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妓女要开"千禧年聚会" 广东考虑建立艾滋病罪犯管理机构 苏格兰首例故意传染艾滋病毒案开审 拯救生命还是保护专利 艾滋病药品引发纠纷 两万妓女要开"千禧年聚会" 《江南时报》 (2001年03月01日第三版) 　　本报综合消息 亚洲各地超过2万性工作者星期六将聚集在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要求 世人更尊重她们的职业。 加尔各答"性病及艾滋病防治计划"负责人杜塔说："这将会是性工作者一次为期三日的千 禧年聚会。" 参与筹办工作的一名性工作者普楚尔·辛格说，会议目的是令性工作者置身于"一个保护 伞之下"，传达她们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信息。 让法律管管艾滋病犯罪 广东考虑建立艾滋病罪犯管理机构 中国新闻社 2001年3月14日 中新社北京三月十三日电(记者陈建) 今日举行的人大广东团全体会议上，鉴于有代表提 出的爱滋病罪犯无从监管的问题，广东省领导人当即表示在调查研究后，将考虑建立爱滋病罪 犯管理机构的可能性。 台山市公安局台城分局副局长李玉娟称，中国爱滋病患者近六十万人。从她多年工作经验 看，约七成多患者并非通过性途径感染，而是由于吸毒感染。这些患者多数犯有贩毒的罪行， 但爱滋病却成了"护身符"，没有监管机构可以收留，继续出没社会，为非作歹。 这些爱滋病患者主要通过针筒感染，一支针筒往往五六人共用十多天，还不舍得丢掉。按 照有关法律规定，爱滋病等恶性传染病人不能进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避免群体传染。所 以，这些患者即使被判有罪，也不能锒铛入狱，只能保外就医。 日久天长，这些罪犯也知道法律奈何他们不得，更加放纵。李玉娟说，一次他们去逮捕一 名爱滋病罪犯，谁知他抽出两针筒血液，威胁警察说："你们一过来，我就将血淋过去，让你 们都染上爱滋病。" 由于这些罪犯吸毒几乎家徒四壁，加上爱滋病治疗费用不菲，每月上万，他们无力支付， 地方政府也无能为力，只好目视他们浪迹社会。 李玉娟建议，应该参照麻风病罪犯的监管方法，出台爱滋病罪犯的管理办法。 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省长卢瑞华立即表示高度关注。表示无论是政府还是人大，都可先 对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对策报告，然后纳入议程，研究方案。如果法律条件允许，政府可 以考虑成立爱滋病罪犯的专门管理机构。 病人凯利送艾滋病给女友 苏格兰首例故意传染艾滋病毒案开审 焦公《北京青年报》 2001年3月01日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报道，2月14日至23日，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高等法庭审理了英国 首宗故意通过性生活将艾滋病传染给女友的案子。33岁的被告斯蒂芬·凯利被指控在明知自己 患有艾滋病的情况下，仍与女友34岁的安娜·克雷格发生性关系。凯利不仅事先没有告诉克雷 格自己患有艾滋病，而且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致使克雷格在与凯利发生性关系3个月后在例 行性的检查中就发现自己的HIV呈阳性。于是克雷格一纸将凯利告上了法庭。 事实上，凯利是一位来自格拉斯哥普罗迈米尔的海洛因瘾君子，曾因犯袭击罪而被判服刑， 并在与其他囚犯分享肮脏的针头时感染上了HIV，他还企图在克莱克曼南郡的格兰诺切尔监狱 实施抢劫。凯利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鳏夫，于1993年7月接受了HIV测试。医生告诫他过性生活 时一定要注意采取安全性保护措施。 克雷格是一位有3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她的家人抛弃了她，她害怕孤独地死去。她的律师 卡默隆·法伊夫说她现在正在谋求提出一项刑事伤害补偿的诉讼，要求帮助抚养她的16岁、14 岁和9岁的孩子。 据称，对凯利的判刑将推迟到3月16日，在格拉斯哥高院为期9天的审判期间，陪审团听取 了双方的陈述。由于在英国苏格兰还从没有过故意将HIV病毒感染他人的刑事指控，所以就按 苏格兰的习惯法进行起诉。而在英国和威尔士，这类案件在1997年就成了一种刑事冒犯。 拯救生命还是保护专利 艾滋病药品引发纠纷 《科技日报》 2001年3月14日 王俊鸣 3月5日，包括美国默克公司在内的39家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就艾滋病药品进口与生产问 题向南非高级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南非政府威胁它们的制药专利权。 不久前，南非政府计划实施一项进口和生产廉价、非专利艾滋病药物的新法案。跨国制药 公司对此指责说，南非政府的这项新法案将侵犯他们的有关艾滋病药品的知识产权，使他们投 入的有关药品的高额研究开发费用无法收回。对于跨国制药公司的诉讼，南非政府表示，根据 现行的药价规定，南非艾滋病病人无法负担购买预防和治疗艾滋病药物的费用。政府有责任帮 助艾滋病病人。这桩法律纠纷，无论对跨国制药公司还是对南非政府都意义重大，因此也受到 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关注。 事实上，正如南非公共卫生部门所表示的那样，南非现在急需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南非的 艾滋病情况非常严重，2000年南非有25万人死于艾滋病，而目前全国每10个人中就有1个 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但问题是，目前跨国制药公司销售的抗艾滋病药品，普通病人根本用不起， 而印度、巴西等国能够提供廉价的抗艾滋病药物。因此，南非政府希望制定法律，使政府能够 从印度、巴西等国进口廉价的、不受专利保护的抗艾滋病药物。 南非政府发言人说，整个非洲药品销售量仅占全世界药品销售量的1％至1．3％，这对于 赢利的跨国制药公司的利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些跨国公司花在市场营销方面的费用是研发 新药费用的2倍，而且回报率惊人。况且，南非在种族隔离政策期间，公共卫生部门早已资金 告急。治疗艾滋病的高昂费用对南非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言下之意，非洲，特别是南非是 一个现成的艾滋病药品的市场，并不需要做过多的市场开发，为什么不能将抗艾滋病药品平价 买给南非急需用药的病人呢？ 但是，跨国制药公司却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都能从第三国获得廉价药物的话，他们的利 润和未来的新药研究开发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代表跨国公司的药品制造联合会主席迪布则说： “为什么世界上那些生产不受专利保护药物的公司不会做得更好一点？为什么他们只会仿制我 们的药品？为什么他们不能改进技术，生产新一代的抗艾滋病药物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得比 我们更快、更好、更省钱？显然，开发抗艾滋病新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积极支持南非实施新法案。国际慈善援助机构甚至督促跨国 制药公司撤销诉讼。无国界医师组织的南非项目负责人格米尔说：“对于贫穷的非洲而言，是 否预防艾滋病好比是生与死的问题，这可能与美国、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位于纽约的“为 全球提供艾滋病治疗运动”组织的发言人在联合国电台表示，这些跨国制药公司的起诉是不理 智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所规定的基本条文，也侵犯南非艾滋病人应该得到医疗的基本权益。 此间舆论认为，这桩法律纠纷涉及到“是保护药品专利还是拯救生命？”这一现实问题。 药品专利需要保护，但医学的最终目的是治病救人。跨国制药公司应该为南非、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平价的抗艾滋病药物，这也许是解决这场纠纷以及人类最终征服艾滋病的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