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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章　发展全球意识　　　　　　　　　　执笔：维兰亚·迪斯金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感到和所有妇女强有力地联结在一起。我们珍视当不同国家的妇女聚集在一起，相互倾听、交流经验时产生的团结。我们相信，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的视角，必须超越国界对付影响妇女生活的所有问题。所有妇女都被蓄意剥夺获得有关我们身体的关键的信息，无论我们住在美国，非洲、亚洲、澳洲、拉丁美洲、欧洲，我们都有同样的身体，我们对水、食物和住所都有最基本的需要。　　被剥夺生育权、家庭暴力、强奸、在工作场所或街道上的性骚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欺压女同性恋者、职业危险、经济剥削和战争的恐怖，所有这些都是全球现象。从印度南部一个农村妇女健康教育小组，我们得知： "当我们谈到在世界其他地区和我们一样的妇女－－生活在农村、贫困－－的情况时，我们开始感到世界上的妇女遭遇都相似，文化背景可能不同，可对妇女的剥削，全球都一样。” 　　美国妇女很少了解世界各地妇女的情况，发达国家的妇女也很少知道第三世界妇女的情况。提供有用的坦诚的对话的交流渠道还很有限。一位亚州妇女指出：美国及欧洲的女权主义者并不清楚其他国家姐妹的状况，因此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她们剥削。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最富裕发达国家的拥有选举权的妇女，在这个国家的政策如何影响其他地区妇女的生活这方面，应负起责任来。例如，如果我们在这儿成功地驱除了危险的避孕药具或者其他消费产品，制造商们可能将它们倾销给毫无防备的第三世界妇女，如Dalkon Shield 牌的宫内节育器和大剂量的雌激素药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的积极行动主义，必须包括和其他国家的妇女组织在一起，以防止这类弊端。睁开眼睛看到共同的问题，意识到并尊重我们各自不同的现实，全世界的妇女们就能增进了解，更好地互相帮助。　　一、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虽然形式和程度上各有不同，但所有男权社会（由男性主宰并围绕男性的活动和目标而组成的社会）都限制妇女的基本权利和机会，因此这种社会不能受益于妇女的技术、才能和精力。全世界的妇女面临必需生儿育女并主要负责家务的状况。我们的文化把我们视作生养后代、操持家务者和消费者，很少把我们视作工人和生产者。这种“无形性”是十分荒谬的。世界范围内参加农业劳动的妇女达５０～９０％，生产着世界６０％的食物，加工、贮存食物，是当地销售系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只要需要取水，总是女孩子和妇女的工作。在许多文化中，妇女还是很重要的食品交易者。　二、生育：妇女社区控制的生育权利　　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是女权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无论是波多黎各妇女被迫绝育，法国妇女不允许绝育，印度的“计划生育”中心，美国妇女在获得堕胎上受到局限，殴打妻子，妇女被逼卖淫，还是“一时冲动而犯罪”－－其结果是一样的：妇女没有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男权统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位印度妇女说：　　“从小到大，我们受到的教育是用猜疑的卑视眼光看待自己的身体。这极大地破坏了我们的自尊。人们教育我们，把我们作为女人而生存看作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从不明白我们的身体是怎么回事，总是对一些自然发生的现象（如月经、怀孕和生孩子）感到害羞、恐惧。 "对自己的身体具有健康的态度，会帮助我们发展自尊心，这种意识使我们在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以改变这不公正的社会结构，而我们是这结构中的一部分。” 　　“当我们说妇女必须有生育自由时，我们是指有可能真正地、实际地掌握自己，即：不受经济、社会或法律的威逼，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是否要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要孩子。” 　　世界各地的妇女，越来越把生育权问题看作女性自决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操纵妇女生育的力量既多又强大－－政府、多国公司、人口控制机构、教会、医疗机构和反流产组织等－－我们需要国际网络来有效地对这些力量进行反击。　　避孕和人口控制不是一回事（参阅原书７２３页“人口控制仍然存在”）。我们对于国外的生育控制计划必须提出以下问题：谁在控制这些生育控制计划？谁在资助这些计划，有哪些附带条件？谁提供避孕措施，是什么样的避孕措施？能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和咨询？最重要的是，人们真正需要多大程度和哪种类型的避孕措施？　　尽管反堕胎组织一再这样声称，避孕和绝育从来都不能替代安全合法的流产服务。在发展中国家，估计每年约有５０～１００万妇女，死于非法流产或与其他防止妊娠有关的意外★。导致她们死亡的这类怀孕有一半以上是非自愿的。即使在流产合法的印度和意大利，那里的妇女小组告诉我们，情况也是危险的，不公平的。在印度，妇女几乎不知道流产是合法的，即使知道，也不容易得到这方面服务，即使得到，质量也低得可怜。在意大利和希腊，许多医生用良心做借口，拒绝在医院做流产手术，但如果一个妇女支付一大笔钱要求私下流产，医生们就能克服顾虑。在美国，“医疗补助”计划中流产费用的削减，意味着许多少数民族和贫穷妇女必须被迫绝育。　　国际公共健康机构开始关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妇死亡率，但是是全世界基层妇女组织，把产妇死亡率放在生育权范畴内，提到公众关注的日程上。在“全球妇女生育权网络”的配合下，各地的妇女组织已经空前地组织起来，要求安全的流产服务、流产合法化、结束滥施绝育，以及更安全、更高质量的避孕方法和服务。小组都彼此保持联系，认识到她们面对相同的对立面，在为停止妇女不必要的死亡的共同义务中分享彼此的战略。 ★由于资料保密和篡改伪造，统计数字会有变化。１９８８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妊娠死亡是５０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自１９８３起，没什么变化。 ┌──────────┐ └──────────┘ 原书７１４页照片。莱索托妇女在修建一条穿越全国的公路。版权：联合国。　　　　　　　　　　　非洲妇女为生育健康而斗争非洲妇女用自己的方式来宣传生育权利和健康，常常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妇女有着不同的重点。她们生产非洲人民全部食物的８０％，并负责几乎全部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工作（在多数地区子女教育属于父亲的工作），她们的日常生活比其他地方妇女的生活要艰辛得多。单身是难以想象和不可接受的；生育（许多）孩子，在家长制的部落群里对妇女的地位和权力至关紧要，而非州的男权部落群体之多样化的程度，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地区。许多非洲家族和性传统曾一度几乎被殖民剥削制度取代，但目前取而代之的来自东西方的极端宗教信仰，丝毫未能改善妇女的状况，相反，这种进口和传统信仰的结合，加重了无知和压迫，大大促进了艾滋病的蔓延，并由于错误地相信出自虔诚的需要，使切除妇女阴蒂的作法盛行开来。非洲妇女不顾一切困难，决定和反对其他有害的传统作法一起，反对阴蒂切除，她们的斗争得到了西方妇女的支持而不是干预。她们也开始制止艾滋病的传播，她们认识到，外人和政府都不可能像妇女自己对家庭和个人如此献身。由于她们看到艾滋病及青少年怀孕的急剧上升，一些非州妇女也开始要求非洲的男人在性行为方面要有更多的责任。在妇女健康问题上“责备受害者”的心态，正逐渐变得越来越不被接受。近年来，在和其他非州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国家妇女的网络活动中，非洲妇女开始交换意见，发起运动降低产妇死亡率，在一些地区争取能获得避孕手段及堕胎，在另一些地方则反对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非洲妇女非凡的力量和决心是我们大家的榜样。在她们不断明确自己需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继续和她们团结一致，支持她们。　　三、输出错误的重点　　（一）发展　　“发展”一词通常意味着现代化，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发展，是有意识地按西方模式输出现代化的方式。发展的理论建立在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基础之上，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能够也将要选择相同的经济增长之路。“发展专家”多数是西方的男性，对贫困、生产力低下和失业，作为“不发达的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只与相关国家的男性代言人商讨，设计了一系列项目，解决以上问题。然后他们从个别政府或国际跨国机构，例如联合国或世界银行（这些“发展专家”常常就是世界银行的人），取得低息贷款或无息资助，来开展这些项目。这类援助项目的最终结果，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使这些国家更加依赖外国产品和资助。世界各地的妇女批评这种发展政策，因其极大程度地忽视了妇女作为主要食物生产者的作用，以及政策本身对妇女和儿童的极其不利影响。由于西方模式通常认为，只有男子从事农业生产，这些项目往往只将土地分给男人，妇女得不到她们传统家庭生存必需的土地。　　例如，在非洲，妇女在给孩子提供食物（如种植、收割、烹调食物）、付学费、买衣物等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当她们的土地被剥夺以后，她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一切呢？社区的健康状况在下降，因为口粮庄稼（妇女的领地）是供全体人食用的，而经济作物（男人的领地）是为了出卖的。男人掌握着由经济作物所得来的收入，却不会像妇女那样把钱用在食品或家庭的开支上。　　发展项目通常只对男人进行培训和技术推广，从而使妇女没有机会学习新技术。如果妇女也在规划之内，她们的工作负担常常加重，例如种植高产谷物，这需要更多的时间锄草和收获。计划人员无法理解妇女需要有偿劳动。一位印度妇女写道：　　“流传的神话是，妇女是靠她们丈夫的钱生活的，可我们发现情况恰恰相反。到印度德里一个叫萨和里的妇女资料中心来的妇女，婚前婚后都得外出工作，靠自己谋生并为未来的新家积蓄钱财（如嫁妆）。可当婚姻破裂后，她们通常失去所有家当。” 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学术专家和妇女与发展方面的发展理论专家，以妇女解放的名义强行推广西方发展模式。然而，发展理论如果不针对解决家长制统治，就无法真正地使妇女受益。　　“被社会所接受的男权统治浸透了发展工作。尽管许多人口头上赞成妇女在男性统治的发展界平等参与，却很少想到或做出真正的努力，去争取与妇女分享权力。”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理论，既承认妇女在生产中的中心作用，又向压迫妇女的经济政治制度挑战。各国都应有更多妇女参与设计和执行灵活的规划，以满足妇女的需要，并反映出她们在家庭内外的生产上所起的作用。　　（二）多国公司　　我们这里讨论的多国公司（ＭＮＣｓ），是指那些在不同国家有着分支，但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里保留着集中的资本和权力的公司，虽然它们常常是妇女获得有工资的工作的唯一源泉，但却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反面作用。跨国公司迫使女工们相互竞争，例如，美国妇女购买第三世界妇女在血汗工厂中生产的产品，不论什么时候，妇女（例如南朝鲜的妇女）开始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组织起来时，工厂就立刻迁到另一个社区去。美国妇女面临着失业，因为美国的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了。 ┌──────────┐ └──────────┘ 原书７１６页照片。版权：美国乐施会。　　由于税收优惠制和廉价及驯服的劳动力，发达国家的三大工业：纺织工业、电子工业和农业综合企业，已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那里的妇女从事着８０～９０％的低技能流水作业线的工作，长时间在不健康的条件下工作，多国公司付给的工资极低，却宣称他们给妇女工作，“解放”了妇女。　　“设在菲律宾的美国电子工厂付给女工的起始月薪是３６～４６美元，而月均生活费用是３７美元。在印度尼西亚，起始月薪实际比月均生活费用低７美元，工人的生活水平已到了最低限：一顿米饭，干鱼，水（一瓶可乐可能需花去半天的工资），４人或更多的人同住一间房。” 　　世界上女工的工资比男性少３０～６０％。单身妇女常常是在家庭坚持之下，才去找这些新工作干的，家庭迫切需要她们挣钱养家。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意味着大动荡，她们失去了亲人和社区网络组织，还得不到工资保障、工作福利和年资等优先权。她们是正式劳动力中最受剥削的一部分。　　多国公司的工作场所充满着危害健康的因素。在电子工业这出口工业中最安全最清洁的一个工业中，有毒的化学物品和溶剂就放在露天容器中，空气中充满强烈气味。一位在墨西哥北部的"美国友人服务社”的工人，听说过１０至１２个妇女在工作中一起突然昏倒的事故。报纸报道说这是“集体歇斯底里症发作”。在马来西亚，“集体歇斯底里”已成为一种反抗的手段。一个年轻妇女看见了一种可怕的鬼怪，尖叫着倒在了地上，痉挛着。几分钟里，这种歇斯底里症传遍了整个流水线。有时工厂需要关闭一个星期或更多的时间，来驱除“鬼魂”。马来西亚的学者们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加速或加强工厂纪律引起的。通过放大镜查看极细的电线，连续干７～９小时，在每天２美元工资下拼命完成规定的工作量，这些可使任何人歇斯底里。电子工厂的工人常常失去工作所需的２０２０的视力。南朝鲜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电子装配线上的工人都有严重的眼病；只要上一年班，８８％有慢性结膜炎，４４％有近视，１９％有散光。在电子装配过程的一个阶段，工人们必须将电子线路浸入敞开的酸液缸里。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妇女们戴上手套，穿上靴子来干这些事。一旦这些东西有裂缝，常常有烧伤的情况。工人们有时在惨痛的事故里失去手指。　　纺织和制衣业的条件可把任何西方１９、２０世纪的血汗工场比下去。工人们挤在昏暗的车间，那里夏天的温度超过４０℃（１００华氏度），可能带来永久性肺损伤的纺尘充满了空气；加急订单还需要加班加点，有时４８小时连轴转，厂方提供“活力丸”和苯丙胺注射液。一位３０岁的南朝鲜缝纫工，在她的日记中描述了每天从早上７点干到夜里１１点半的制衣厂的工作条件。　　“当学徒工从衣服上往下抖线头时，整个车间充满了尘土，呼吸都困难。我们一直在这样充满尘土的环境中工作，得肺病、气管炎和眼疾的人越来越多……似乎没有人知道，在哀叹和悲痛中，我们的血液已融入了产品。” 　　对健康威胁最严重的是压力。能去一次厕所是很幸运的事；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们必须举手获得准许去厕所，并且还要等上半小时之久。一周白班一周夜班搅乱了睡眠规律；胃痛和神经紧张，反映了由于要完成生产定额所产生的焦虑和压力，已经深入我们体内。许多行业的管理人员鼓励高比例的工人更替率；因为工资随资历上调，培训一批十几岁的新手比支付给一个有经验的“老”（如２３或２４岁）女工的工资要合算些。多国公司说他们为发展做了贡献，但他们进入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目的：廉价劳动力。当劳动力不再廉价时，他们就会迁走。依赖人们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发展”？萨拉丽·汉密尔顿，一位研究妇女和环球公司问题的“美国友人服务社”的工作人员说：　　“多国公司故意将妇女作为剥削对象。如果女权主义要对世界各地的妇女做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必须找到一条新途径抵制国际上的集团公司的权力。” 　　（三）婴儿食品业　　战后出生率巨增期过后（即西方出生率下降后），婴儿食品公司看好这方面相对尚未开发的第三世界市场，不讲道德的咄咄逼人的广告说，代乳品比母乳更利于婴儿健康，婴儿更易成活★。于是数百万第三世界的母亲们停止母乳喂养，但调制和贮存婴儿食品的卫生条件又很差，且常常买不起足够量的婴儿食品，导致每年有１０００万例的严重营养不良患儿，约３００万婴儿夭折。　　有时，婴儿食品业还说服生了很健康的婴儿的产妇们，说她们的身体无法保持婴儿的健康，需要一位专家（通常是男性医生）来指导她们如何喂养孩子。这就加重了性别歧视。　　世界各地的居民发起了一次大的运动来制止这些不道德行为。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婴儿食品行动联盟”和“国际婴儿食品行动网络”发起了一场联合抵制雀巢公司的运动。这家瑞士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多国食品公司，垄断了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婴儿食品销量的一半。这次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非工会组织的抵制运动，涉及４１个国家和３００多个全国性组织。要求是：停止直接的消费广告；不准利用及向医务人员进行推销，取消公司的“牛奶护士”，不准免费分送样品。　　这场抵制运动取得了经济影响★★：１９７８年“挪威奶制品销售协会”取消了与雀巢公司签订的独家销售查尔斯堡牌奶酪的合同；当美国的圣母院大学成了一个“没有雀巢产品的校院”时，该校食品服务部门每周不再花４万美元购买“雀巢”产品。联合抵制运动最大的成功，是对广大消费者进行了教育，国际政府机构对婴儿食品销售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并采取了相应的认真行动。其结果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一个国际婴儿食品市场行为法规。当世界健康大会于１９８０年５月投票通过这一法规时，每个国家都投票赞成，只有美国例外，美国代表说它违反自由企业制度。　　仅仅搞掉婴儿食品业是不够的，母乳喂养并不总是方便的或可能的喂养办法，因为许多哺乳期妇女必须全天在家庭以外工作，又常有繁重的家务缠身。妇女的斗争，不只是反对认为人工喂养比母乳喂养更好的这种科技文化，而且也是为了寻求其他替代方式，如延长带薪产假，有给孩子喂奶时间的工作场所，以及接受这样的事实：在这些事情上，妇女有权进行选择。一位塞内加尔妇女说：　　“光谈论母乳优越性和对母婴双方的好处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创造条件使妇女能够哺乳。母乳喂养是好，但是……如何实现呢？” ★婴儿食品制造商使用全套推销技巧，包括在本公司产品旁边展示健康可爱儿童的大招贴画，他们还让销售人员装扮成护士模样，向母亲们提供喂养婴儿的知识，并向他们免费提供产品试用。他们充分利用在医院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多的倾向，拼命通过医护人员，特别是医院，推销自己的产品。 ★★抵制雀巢运动于１９８４年初结束，但对在发展中国家倾销母乳代用品及其他儿童消费品的大公司的调查仍在继续。尤其是美国公司将有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遵守雀巢同意的条件，而监督各公司是否按规定行事将是很重要的。 ┌──────────┐ └──────────┘ 原书７０９页照片。图中标语：波士顿婴儿食品行动联盟要求抵制雀巢产品！艾伦·舒布摄。　　（四）药物－－不只是局部地区的问题：美国制药业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影响　在一些最强大高利润的多国公司的控制之下，制药业继续利用第三世界的健康制度牟取利润。到１９８０年为止，２００种销售量最大的药品的专利在美国大多已经到期，美国药品工业在彻底剥削了国内消费者以后，现在正虎视眈眈地到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消费者－－尤其是妇女★。美国政府热切鼓励药品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不发达国家软弱的限制措施，使这些公司能不受惩罚地推销产品。这对第三世界的妇女是不利的。尤其是过去为给美国妇女寻求安全药物，常常利用贫穷的第三世界妇女做试验。高剂量口服避孕药就是先在波多黎各，继而在萨尔瓦多妇女（一般是贫穷和文盲妇女）身上进行试验的，有时甚至不让她们知道，给她们的健康带来严重后果。　　药业公司研究生产“富裕国家”疾病的药品，像心脏病、抑郁症、失眠、癌症。但对威胁第三世界大约１０亿人的热带病却很少做研究。由于规章限制或者消费者有怨言，一些药物在美国不能销售。药品公司却把它们拿到第三世界去倾销。他们派遣大量代理人到第三世界去，他们用在推销和广告上的费用，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健康预算还要多。他们推销无效的药品、或与病人病症不同的药品，使用这样的药品可能会有危险。他们提供的副作用信息和禁用信息是很有限的，甚至对开方的医务人员也是如此。　　妇女健康积极分子和消费者联盟小组一直在抗议这种行径。１９８１年５月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健康行动”组织，宗旨是：协调行动，在国际消费者及发展和公共利益小组间互通信息，为国际运动提出工作框架。国际健康行动小组已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信息中心，收集有关医药业的结构、所有者和市场活动的信息，还建立了一个国际消费产品警报网“消费者国际警察组织”。她们必定是做对了，因为她们让医药公司担心了。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７日的《食品和药物信件》（华盛顿商业信息公司）谈到，“一群积极分子－－刚刚结束了反对婴儿食品业的销售活动后－－开始把目光注意到了对第三世界国家消费者销售药物的问题上”。这封信担心的是，“国际健康行动”会搞一场类似对雀巢公司进行抵制的宣传大战，反对多国药品公司。他们最担心的是“国际健康行动”能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影响，像婴儿食品销售一样，也采用一个限制性的药品法规。“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盟”已出台一个临时性自愿的药材销售活动法规，以努力缓和越来越强烈的批评，避免受到条例限制。“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盟”的法规是含糊的，不完备的，难以解释和监督的。它根本没有提到礼品、样品、广告的内容、生产方法及产品可靠性，而且其要求是如此之泛，可以认为它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第三世界妇女越来越成为，尤其是心理治疗药物的销售目标。　　（五）西方药品与民间医疗体系　　在共享“专业知识”的幌子下，我们向世界各地出口西方的药品（所谓的“技术转移”），其悲剧性结果之一是当地民间医疗健康体系被贬低，受到压制。例如由美国资助的保健计划在印度刚独立时（１９４８年），曾以为印度会越来越需要西方医疗科学技术，但实际上，人家有历史悠久的印度草药疗法和瑜伽功。印度草药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把人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为西方医学未触及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印度草药疗法像许多传统医疗体系一样，不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使个人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在像印度这样一个８５％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的国家，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乡村人口需要的，多是简单、预防性的服务。传染性疾病仍盛行，像清洁的水、环境卫生、合理的饮食这类公共健康措施，比新机器、新药和新工厂能更好地预防健康不良。　　各国政府接受了医生们对医疗政策发展方向垄断的时候，世界各国妇女的苦难就临头了。两个世纪前，西方的医疗机构开始排斥和迫害女治疗者、接生婆和做流产术的妇女，而往往就是这些女人在为贫穷农村妇女服务。发展常常意味着，同样的情况也在第三世界发生。因为大多数妇女生活在乡村地区，大多数国家需要通过社区保健人员、传统治疗者和农村保健人员，来维护人们的健康，而医生只作为补充力量或顾问，他们反正也只应起这个作用，因为医生所受到的训练狭隘、技术性太高。 ┌──────────┐ └──────────┘ 原书７１９页照片。乍得妇女在准备营养丰富的稀饭。版权：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月牙会。　　（六）旅游业　　旅游业是第三世界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有些情况下，是外汇收入的第三或第四位来源。旅游业的一个强大驱动力是有当地女性，她们或公开做妓女，或做女接待员、按摩或服侍洗澡的女郎、色情表演的演员，或者在俱乐部中当女主持和女招待。与色情旅游业密切相关的“休闲”业务，是在亚洲的美军驻地周围滋生起来的。色情旅游业和“休闲”业，对绝大多数的雇员，既进行性剥削，也进行经济剥削。妇女们进入这种行业常常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也因为别无其他选择。　　“在泰国，城乡在收入和机遇上的差别是很悬殊的，因而引起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对于生活在贫穷的农村的妇女，流入城市为她们提供了挣钱的能力，比起农村一般经济收入来说，她们在城市挣的钱是惊人的。两三年的按摩卖淫收入，可以帮助家里建起一幢屋子，其大小和质量是种一辈子庄稼也不能奢望得到的。许多家庭（甚至整个村子）都靠女儿的“肉体生意”提高了生活水平。” 　　不过，绝大部分色情旅游业赚的利润，流入了旅游局、旅馆、俱乐部老板、为妓女拉皮条的人和这一行当的其他组织者的腰包。工业化国家的旅游局和航空公司也牟取了巨额利润。由于他们看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有的政府默许或公然提倡色情旅游：一些官员们甚至提出他们的妇女去卖淫是“伟大爱国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类最明显的例子有：菲律宾、南朝鲜和泰国。约７０万妇女在曼谷的按摩院、茶馆、夜总会、妓院和迪斯科餐舞厅里就业。一家荷兰旅行社是这样介绍泰国的：　　“……泰国到处充满刺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国家里什么都可以干，特别是与女孩子有关的事……然而到泰国的游客，要找到能享受前所未知的乐趣的地方，可能会有问题，不得不向饭店的前台服务员，用不成句的英语打听哪儿能找到漂亮姑娘，这是件很麻烦的事。罗西旅行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你第一次可以预定去泰国旅行，各种奇妙乐趣都包括在总费用里了……” 　　荷兰男人登上包租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去到曼谷。在曼谷，他们每晚花上２５荷兰盾（１２．５美元）就可以买来一个妇女，１００荷兰盾一个星期。而“姑娘们”就是能找到工作，一个月才挣８０荷兰盾左右。７０％的妇女患有性传播疾病，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他们，飞回荷兰的飞机获得了“淋病特快号”的绰号。　　日本商人常常飞往南朝鲜，做一晚的色情游览，下面是出现在日本杂志上的一段：　　“只有两种人不和南朝鲜女人睡觉：没钱的和那些身体某部位有问题的人。” 　　一位日本青年男子问这家杂志： "听说可以对南朝鲜女人为所欲为。是真的吗？如果我去旅行，我想好好享受一下她们，因此我想进一步了解南朝鲜的‘服务’。” 　　该杂志的回答是：　　“是的，说南朝鲜是‘男人的天堂’一点都不夸张，这些特殊的旅游要稍稍贵一点，但你仍只需花７５美元就能买一夜春宵。此外，这些朝鲜姑娘都很年轻，在１８岁到２５岁之间，很成熟。接受我们的建议，去南朝鲜‘男人的天堂’吧。” 　　在菲律宾，只要是外国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卖淫活动就很盛行。例如，在安吉利斯城美国军事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１９９１年正式关闭）和奥兰加坡的军事基地（苏比克湾海军基地，预定９０年代中关闭）毗邻的一排“俱乐部”里，就是如此。每天大约有６５００美国军人和文职官员，经常去奥兰加坡做“休闲”。奥兰加坡服务员月薪在５００至６００比索（７０至８４美元）之间。有些女孩十三四岁就开始通过俱乐部主人和经理做出安排卖淫，一直干到四五十岁，或主人允许她们就干下去。到退休时，大多数人都无积蓄，也没有什么社会福利保障。和开始卖淫时一样穷，一样可以被剥削。分析家们预言，美国军事基地设在哪儿（苏比克和克拉克基地移至别处），哪儿高利润的强大的色情业就会兴旺起来。　　亚洲的妇女和教会组织抗议这些活动，许多组织在寻求国际上的团结一致。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妇女组织响应了南朝鲜、菲律宾和泰国的妇女的呼吁，已组织了反抗有关旅游机构的揭露运动和行动。　　南朝鲜的妇女在性旅游飞机着陆的机场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她们举着用日语写的：“日本色鬼，滚回去！” 　　三、谈论女权主义意味着绝不说没用的废话　　一些国际妇女组织（如“国际妇女信息交流站”和“全球妇女生育权网络”）和每一个大陆上的每一个地区的数百个地方妇女组织，正致力于组织妇女，在国际上发挥更大力量。我们必须培育和扩展这些组织，以便妇女能够通过信息、经验和愿望的交流，真正了解其他姐妹们的生活。大量的女权主义的杂志，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些目标。《大报》（新西兰）、《Manushi 》（印度）、《多余的“肋骨”》（英国）、《勇气》（德国）、《女性报》（墨西哥）和《少来指责》（美国），只不过是我们几个重要的喉舌。这种交流，有助于消除地区、种族、阶级和使我们分裂的恐惧造成的障碍，可以加强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如在原书７１７页引用过的一位朝鲜制衣女工在日记中写道的：“我们生活同样艰难，我们是一根绳子捆在一起的。”一位印度妇女说的好：　　“如果所有的姐妹们都拧成一股绳，相信自己的价值所在，对我们所受的迫害感到愤怒，我们就能有力量进行一切行动。” 　　妇女团结是有力量的，全世界姐妹们团结起来就更有力量！　　过去几年里，许多新的妇女组织发展起来了，下面仅是妇女们为国际间的联系所作所为的几个例子：１９７４年ＩＳＩＳ，国际妇女信息交流站，开始时是一个国际妇女运动的材料和信息中心，它使世界各地的妇女，都能获得不同基层妇女组织的材料，并出版了一份季刊和几种入门指南。１９７５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妇女年”。在墨西哥举行了官方会议，同时举行的还有一个非官方会议，称为论坛，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妇女组织，派代表参加了论坛。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５年联合国“国际妇女十年”，要求各国审视自己在发展中优先关注的问题，并把妇女包括在内。１９７６年布鲁塞尔：对妇女的暴行国际法庭。在这次会上，国际女权主义者网络正式成立。国际女权主义者网络协同国际妇女信息交流站，成了一个信息交流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一个国家的妇女可以请求别国妇女的帮助，－－例如，以电报或信件形式，表达对她们所采取行动的支持。 ┌──────────┐ └──────────┘ 原书７２０页照片。印度浦那的家务工罢工。那弗罗斯缩制。１９７７年罗马：第一届“国际妇女与健康大会”。作为国际妇女十年活动的一部分，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召开了美国全国妇女大会，两万名妇女代表到会，包括“国际争取家务报酬运动组织”的代表。“黑人妇女争取家务报酬组织”（美国）的威尔梅特·布朗说，“我们为自己的收入而斗争，不是为了加入男人一伙可以趾高气扬。我们的胜利要使一切人能分享社会财富”！１９７９年曼谷：“女权主义者大会”。第三世界妇女与会者决定接受“女权主义” 一词，尽管传媒歪曲了女权主义的形象。她们承认“本土女权主义”，其中包括了第三世界妇女对整个“发展”概念的质疑，提出，无论如何平等，妇女是否真正愿意被纳入这种发展过程之中。这些妇女为女权主义制定了两个长期目标：第一，无论家里家外，妇女是和男性一样平等的、有尊严的，有控制自身身体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第二，创造国内及国际范围内更公平的社会经济秩序，取消各种形式的歧视压迫。１９８０年哥本哈根：“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同时举行的还有一个８０００名妇女出席的ＮＧＯ论坛会议。大会主题是“发展、平等、和平”。１９８０年德国·汉诺威：第二届“国际妇女与健康大会”。１９８１年日内瓦：第三届“国际妇女与健康大会”。由国际妇女信息交流站及妇女诊所组织。来自３５个国家５００名自助小组成员，聚集在一起，交流了知识、经验和观点。１９８１年哥伦比亚·波哥达：第一届“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女权主义大会”。１９８２年 "新西兰全国妇女健康大会”。１９８４年阿姆斯特丹：“妇女生育权：妇女国际法庭和会议”。１９８５年肯尼亚·内罗毕：“联合国妇女十年”结束时，与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同时，举行了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联合国妇女十年主要是使我们大家更深刻了解：在世界各地，妇女被排除在政治程序以外的程度之大；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保持这一新认识：需要变革，需要妇女的完全参与；同时推进实现我们历尽艰难取得的成果。１９８７年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第五届“国际妇女与健康大会”。来自五大洲的６００多名妇女出席了大会。这个国际女权主义的大会在欧洲以外举行，还是第一次。１９９０年菲律宾·马尼拉：第六届“国际妇女与健康大会”，来自６０个国家的４００多名妇女出席大会。　　　　　　人口控制仍在进行　在几乎２０年的女权主义日益强烈的抗议下，人口控制仍然是发展战略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国际计划生育项目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美国国际发展署和其他一些公共或私人机构里，旧的人口政策仍然生机勃勃。它总是将妇女权利方面的言语纳入它的目标，如要求妇女得到教育，却极少进行重要的结构改变，如土地改革、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废除国际债务等，由于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狭小的人口问题上，常常掩盖了造成贫穷、环境恶化，以及由世界新秩序而引来的经济政治混乱的主要原因。和任何思潮一样，人口控制政策也经历了发展和变革。鉴于过去计划生育努力的失败，改革派兴起，要求高质量的保健和扩展更多项目，以解决妇女生育健康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尽管这是受欢迎的，但对主导观念影响甚微，尤为重要的是，它未能向人口控制政策的基本假设提出挑战：迅速的人口增长是第三世界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年来，这一假设随着时代要求被多次修正，指责迅速的人口增长是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原因：７０年代的饥饿与贫困；８０年代的失业与经济危机；９０年代的环境恶化都归于人口增长的结果。今天，穷人不仅对他们自身的悲惨境地负有责任，而且还对整个星球的环境恶化负有责任。现在美国的主流环境保护机构，如西尔拉俱乐部、全国野生生物协会、奥杜本协会，已和人口组织结成政治联盟，中心是高出生率的危险和大规模增加美国人口问题资助的需要。一份在人口与环境组织内传阅的“人口问题重点声明”上写道：“由于人口增长对全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无所不在的和有害的影响，它威胁着改善生活条件的所有努力。” 这些组织严重地淡化了导致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为获取短期利润浪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主导经济体系；由于农业企业、林业、采矿和能源企业，导致农民和原住民失去家园；国际借贷组织的条例政策；战争和武器生产；工业化国家及世界少数富人的浪费型消费。尽管许多国家的妇女都能从广泛开展的避孕和流产措施中获益，但人口问题的界定，深刻地影响着制定出的生育控制措施的性质，以及使用这些措施的项目。例如，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常常以推广全面人口规划作为援助条件，而牺牲其他同等重要的健康保健服务。现在，对于撒哈拉以南地区，国际援助机构主要集中在它的人口控制方面。按照世界银行的观点，那里计划生育应成为健康与发展政策的“基石”。 "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人口办公室已大大增加了它对非洲的援助。现在１／３以上的计划生育实施经费和一半的政策部门经费用在非洲。计划生育项目中一个争论点是使用物质刺激。世界银行的一份题目是“ 非洲计划生育中的合乎道德的途径”的文件说：物质奖励与惩罚“可能在计划生育项目中有一定的地位，但绝对不应带有歧视或强制性”。然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歪曲的逻辑下，作者声称，“奖励与惩罚，天生就是主要针对穷人的，因为只有穷人才会受其吸引。” 对于某些高效但极为危险的避孕药具的审查和跟踪检查，政策制定者也提倡极度“随意”的方法。例如，“美国国际发展署”人口办公室写给国际计划生育协会的一封信上说： "在我们看来，计划生育方案常给服务工作带来许多医疗障碍，我们相信这些障碍对项目带来消极的效果和影响，尤其是对激素避孕措施。我们所说的医疗障碍的常见例子包括，保守的医学思维方式（如为了‘安全’起见，如果妇女出现头痛就暂停服避孕药……）……我们甚至觉得最好别使用禁忌症这种术语……这可能会产生很强的负面含义。” 对于避孕安全问题，采取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所造成的具体危险的例子，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皮下埋植剂。这是由纽约“人口理事会”开发的产品，它是一种埋入妇女手臂皮下的孕激素植入剂，埋植一次能保证至少５年内不怀孕。埋入和取出都需要局麻和外科技术。使用这种药物时，道德的作法是要有充分的医疗审查和跟踪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妇女提出要求，就能够得到取出的服务。 "人口理事会”的一份内部报道，提供了该“皮下埋植”避孕技术在印尼人口项目中被滥用的证据，近５０万名妇女通常没有得到有关副作用或替代性避孕措施的咨询服务，没有做怀孕检查，器械也没有消毒，就被埋植了此种药品，许多人都不知道这种埋植品５年之后应该取出。而且在要求取出时，手术也会得不到保证，不仅因为缺乏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而且还由于这样做保证了印尼政府的人口目标得以实现。正如一位印尼人口政策官员所说，“告诉了她们必须埋入５年，她们答应了……农村妇女说话是不反悔的，如果她们要求取出，就提醒她们是自己同意过的。” 在妇女面对着过分热心的人口控制项目的同时，她们还必须和资金充足的反堕胎、反避孕的运动做斗争，这个运动想要剥夺妇女获得基本的避孕和堕胎服务。在这两种极端之间，主流人口政策对许多人来说会显得合理。但它的注意力只集中在狭小的人口“数量”上，模糊了人类剥削“制度”问题－－男人剥削女人，富人剥削穷人，浅色皮肤人剥削深色皮肤人－－首先是这些，带来了高人口数量。人口控制永远不能取代社会公正。以上是贝齐·哈特曼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５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妇女与健康大会上题为“人口政策和项目：女权主义的评价”的大会发言的最新修改稿。哈特曼是《生育权和不公正现象：人口控制和避孕选择的全球政治策略》一书的作者，纽约：Harper & Row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手册与口服避孕药：　　　　　　　　　绿色消费主义与人口政策随想作者：Ｈ·帕特里夏·海因斯，美国马萨诸塞州北阿默斯特妇女与技术学院。节选自《生育基因工程问题》，１９９１年第４卷，第１期，第４７～５２页。环境污染与西方技术发展密切相关。这些为满足我们对能源、交通、垃圾运送及处理、食品、保健及消费品的基本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技术，本身就是有毒废料和局部空气、水、土壤、海水和全球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技术和产品，在一个把“新”视作进步和令人渴望的这种文化中销售，这种文化把愿望变成需要，把公民变成了消费者。这种消费文化与产业文化共存于这样一种西方观点中，它将世界看作一个经济竞技场，在这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由产品的等级来衡量”。这种世界观导致人们以摧毁环境的方式和程度来进行生产。我们通过无休止的经济入侵来主宰世界，在我们的发展观中，我们输出世界是一个经济竞技场的观点（我说“我们”，意思是他们，因为妇女并不创造西方的发展规划和机构，也没有创造世界是一个经济竞技场的观点。然而，在工业国，消费广告的对象９０％是妇女，８０％的消费购买由妇女完成）。西方环境主义者通过发起绿色消费运动，努力取得一些对新产品的工业生产和营销的控制权。从１９９０年地球日的活动中，开始呼吁“消费者有力量改变市场”。绿色消费主义敦促购物者“买绿色产品”，也就是用购买减少或声称减少污染的新产品，来代替污染的或生产时会造成污染的产品。他们的活动取得了一些成绩。美国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８９年有机产品的需求量增加了一倍：再生纸产品和无毒的家用清洁剂兴旺发展起来。不过，“购买力可以改变世界”的说法过于天真、浅薄和不全面，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的运动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让妇女们警惕绿色消费主义吧。要知道：第一，绿色消费把人们只看成消费者，把大自然只看成市场商品。在这个牌子的经济学中，一座山的价值计算法是进行民意测验，看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去山里徒步旅行。第二，绿色消费主义极少谈到西方巨大的人均消费，把自然资源从第三世界偷走，依赖那里的儿童劳动，极大地影响了全球环境的改变。带有环境意识的购买应该是买少些，买得不一样。绿色公司、他们的顾问和货单，从不提醒我们去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真正需要这件东西，还是就是“想”要它。减少消费的力量可以缩小经济的主导作用，而购买不同东西－－绿色产品－－的力量则做不到这一点。第三，看到绿色产品提供的新的市场机会，一些大的污染公司正在迅速地赶超绿色消费运动。一些公司在污染预防上采取的措施－－减少废物排出，有效利用能源、使用可再生性的包装－－是必要的，但早就该这么做了。一些厂家在进行欺骗活动：在没有标准规定或者对塑料的可腐性未做出测定时，就将塑料作为可腐品经销；当废塑料的再生能力只占废塑料总数的１％左右时，就宣称塑料可回收再生；将经基因工程生长的植物和细菌作为有机的、自然的生态物质。若不分析厂家利益与权力，绿色消费运动就会被大公司的销售手段打垮，就不能对产业进行改革。第四，绿色消费主义对发展几乎没有批判的眼光，很少分析全球贸易对地区性工业、农业自力更生的影响。我们需要从一个全球经济村的思想转向这样一个目标：建立一个“由许多经济村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允许我们依靠自己当地的人力、自然资源和资金，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生产我们所需的大多数东西。” 第五，即使在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中，建立“绿色消费”的经典理论：“ 按需供应”，也没能得到证实。在美国，有机农业供给不到４％的商业食品；如果需求真能支配市场，商业有机食品会很轻易地增加５至１０倍。那么，供给的障碍是什么呢？多学科研究所需的公共和私人基金短缺；联邦分类标准建立在水果和蔬菜的外观的基础上；政府的物价补贴和土地经营管理要求的制度，有利于高化学性农业。这样，政府的政策通过人造肥料、杀虫剂和抗生素的高投入，把农民束缚在农业上，阻碍了农业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第六，绿色消费主义缺乏对性别政治的分析。如果某种化妆品用自然原料制成，但用物化妇女的图象做广告，强化妇女变老没有吸引力这个信息，这样的产品是“绿色”产品吗？在《绿色消费者》（企鹅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一本导购有利于环境产品的英国畅销书，作者约翰·埃尔金顿和朱利亚·黑尔斯，推荐“花花公子除臭剂”，因为它不含破坏臭氧的氯碳氟化合物。这样的消费运动，已被谴责为只不过是“绿色资本主义”，如果“绿色产品”中色情形象和性别歧视信息丝毫未被触动的话，这种消费运动就不会对任何事情有促进作用。人口增长和控制问题的争论，是以浅薄的、非政治的和不完善的消费环保主义者的思想为框架的。许多环境组织和报纸认为，“人口”近来已上升成为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人们建议的速效的解决方法，破坏了妇女获得自治、完善和尊严的复杂道路，他们呼吁妇女更多地使用口服避孕药、持续时间更长的激素植入和可注射药品，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这种作法迅速地封住了一些深入的问题：妇女为什么要孩子？为什么不让男人担负起避孕的责任？妇女如何能取得性别上的公平待遇？具有讽剌意义的是，对长效避孕方式的推广是在性病，包括艾滋病流行的时候开始的。其实应该把重点放在屏障性避孕方法上，如男用避孕套、女用避孕套、宫颈帽和阴道隔膜。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因为缺乏避孕措施或者贫穷，而是男性主宰的文化、法律和宗教压力，迫使妇女非意愿怀孕。长效避孕方法并不能帮妇女摆脱生男孩的压力，摆脱若无孩子则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假定，摆脱丈夫和别人的强迫性行为。环境恶化的最好疗法是控制人口还是控制消费？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消耗的能源和自然资源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多得多－－有些情况是１０至１００倍。工业化国家产生世界上大多数的废物，包括大部分使臭氧层减少和全球空气变暖的散布于空气中的化学品和有毒气体。也就是说，卢旺达或尼加拉瓜的一个８口之家，比英国或美国的４人家庭，对地球的耗竭和污染程度小得无法比拟。印度人均能源消费只占美国人均能源消费的４％。富裕国从共有的地球生态系统中借取物质（如清洁的空气），留下的却是酸雨和温室气体这类垃圾。工业国为获得他们经济发展的资金和财富，已欠下了一笔环境债务。地球环境恶化的最好对策，是控制工业国的消费，并迅速转向尽可能减少污染环境的农业、运输和能源技术。至于人口问题，真正重要的是所有妇女生育自主。这一作法提倡通过平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提供安全有效的避孕服务作为初级保健体系的一部分。它不把妇女的健康和福利，放在从属于、丈夫家庭、社会和政府的人口目标地位上。谭琳初译王家湘译校谭琳初译王家湘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