回答，‘那种人’对宫颈自检也不感兴趣。” 　　医学训练科目中明显缺少常被认为是“女性主体”的价值观念、关心焦点和技能，如养育方法、设身处地理解体谅别人、体贴关怀、带着同情和敏感倾听、鼓励病人自我照料、鼓励合作而非竞争等等。医学权贵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和技术是属于护士、助手和病人女性家属的事，医生有“更重要”的事。失去这些关怀的病人，可能会因此而不能很快痊愈，也不能真正理解愈后如何疗养、如何防止复发的重要知识，结果可能是由于这种经历引起精神压抑，因为没有人重视他们因健康问题引起的对感情的影响。妇女对冷漠、深奥、缺少人情味和独裁专制的医生常常很有意见。医学研究所做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结论是大多数家庭对其医生不满,半数家庭更换了医生。 这些医生的品质与他们原来性格关系不大，而与他或她所受的片面教育有很大关系。同样，医生为给病人最适当的关怀而必备的重要知识－－如何准确评估研究结论和潜在危险，做什么检查和治疗最好，如何对待病人的权利，如何确认医疗决断上包含的医德方面的问题，病人自己为预防疾病能够做些什么－－不是只字不提，就是被降为选修课。学生得到这么一个信息：这些材料无关紧要。 　　而今训练中过分强调现代技术，年轻医生越来越不能够根据经验、检查和仔细倾听病人的叙述来做出诊断，而是依靠从试验和机器中得到的结果，使得临床水平普遍下降，许多从事医学教育的专家对此深感不安。 　　在做住院实习医生阶段，关注范围进一步缩小，那时学生们急于为自己制定专攻方向，因为医术越专，挣钱越多，名望越大，工作也越得心应手。 　　“专业化和知识及技术的迅猛发展，可能促使师生将救死扶伤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 住院实习待遇很低，又非常劳累，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经常要连续工作３６小时，一周工作１００小时，住院医生和病人都不满。授课带有很强的随意性，所以各科住院实习医生近年来成绩退步，水平下降，特别是基本技能下降，这些就不足为怪了。 　　总而言之，专业化训练使人失去人性。在工业化时代，工作条件像这样一成不变而保持至今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了。住院实习就像洗脑★，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被剥夺睡眠，一是排斥所有的感情，一是机械地服从命令（在文职行业中最军事化的一个）。由于高度紧张，医生神经衰弱、吸毒、酗酒、自杀和家庭破裂的比率很高。在职医生中不称职者比例之高令人乍舌。他们屡屡误诊，不该进行的治疗过程他们进行了，该做的却不做。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医学院学生开始接受训练时也许充满理想，曾经真诚地希望治病救人，但在医学院的封闭世界里，学习数年加上住院实习一段时间后，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比入学时更加玩世不恭、冷漠超然、思维机械。与别人沟通的能力锐减。年轻医生因在学医过程中做出了许多个人牺牲，大多数他们敬重的教师和医生是收入甚高的专家，所以他们感到他们有权一旦毕业就开始挣大钱、玩弄权术。有位杰出的医学教育家说：“新培养的是一批不思钻研的庸医，走到病床边不想问个究竟，只想发财致富，让自己过上舒服日子。” 　　　　　　　　９０年代优先解决的问题－－全国保健计划 　 　　　在当今世界工业化国家中，除南非外，美国是唯一没有国家级卫生保健 计划的国家。美国为普及医疗保健服务已提出若干立法草案，９０年代将对 此进行辩论。“全国妇女健康网络”、“波士顿妇女健康写作集体”和其他 进步组织认为，任何成功的大众医疗服务体系必须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全面完整的医疗服务，包括预防、日常医疗、长期护理、独立生活的服务 设施★、公共机构和慈善机构以外的医疗途径，以及获得助产士、按摩疗 法医师、顺势疗法医师帮助的渠道。对妇女来说还应包括巴氏涂片、避孕、 乳房Ｘ线检查、家中分娩、独立产科中心（对象是低危产妇）和上门治疗 等项服务。 　■资金应由一个公众控制的单一部门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应为累进税收入。 　■技术器材要经过更加系统的评估，尤其是新的（也是日益昂贵的）医疗技 术器材，在投入使用前要通过更加严格的审查（置入体内的胎儿心脏监测 器是前车之鉴。由于没有经过充分的评估，结果造成医疗器材的使用不当 和浪费）。 　 ■在取得保健服务上不应有任何障碍，例如共同偿付、扣除款项和保险前就 患的病不予支付医疗费等。 ■社区对医疗服务项目的性质、种类要有相当程度的参与和控制，这就要求 对公众进行更充分的教育，使他们了解有关健康问题的最重要的因素。社 区的参与将导致决策的改进。 ■彻底铲除“付款治病”的模式（这个模式经常带来不必要的、有害的治疗， 特别是对妇女）。美国将近一半的医生是工薪人员，所以与２０年前相比， 这项改革今天已不属十分激进的措施。 　■缺医少药的人口和地区应该得到更加公平合理的医疗服务和设施。 　■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决策中应起更大作用，至少要与她（他）们在社区中的 人数成正比。 　■免费（或低收费）向医学常识不多的人提供高质量的健康和医疗保健方面 的信息。 　　　保险业的巨大影响、当前反对税收的情绪和严密组织的医学界，可能会 限制上述某些措施的政治活力。美国１５００多家保险公司特别反对“单方 付款模式”，因为这将基本上消灭他们目前在提供医疗保健方面的作用。他 们当然只愿意对现行保险制度略加修改。有趣的是，许多国会议员表示支持 “直接付款或间接付款”的医疗保障办法（即由雇主支付雇员医疗费，或雇 主将钱交一基金会，由基金会支付雇员的医疗费），因为他们常说这是政治 上最行得通的办法。“直接付款或间接付款”计划按其目前内容看，对非全 日工作的雇员不利，因而对妇女的伤害甚于男人。 　　　民意测验发现，主张“单方付款模式”（与加拿大现行做法相似）的占 绝大多数，可见某项提议的政治可行性是由庞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利益决定的， 而不是由公民的需要决定的。我们希望，通过公众在全国保健问题上参加辩 论和积极行动，将在本世纪内带给我们所需的变革－－尽管有像保险业这样 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的阻挠。 ★为慢性病、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提供长期护理和独立生活服务，对妇女尤 为重要，因为妇女寿命长。此等服务项目必须包括耐久的器械、能由个人操 纵的生活辅助项目和有救济院做后备。 　　这些批评已是老生常谈了；事实上，有些批评早在近一世纪前当医学垄断局面刚刚形成时便提出来了。１９７３年本书首版刚问世时，当时“美国医学院协会”的主席便说，此书值得每位医学院学生一读。 　一系列改革医学训练的建议，都强调好的沟通和交流技巧的重要性，强调建立与文化、语言、种族相适应的医疗保健体制的重要性。例如，妇女健康运动抗议医学院训练学生做盆腔检查时，利用进行了麻醉的妇女和妓女（经常是未征得本人同意）。在妇女健康运动压力下，有些医学院讲解盆腔检查课时，使用经过专门训练的妇科教学助手。这些妇科教学助手在检查过程中一旦感到疼痛或其他不舒服，就立即作出反应，学生从她们反馈的信息中得知检查做得好与坏。 即使医学教学将会改革，如果没有消费者和社区的大量投入，妇女在健康和医疗保健方面的现状将很难改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依靠近２０年来妇女和男人一起创造的许多办法和社区的设备，如，将医术、护理与社区合作结合起来的成功的尝试（见第２６章“美国：组织起来，寻求变革”）。 原书６６４页插图。女医生。版权：女权主义出版社。 ★洗脑一词在医学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医生与笔者交谈时经常用到。有关该词的使用，请参见艾伦·张伯伦的文章《夜生活：医学教育中的睡眠剥夺》，载于１９８１年５月《新医生》（The New Physicians）。 （十一）女医生 　　今天全美医生约有１７％是女性，到２０００年女医生比例将会上升到２５％。妇女一再表示希望，相信女医生会和她们的男性同事不一样，她们会敏感、关怀，善于倾听和理解病人。这个希望有多大的现实性？ 　 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开始５年后，申报医学院的妇女人数创了记录。从６０年代起，妇女入学人数不断增加，一度超过医学院录取学生总数的４０％。医学界头目（几乎都是男的）起初显然为妇女大量涌入他们的世界感到震惊，采取一切心理恫吓手段阻挠妇女报考★，为掩饰自己对妇女成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的恐惧心理，他们提出的反对妇女当医生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妇女的生理特征上，硬说妇女不适合当医生（在１９世纪就是这样做的）：月经造成情绪波动；妇女坐在教室里分散男生注意力；妇女要结婚生孩子，学医已证明是浪费，等等。７０年代对美国所有医学院存在的性别歧视进行集体诉讼的事件，还有许多个人诉讼，再加上向妇女倾斜的立法，这些力量加在一起，才使医学院和住院实习计划不只是象征性的接纳妇女。 　　一旦入学，女生“要比男生多付一倍艰辛，才能被接受……被看作是平等的人。”教员中妇女人数寥若晨星。 女生还得忍受男生的敌意。１９８２年一所“常青藤名牌大学”的医学院里，女生在布告栏里看到乱涂乱写谩骂她们的脏话；女生宿舍门口发现盛有大便的盘子。 ★玛格丽特·坎贝尔把７０年代妇女遭受的种种歧视列了一分完整的清单。她就各方对妇女报考医学院的态度做了广泛调查，有些医学院的回答是“荒谬绝伦，不宜发表”。 　　更有甚者，女学生经常在教室、教材和临床实际中，看到女病人被诋毁、被视作物体的情景。 　　“一个外科大夫告诉我，一个肚子疼的２５岁女子按定义说是个‘不可靠的叙述人’。” 　　“一个教授在讲课中插进一张色情幻灯片，声称：男人需要蔑视女人，所以我放进了这张幻灯片。” 　　“妇女常被描绘成歇斯底里，或是唠叨没完的母亲，或为小事满腹牢骚，而男人生病时几乎从来不被指责有心理成分。” 　　女生对如此作贱妇女感到痛苦，又无可奈何。正如一个女生说：“我们每天都要在歧视妇女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是说出来？还是忍气吞声，沉默不语？”唯一出路就是自己阻断跟女同学或女患者的认同。 　　许多在读的医科女生保持沉默，决定首先集中精力于学业： 　　“我感到作为医学院学生，不得不循规蹈矩，否则寸步难行。” 　　毕业证书到手后，她们计划使用其权威，向她们当学生时看到的令人痛苦的作法挑战，予以改变。不幸的是，医学院的洗脑会摧毁学生旧有的价值观念，使许多妇女失去谋求变革的愿望。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这种愿望。 张晓华 译 王家湘 校 　　有些妇女－－女权主义者、少数民族妇女和年纪稍大的妇女－－曾试图向这些针对妇女或少数民族病人或她们自己的无礼行为进行挑战，但她们中的一些人因此遭到解雇、受到解雇的威胁或被强迫辞去她们的职务。其中少数妇女诉诸公堂解决。如果只有一两个人为此据理力争，学校或医院很容易给这少数人扣上“不合时代”、“爱捣乱”的帽子。过度工作的女医学生发现，难于实现持续的组织活动。所受训练的高度个体化性质，导致她们越来越远离小组合作的习惯，而这对成功的组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对许多妇女来讲，同样具有挑战意味的、令她们进退两难的是，适应男性化的感情不介入的作风。正如琼·贝克·米勒所说，大多数妇女具有对他人高度敏感的社会性。然而医学改革家们声称，他们要在学生身上寻求的这些品质：敏感、富于同情心、诚实和人道，出现在女人身上便立刻受到怀疑，认为是她们弱智的表现，表明她们不能胜任临床工作。女学生带进医学院校的资源，被医学训练窒息掉了。妇女极少公开批评现行的医学培训体系。 　　对这一情况进行分析的人们认为只有形成一个女性组成的“持批评态度的群体”，才能使妇女处于能促使体系发生真正改变的地位上。毫无疑问，只有妇女不再感到孤立，才能促成变革，只有她们抵制对她们的这种训练，才会有新的觉悟。在体制依旧的情况下仅仅走上领导岗位，即使这样做是可能的，也并不是批评者们通常所指的变革。聪明的是，很少妇女选择了最令人疲劳的专业，她们情愿过人的生活。不幸的是，医学界最有影响的领导不是来自于妇女偏爱的专业。只有当妇女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个持批评态度的群体，才可能给妇女以力量，但只有当她们目标一致时才会如此。 　　受医科训练的女学生，应得到医学界以外的朋友的大力支持，这样才能使她们身心健康地挺过医学训练，更不用说能抵抗住不公正的对待了。连医学界占据显赫地位的、有经验的女医生，也遭受歧视和性骚扰。白人男医生则很少有这种遭遇。 　　女住院医生觉得她们的工作更艰难。当初为有贤妻在家做后盾的男医生制定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住院常规，没有给照顾家庭或有病的亲属留下伸缩的时间。许多女医生对最后几年训练那种高度隔离的工作环境没有思想准备。她们不得不推迟要孩子的时间，或干脆完全放弃当母亲的机会。那些有孩子的母亲则发现，把学业和生儿育女或婚姻结合起来，是极度紧张的事。不全天工作的住院医师不多。 　　对大多数女医生来说，为医学训练付出的情感代价比（白人）男医生高得多，这是因为性别歧视、缺乏支持和外部要求的压力。这些压力加上本来就缺少人情味的医学训练，使许多妇女毕业后像男医生那样期待着名誉和地位。许多妇女急于证实，她们在以男子为中心的职业标准下，和男子一样有能力、能胜任临床工作、感情上超脱、经济上成功。但是，她们不愿对基本的医学观念提出质疑，她们实际上与男对手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女医生也会使满怀希望的患者失望。 　　“在我所属的医疗计划中，我挑了两位女大夫中的一个，因为我相信一个女人可能不会（像男大夫那样）逼迫我服药或手术，而会首先和我一起研究，采用一些侵害性小的非医疗手段来治疗。谁知在第一次就诊时，她不仅开了甲状腺药物，还有Ｘ光常规检查；她说话时又快又干脆，冷冰冰的，满嘴复杂的医学术语。我觉得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医学生上课一样。” 　　因此，假设能依靠女医生来弥补医疗体系的不足那就错了。女医生的存在可能有欺骗作用，使人们相信医学确实已经有了改革。遗憾的是公众，甚至医学界，已很快把女医生抬高到在一切妇女的感情、经验和健康上需要的“专家”地位。在有关健康问题的书籍、电台谈话节目、会议、杂志中，女医生已取代了女性群体自己表达的声音。女医学博士有时也研究和撰写有关我们女病人的文章，用的方法和我们曾批评男医生的客观作法完全一样。 　　当然也有些女医生成功地通过医学训练，保持了她们的热情，富于同情，记着当女病人时的体会。她们可以使情况变得很不一样。 　　“离开医生的办公室时，我第一次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受。我觉得她是真正关心我，真的是把我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我知道如果我的病有什么变化，我还可以给她打电话和她讨论，而不必感到自己很‘古怪’。” 　　就像对任何大夫那样，也可以给女大夫打分，包括她的医术、忠诚、交流的质量、灵活性、探索精神、倾听能力和对你作为一个人来尊重的态度。 马晓年 译 王家湘 校 　　　　 　　 医学教材中的妇女形象 　 医学院里学生和住院实习医生常以妇产科和心理分析教材为指导，了解 如何断定女病人的性格，如何“对付”女病人。当今的开业医生中，大多数 在学生时代就从书本里吸收了大量性别歧视、判断是非和家长式观念的教条。 虽然近年来情况有些好转，然而下面几段正是从目前几所著名医学院里正在 使用的教材中摘录下来的。这些段落的主调，是怂恿医生把自己看成是医术 高超、权力极大的咨询员，有权，甚至有义务充当我们的仲裁人和道德导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上把医生看成是妇女精神世界和性生活专家的大有 人在，而实际上他们确实无知得很，没有经过什么训练。这类文章使医生的 傲慢态度和错误，一代又一代的传了下来。 　　 １９８３年：“判断病人的个性用不着花很长时间。当她走进咨询室坐 下后，评估即可开始：她走路的步态，她的衣着，她脸上的化妆，她对问题 的反应，以及几乎一切举动，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都显露出她的特征。善 于观察的医生很快能判断，她是否过于温顺，还是过于苛求、咄咄逼人、被 动消极、性欲很强，或是幼稚无知……” 　　　“许多医生不愿深入病人的感情，因为他们担心病人会产生反感，甚至 怕他们的问题会使病人感觉更糟。其实他们只要以和蔼的方式向病人提问， 并注意观察是否有反感的迹象，就不会有任何害处。当然，做出厌恶或是怒 不可遏反应的病人，应该被允许保留自己的秘密，但是这种反应本身就说明， 她可能存在着情感上的问题……” 　　　１９８１年：“自从妇女争取选举权和平等权的序幕拉开后，职业妓女 开始消失，但非职业妓女接踵而至……” 　　　“从西方文化来看，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成为成熟的、负责的成年 人，准备结个一夫一妻的美满良缘，并成为有责任感的父亲或母亲。（类似 的文字重复在４处。）《詹森手册》希望大家对某些非常规性行为（如同性 恋、下体裸露癖、猥亵幼童等）进行讨论……手淫问题可以一提，并说明这 是青春期的正常习惯，进入成年后就没有了……人们应该知道，性交会成瘾。 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神经系统脆弱，可塑性强，习惯容易形成。所以２１ 岁以下的年轻人，使用诸如强烈酒、麻醉品、幻觉剂等使人上瘾的药物，是 极不明智的一件事……性交频率主要取决于男方的性要求，因为男性的性生 理机能需要活跃的机体应激状态。” 　　　“应建议女方根据男方性要求调整节奏，并努力使自己的性满足与对方 一致。不考虑男方天生的生理需求，是造成阳痿的常见原因。反映了女方只 顾利用男方获得自我满足，是不成熟的表现。” 　　　“应该鼓励女病人谈论对性交的看法，这样医生就能够衡量她的成熟程 度和知识水平……虽然性冷淡（不能做出性反应）在女性当中并不常见，但 是看来毫无疑问，正常男子的‘性欲’是充分发育起来的，而女性的性冲动 （性欲）水平比男人要低一些。” 　　　１９７８年：“许多妇女主诉下腹和盆腔部有剧痛，经久不愈。然而检 查结果与她们所说的疼痛程度完全不成比例。对病人来说疼痛是真的，但她 又完全不能对妇科专家清楚说明疼痛的性质、原发部位及辐射途径……”。 "由于是功能性原因，要确切指出盆腔疼痛的病因是很困难的事。一般 说来，大家都一致认为，这种痛与某种情绪失常有关，产生原因与我们在歇 斯底里病人身上发现的病因很相似……” "为获得痛经妇女的最大反馈，有必要改变她对作为女性的态度，鼓励 她自豪地接受成熟妇人的身份。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病人就可能感到， 每月的痛经并不像以前那么不可忍受，那时简单的止痛药就很有效。据说黑 人妇女对其妇人身份更感骄傲，她们的痛经就少得多……” "资深的专家也证实说，成功的怀孕乃是来自对怀孕问题有用的交谈， 加上全面体检。这比任何治疗不孕症的方法更有效……不孕妇女去求医，不 论她开始掩饰得多么好，她肯定有心理障碍。能否使不孕妇女怀孕，要靠医 生谈话的本领，即通过同情和理解，使她的精神紧张状态放松下来。医生这 套本领的大小与疗效成正比。 　　（十二）医疗保健系统中的女医务工作者 　　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像座金字塔：高薪男性医生和管理人员雄居尖顶；薪金微薄、不受重视的女医务工作者构成底座。医生中约有８３％是男性，而在所有医务工作者中女性占８０％，她们是护士、理疗师、技术员、秘书、职员、服务性人员和检修保养人员等。我们看病时（特别是去医院看病时），接触到的主要是妇女。由于她们没有权势，所以在给我们治病、护理时，她们的自由受到种种限制。 　　女医务工作者是我们强烈批评的医疗系统的组成部分。她们中有些人像大多数医生一样过分医学化，过于强调医疗技术，有些人过于忙碌，对病人看上去关怀不够。同时我们也看到，女医务工作者像从事其他工作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在一个她们无权或很少有权控制的体系中工作，这就是说她们要在巨大的不满无助状态下超负荷工作。我们将支持她们在医务系统里进行斗争，以争取为病人提供更富人情的、为病人着想的治疗护理，能有更好的工作条件，对工作获得更多的控制权。 １、护理 　　自本世纪初男性医生垄断医疗保健工作以来，护理工作便是向妇女（想从事建设性、有益的、与健康有关工种的妇女）提供的少数工种之一。今天，在１４０万护士中－－包括注册的护士和有执照的护士－－９７％是女性。护理工作历来是一种社会威望和待遇都很低下的职业（与妇女从事的其他职业一样）。１９９２年联邦政府拨款１１，９００万美元用于护士培训，然而实际经费开支只有６０００万美元差额如此之大实属空前。护士被视为医生的仆人或侍女。医生与护士的关系是男女不平等关系中最突出的典型。女性必须处于对男性服从和依赖的地位，而男人则是（或装作）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有权有势。阶级背景的不同使这种不平等关系更为突出：大多数护士出身于中层和下层阶级，而大多数医生则来自中上层和上层阶级。 原书６６９页照片。埃利斯·赫维希摄。波士顿图片库。 　　护士中的６８％为医院所雇用。尽管护士的薪水比以前高了，但工作条件并未改进。护理守则是为了医生和医院的方便，为了他们的利益和威信而制定的，护士对它们没有发言权。护士工作条件通常很差，缺编现象越来越严重，职业危害性大，流动性小。护士在医院里是病人情况的主要协调员、管理员和监察员，肩负重要的责任，然而她们没有管理权，医院其他部分的工作人员同样如此。 　　护士认为护理工作与医疗不同。今天的医疗保健工作分割为“护理”、“治疗”两个层次。护士传统上负责对病人的日常护理，听取病人及病人家属的意见，进行安抚劝慰，教他们如何预防疾病。由于医院贬低护士工作，所以希望升迁和提薪的护士不得不另攀高枝，调往监督和行政部门工作。积极要求变革的护士强调：她们要直接护理病人，工作应该获得充分评价，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只有实现这样的改变，医疗保健工作才会大大改善，因为护理在实际“治疗”中的作用，比医学界迄今所承认的要大得多★。 　　 体疗师、针对职业特点治疗的医生、社会工作者、营养师以及相关的医 务工作者，工资待遇、控制权在医疗卫生系统里都很低，以致公众也认为他 们的技术和价值不如医生高。然而他们每一行都不属于医学范畴，每一行都 有自己的标准，都有独特的、十分重要的技术训练。这些医务工作者帮助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必要的调整，起到协助治病和防病的作用。他们的技术 能使我们早日康复，帮助我们克服身体活动受限造成的困难，缓解疾病带来 的孤独和恐惧心理。但是他们的技术和才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由于制度的 限制，病人不容易得到他们的帮助，常常不知道他们服务项目的存在，除非 医生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更多了解有关他们工作的情况。如果你认为这些医 务工作者或许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去找他们。 　　护士也承担越来越重的医务工作－－做体检、做实验、抽血、静脉注射、做心电图等等。她们做了这些医务工作却得不到承认，也没有决定权。例如，许多护士已能熟练使用诊断和治疗仪器，许多人将此视为一种专长，对业务有帮助。然而谁能使用仪器、何时使用、如何做诊断结论等，完全由医生决定。超越“医生指示”，仍然是危险的。 　　“我的朋友珍妮在一家私人疗养院工作。她的一个病人得了很严重的褥疮。我和珍妮都得过类似的皮肤病，都是用芦荟治好的★★。我建议她给那个病人也用这种药。她说，‘如果我用了未经医生处方的药，我会被开除的’。” 　　护士跟病人的接触远远超过医生。她们“多年来做过许多诊断，但要使用巧妙的花招来保护自己：把医生放在决策的角色上，尽管决定是护士做的。”更有甚者，即使护士根据医生指示对病人进行治疗，不幸出了医疗事故。结果受控告的却是护士★★★。 　　许多护士在找工作，有些护校在关闭，形成了雇主的买方市场，护士的工作条件更加困难。由于经济不景气，医院在裁减人员，人员流动率很低。 ★正如玛丽·豪厄尔、米歇尔·哈里森及其他女权主义医生指出的那样，医学界贬低护理工作的作用，是因为性别歧视（妇女的工作价值低），是因为医学界继续迷恋日益复杂的机械技术，是因为医学正成为日益庞大的工业。护理工作不需要使用很多医疗物品、药品以及昂贵的仪器，也不产生利润。 ★★这是一种简单的室内盆栽植物，汁液有治疗作用。 ★★★护士按医生指示对病人进行会引起疼痛的治疗时，常要取得病人合作，而医生经常是在麻醉掩护下采取伤害更大的措施。 原书６７１页照片。标语牌上文字为“我们是护士，我们在罢工”及“我宁愿罢工，不愿做工贼！”萨拉·帕特南摄。 　　护士对护理工作越来越不满意。她们敢于表示不满。一部分原因是女权运动肯定了妇女的能力和价值，鼓励妇女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更好的工作条件。她们的不满带来许多新的现象： 　　（１）护理工作内部出现专业化趋势。美国护士协会是美国护士职业中影响最大的组织。它建议所有护士取得本科学位，这会使培训执照水平的护士停止下来★。持有证书的助产护士、麻醉护士和护师，掌握了一般护理之外的更高技能，具有强烈的专业特点。 　　医院也在设法吸引护士，例如发展不同程度的专业化；最近他们又想出新主意：设“首席护理护士”，全权负责一定数量病人２４小时的护理工作。这可能使护士感到较为满意，但也提高了劳动强度。 　　护士们对专业化的许多方面颇有争议，因为专业化要求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高的学历和学位，与病人关系像是医生与病人关系一样。护士们还有些顾虑：责任增加了，职能更多了，但未必得到更多的承认，也未必能得到相应报酬。 　　“专业化教育使我们把自己看得很独特，比其他医务工作者高出一筹。但是我们对专业化谈论得越深，我们就越明白，这只不过是医院领导用来使我们以某些方式工作的花招而已。所增加的工作对我们没有好处，对病人亦无益。换句话说，专业化可能会被用来对护士进行剥削。” ★成员中大量包括执照护士的全国护士联盟，有强烈反对所有护士取得本科学位的趋势。 　　一些批评家认为：将从事保健护理的护士分为越来越专业化的专业小组，对护士队伍的团结不利，将削弱护士进行重大改革的力量。 　　专业化并不保证护士对自己工作条件有控制权，也不能确保工作稳定，或能够接触病人。当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产生了与医生竞争的威胁时－－例如护士－助产士、“护医”将以前光顾私人医生诊所的富裕病人吸引过去时（而不是留在大多数医生不愿行医的贫困的社区）－－她们的生存就会变的危险了。她们工作的自由仍掌握在医生、行政管理人员和立法人员手中。“护医”（约占护士总数的１％）是近１０年新出现的。她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她们节省了私人医生和“保健组织”的时间，她们为他们赚的钱比她们的工资要多。幸运的是，目前全国保健改革的辩论使公众认识提高，更为支持“护医”及其他非医生的初级保健人员，如医助和助产士。 　　（２）有些地方的护士加入了临时护理代理处。代理处以凯利女秘书代理处为模式，给护士提供出差的机会（如果她们希望的话），报酬较高，也使她们从医院的纠纷和作为一个雇员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它们的作用总的说来对护理人员的抱负可能有害无益（有时，代理机构里的人员是“从外面雇来”破坏护理人员罢工的）。 　　（３）集体行动：护士们在寻找机会，也冒更大风险，为她们、为病人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大声疾呼。护士和医院里其他工作人员开始组织起来，更频繁地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改进对病人的护理。有些人加入工会★。 ★组织工会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传统的工会是被男人控制的，在公众印象中，工会成员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形象，对妇女在工作单位遇到的问题无切肤之感。公众对工会褒贬不一，对护士的同情反而会减少。 张晓华 译 王家湘 校 　（４）立法行动：许多护士组织正在日益积极地争取联邦及各州议员的支持。“全国女护士组织”是“全国妇女组织”的分支机构。它与其他类似的组织正在寻求制定政治和立法的有效战略，目标之一是要保险公司和公共医疗补助制对护士进行补偿，这一举措无疑会给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们带来很大不同，她们会有更多自主权，对工作会更满意，尽管这会巩固“付款治病”的模式。与医疗机构相比，护士们要想争得议员支持，采取政治行动改变现状，她们的财力远远不够。再者，立法变革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十分缓慢的，而且它需要病人和其他同情护士的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_这一举措无疑会给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们带来很大不同，她们会有更多自主权，对工作会更满意，尽管这会巩固“付款治病”的模式。与医疗机构相比，护士们要想争得议员支持，采取政治行动改变现状，她们的财力远远不够。再者，立法变革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十分缓慢的，而且它需要病人和其他同情护士的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