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长率队走文楼 《三联生活周刊》：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 官称华中五万人献血染爱滋 中国爱滋病患者人数正大幅度上升 我国有3～5万献血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政府漠视“艾滋之乡”　病人扬言报复社会 这等“洗血”太悬了 上蔡六日 “洗血”“去脂”不能乱来 走进“艾滋村” 卫生部公布河南艾滋病疫情 文楼村241人染病 古德明：从爱滋村看古今中国 副部长率队走文楼 郑灵巧 李建伟 (2001.08.09) 健康报 　　8月4日上午，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的汽车驶进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 　　1995年前后，由于不规范的采供血活动及非法的地下采浆活动，这个3000多人口的村 庄出现了较严重的艾滋病流行。此次由卫生部、民政部组成的工作组，在卫生部副部长殷大 奎率领下，并会同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等地方党政领导一同入村，开展慰问与医疗救治工作。 　　在新建的村卫生所，医生和护士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均来自上蔡县几家医院。据 驻马店市有关负责人介绍，自该村出现艾滋病例以来，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极为重视，努力 开展救治工作。殷大奎向医生详细询问了病人就诊情况，查看了药房备药情况，还特别到注 射室查看了一次性医疗用品使用与用后处理情况，叮嘱护士认真把好消毒关。 　　在第二诊室，一位36岁的妇女侧躺在病床上，裸露的脊背上有一大片红肿的带状疱疹。 殷大奎关切地询问病人病情。患者的丈夫告诉殷副部长，他的女人患了艾滋病，他本人也感 染了艾滋病毒。殷大奎问，有孩子吗？孩子多大？健康吗？得知他们10岁的男孩很健康， 殷大奎才松了一口气。 　　在卫生所一排崭新的房屋后面有一个小院，一间旧的房屋被改作病房，9张病床躺满挂 吊瓶的病人。一位发高烧的42岁男患者，额头上敷了一块降温的湿毛巾，见领导们走进来， 泪水淌了出来。见状，殷大奎立即上前问候。病人指着自己坦露的胸脯说这里很难受。殷大 奎将左手轻放到病人胸前，右手轻轻叩击。叩诊过后，又要来听诊器，认真听诊。并让患者 伸出舌头，细细观察。随后，将他诊断的情况交待给一旁的医生。 　　走出卫生所，殷大奎、李志斌一行在村干部带领下去患者家中探望，询问他们的生活情 况，还为每家带去了一袋面粉、一床毛巾被。3位被看望的患者都很激动。34岁的患者程广 华向殷副部长、李副省长讲述了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救治救助情况。 　　得知两个月前，上蔡县派出驻村工作队，殷大奎、李志斌来到工作队住所，看望工作队 队员。这是3个月前还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卫生所病房，简单清扫后工作队入住进来。殷大 奎紧紧握住工作队队员的手，感谢他们为患者及其家属所做的工作。 　　10点40分，殷大奎、李志斌一行走进村里的小学校。在教室里，与十几位艾滋病患者、 感染者及健康村民代表，共同就艾滋病防治的话题进行座谈。村民们感谢党和政府及社会各 界的关心，感谢为他们筹资兴建学校、村卫生所，两个月前开始免收艾滋病患者医药费，今 年以来民政部门发放面粉、救济款，对部分困难户学生免收学费……座谈中，村民们反映了 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和对未来生活的担忧。 　　身材高大的程万臣，身体健康。几年前，他常常从村里拉起队伍外出建房打工。如今， 方圆多少里都没人敢用他们，彻底断了他们外出打工的路。他说，我们健康人都挣不回钱来， 有病的人就更困难了。 　　艾滋病患者最关注医疗救治。几位村民要求，给他们派更多的好医生来，送来更多好药 品。殷大奎闻言，立即将随行的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推荐给大家，一位是北京协和医院王 爱霞主任医师，一位是北京佑安医院徐莲芝主任医师，说“今后几天她们将在村卫生所为大 家治病。”话音未落，就引来一片鼓掌声。 　　殷大奎随后讲述了国内外艾滋病流行现状，用浅显的语言介绍了艾滋病防治知识，并郑 重地告诉大家，党和各级政府都很重视艾滋病的防治，都在千方百计做工作。他鼓励感染者 和患者一同参与到同艾滋病斗争的行列中来。 　　正午12点，工作人员送来午餐———普通的盒饭，殷大奎、李志斌端起自己的一份走 进感染者和患者中间，和他们边吃边谈…… 《三联生活周刊》：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 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9月05日12:49 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高昱 记者/于彦琳 　　“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我们不欢迎记者。”在文楼村——这座因为数以百计的艾滋病人而闻名世界的豫南偏 僻村落——记者被三四十个村民围到墙根。 　　“送钱来的吧？记者都是送钱来的。”也有人这样嚷嚷。 　　“我是送书来的。”记者想起背包中还放有10本郑州艾滋病专家高耀洁赠送的《艾滋病 /性病的防治》。书立即被一抢而空。其余的人继续盯着记者的背包不放。 　　一个村民邀请记者到他家里，但大部分人似乎并不愿意记者这么轻易走掉。“你的记者 证？”一个50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 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 　　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钟。有些村民情绪激动起来:“都是你们记者， 说我们文楼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结果从北京遣返回来好多打工的，我们种的菜都没人买了。” 但马上有人反驳:“你不要听乡里胡说，没有高医生和记者把咱们的病反映出去，现在你能 免费吃药打针？” 　　“高医生也不咋的，他尽给病轻的人钱，不给我们病重的。”又有人说。 　　更多的人围过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各种眼神但并不友好地盯着。“你的介 绍信呢？”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 　　介绍信当然是没有的。右后方终于有一个声音说:“中国公民到哪里不行啊。何况他还 啥也没采访。把记者证还给他吧。” 　　“不行，乡里说了，记者不能私自来采访。”老汉并不准备让步。“让他走吧。”另外几 个人也帮着说话。老汉迟疑之间，右后方的一只手把记者证夺过来，拉着记者往外就走。身 后有人在骂骂咧咧。 　　“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这个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说，“我们也都是受害者。” 　　那个老汉是个例外。程告诉记者，那老汉是文楼村“艾滋病协会”的会长。自从1999 年7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在这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死亡 的阴影便笼罩着这个偏僻的中国村庄。8月23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公布了河南省上蔡县 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确切地说，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年之前 有1310人常年卖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 感染了艾滋病毒。从1995年至今，至少31人死于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 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体到只有800人的文楼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 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 　　“我们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来的，今年卫生部又来过两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 的是血。”程建中说，“谁有病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也没什么好保密的。”最初的恐惧和绝望 之后，生活在这一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高地区的村民决定打破沉默。尽管有人仍然为自己 得了“这个脏的病”而羞愧，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样的画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感到“我们 文楼人太丢人现眼了，在人前抬不起头”，但大部分人已经不再自惭形秽。“我们没有卖淫嫖 娼，也没有吸毒，我们只是到那些官办的血站卖血，我们又没有做错事。”程建中坚决地说， “必须有人为我们的病负责。”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 推上被告席。 　　8月4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由官员和北京专家组成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空气。“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34岁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说。免 费医疗对穷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月29日记者到文楼的那一天，X光机、B超、显微镜刚 刚运到春节后修建的村卫生所，这是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抗病毒治疗所必需的检测设备。据 介绍，为救助文楼村民，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已经花费了500万人民币，包括电网改造、小 学修缮和40万元的药费。但村民们还是不满意。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县里一共发放了三次救 济，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钱，一个毛毯和一双鞋，甚至有老实的病人一次都没得到。 尽管政府保证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学费，但这个新学期在文楼的小学校里并没有执行。从县 直和各乡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几乎一天一换，对病人病情的了解只能通过病历记录。连对疫 情的调查都被指责动了手脚以压缩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儿童被锁在学校的教室里不准外 出，直至愤怒的家长上告，方由卫生部官员责令当地补查。“这是形式主义，上面对我们很 关心，但一到下面就变味了。”一位村民说。 　　文楼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演化成外界对文楼的恐惧。卖油条的、卖猪头肉的、卖种 子的、收西瓜的，现在都不再光临了，村民们告诉记者，在中央工作组之前，没有看到有当 地政府官员前来慰问或调查。关心和回避的并存使艾滋病人愤懑的情绪变得奇怪起来。来自 北京的官员曾请几位病人代表到上蔡宾馆，有病人便要求住带空调的房间，第二天又要求给 自己家里也装一个。“我了解他们的情绪，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径要求赔 偿。”告诉记者此事的一位官员说。 　　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 　　高耀洁有些蹒跚地迈上河南省图书馆高高的台阶。这个76岁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卫 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 元赠款，印刷了12万册《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我要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高 耀洁教授说，“我害怕这场战争的灾难比二战还要大。” 　　8月23日下午，高耀洁和记者押送着第一批14400册书开始了她后来称之为“磕头” 的送书之路。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宋庆龄基金会525本，省图书馆5075 本——只有在省图书馆，才有一位副馆长和馆长助理出来接待，帮着张罗卸书。“我知道你 们有134个市县图书馆和800个服务站，所以我还准备给你们2万本。”高耀洁对馆长嘱咐 道，“但你们得把这些书发下去，我是要看回执的。”“我需要保证这些书能让需要的人免费 看到，而不是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卖掉。” 　　高耀洁告诉记者，开封有一个23岁的女护士，给艾滋病人打针时不幸感染，她把伤口 包扎上了。而实际上只需要按住动脉往外挤，用水冲，再放入酒精中20分钟就行了，“她在 电话里哭着对我说，自己也到图书馆查过，但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书。” 　　高耀洁已经自费把她的书寄给了700多索求者。她还希望能给省卫生防疫站2万本，但 有人不愿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让病人知道那么多知识。最后是主管的副站长王哲出来说话， 收下了2万1千本。 　　“这是很残酷的，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洁说，她去过很多 艾滋病高发乡村，“那里连一张挂图都没有，只是在上蔡那边的小学教室里挂了一个电影明 星(濮存昕)。” 　　高耀洁曾经一度很担心有人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她在书中提到了自己的发现:驻马 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项城、沈丘和许昌的鄢陵等县的很多病例证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 艾滋病，另一方可能过好几年也没有发现感染病毒。她提出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用意， 一是提醒学界对中国人体质与HIV性行为感染的亲和力进行研究，更关键的是佐证自己的一 个重要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采血问题 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为止，官方的说法还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在估计的60 万HIV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占总数的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6.9%，从1998年到2001 年6月，经采供血传播的占同期感染总数的6%。“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 这本书1996年第一版时也是这么写的。但从1999年开始，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了。”高 耀洁说，“我们是经血传播为主。” 　　今年年初，高耀洁和桂希恩这两位在河南农村有很高知名度的医生，受邀参加了在清华 大学开的一个研讨会。会上北京一位姓汤的教授提出新观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70%—90% 是通过色情业传播。“我像苍蝇一样跟着这汤教授，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通过色情业传播的连7%—9%都不到。后来这汤教授说，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资料得出的结 论。云南和四川的代表说他们那里以吸毒传播为主，结果仔细一问，他们也是连一个艾滋病 人都没见过。”高耀洁在记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见过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数千封 信来自全国各地，99%都是血液传播。” 　　记者只去过河南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但在豫东的开封，当地最 大的一家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献血 和被动输血者，开封尚没有发现一例因性传播和吸毒致病者。当记者再次向他确认每年经他 们医院发现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是否有1000人的时候，他犹豫很久，才回答说:“今年也就 几十例吧。” 　　发布像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疫情，是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和权力做的事情。事实上，没有 人知道真实的数量有多少。这位医生只能告诉记者，90年代初开封的尉氏、杞县等地血站 和卖血的普及泛滥程度一点不比上蔡差，卫生部和桂希恩对卖血者的艾滋病感染比率的检验 结果分别是40%多和60%。即使按照这个比率，也是十分恐怖的数字。记者在开封尉氏县屈 楼村看到，这个700人的小村庄去年死亡4人，今年又死了4个，还有5个人已经明显表现 出与死者共同的症状:持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浓，脸色 吓人的发黑。记者把所见所闻告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王哲回答说:“这些情况 我们都掌握。”但屈楼村民告诉记者，自从1999年那里开始出现疫情后，没有任何一位来自 北京、郑州、开封或者尉氏县、乡里的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去过。8月27日下午，在郑州 纬五路河南省卫生厅的门口，一个中年农妇蹲在地上痛苦地呕吐着绿色的东西。100米外的 省卫生防疫站门诊部，是河南省惟一的艾滋病确诊医院，三楼的确诊室门口，从4点到4点 10分，等待在那里的一男一女分别被告知染上了绝症。医生问了一句“废话”:“以前卖过 血吧？”然后一人发了一张4开小报，告诉他们回去注意家人预防，就不再多说一句。男人 很快地离去，那个来自豫北焦作温县的农妇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着什么，但终于也慢慢地 下楼，出门，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人群中。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分辨不出。 　　“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记者身旁的一个男医生说了一句。不仅仅是一个上蔡，甚 至上蔡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有比上蔡更穷、卖血更多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河南，在陕 西商洛地区，在河北、安徽、山西，都发生过甚至还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惨剧。“中国已经进 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 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 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去年6月28日，中科院 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真的是采血— —至少在像河南这样的区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分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 么，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 　　血浆经济 　　1995年，是世界流行病防治的奠基级人物巴斯德逝世100周年，这一年2月26日到3 月1日，在河内举办了一次纪念巴斯德逝世的国际流行病研讨会。会议行将结束时，与会的 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突然接到国内电话，北方一些地区发生艾滋病大规模疫情， 催促曾毅尽快回国。 　　究竟是发现了什么严重问题使得卫生部如此紧张，我们不得而知，被采访的一些卫生官 员也说法不一，但从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先兆早已有之。1991年初，当时还是河南省人大 代表的高耀洁从参加人大会的农村妇女代表那里得知，一些农村因为卖血导致肝炎等传染病 流行，她当即提案，要求严格买卖血卫生管理。也就在那前后，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老专家 百思不得其解地发现，被消灭已久的疟原虫又在豫南一带流行，直到一位从驻马店出来的省 领导愤怒地问及，驻马店防疫部门的血站抽农民的血，一天卖几次，这么抽老农民的血不抽 垮了？1992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各地普查丙肝，结果吓人一跳，这个刚刚分离出来的肝 炎种类在河南的发病率居然直追老牌传染病乙肝，比国外的发病率高出四五十倍。尤其是在 卖血人群中，感染丙肝的人数一般都在一半以上。 　　然而，疟原虫也好，丙肝也好，毕竟不是什么要命的传染病，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再 允许他们的血用于医疗输血。没有人想到，更多的人因此而被推入更为残酷的深渊。不能用 于医疗输血并不代表不能卖血，当时刚刚兴起的一种单采血浆的卖血方式就并不拒绝丙肝患 者，这种方式只需要检测乙肝两对半。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层，只要 血浆，把红细胞回输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药公司，可以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 蛋白、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据一位医生出身的卫生局长介绍，白蛋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于治疗休克、烧伤、外科手术、癌症放疗化疗、生产失血太多后等引起的血容量锐减，以及 慢性肾炎、肝炎、糖尿病，到目前为止，白蛋白的生产还主要靠从人血浆或人胎盘中提取。 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白蛋白基本从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但按照卫生部、 外经贸部、海关总署1984年和1988年两次联合通知的说法，“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性恋 和静脉注射毒品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又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而国外用于制 造血液制品(如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的血浆供应者中同性恋者又占很大比例”，为防止艾 滋病传入我国，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八十年代末九十 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血液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 商品，中国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产量也不过十多吨，根本供不应求，由于进口受限，价 格高企。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 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与此同时， 可以带动大批采血人员就业——于国、于民、于商都是只赚不赔的好事。 　　偏远贫困的内地农村因此成为便宜而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这其中关键的中间环节 是主要由卫生医疗部门开设的血站。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很快成为“血浆 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 　　“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同样属于文楼艾滋病人一员的 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 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 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抽出800cc满 满两大袋的“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cc红细胞回输，卖血者 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 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cc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 　　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和皆大欢喜的赚钱中降临了。至少有三个环节被认为存在 着致命的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 抽出来的全血接触，但原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的一位护士承认，这些总是沾满鲜血的剪子和 钳子都只是在晚上泡一夜，白天肯定是刚沾过这个人的血又去碰另一个人的。 　　然后是离心机，境外有报道称是将几个同一血型人的全血混在一起离心，然后再把已经 充分混合的红细胞回输。但记者在河南采访时，没有听到有哪个血站是这么操作的。事实上， 普遍采用的离心机里面被分成12个小锅，每个小锅里放两袋血。但即使是这样分隔离心， 也非常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离心机里鲜血淋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血站分离员一般 只是把破损严重的血袋扔掉，如果血细胞流失不太严重则照常操作——这种情况下，同样会 有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被回输。由于回输这种特殊的操作过程，无论是消毒剪、消毒钳还 是离心机，尤其是前两种器械，为病毒的可能传播大开其门。 　　不知什么原因，单采浆中存在的这么普遍的大漏洞，一直没有得到机构庞大的医院、防 疫等卫生系统的察觉和关注。农民在拼命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拼 命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国家 “适时”开放血液制品出口，更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 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而 给血站发许可证也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权力，由于采血许可证需要省级卫生厅发放，在全国 范围内，几乎都出现了卫生部门中医政、疾病控制和爱卫会三家争管的局面——最终医政夺 走了这块肥肉。 　　几乎可想而知，争夺意味着权力寻租在血站批建中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时过境迁，寻找 到某种确凿的证据是困难的。但河南省的一位前防疫官员一针见血:“我1993年曾经到下面 几个血站看过，一看就害怕，离心机一离血袋就破，还有消毒钳，血站工作人员有很多连溶 血反应这样的基本知识都不懂。现在卫生厅的官员都至少是医科院校大学毕业，他们不会连 这些都看不出来吧——要么是装作没看见，要么就根本没看。这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这根本 就是腐败。” 　　但发财心切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最巅峰的时期，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 驻马店就有39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过省卫生厅批准的。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上午到县城卖血，一扭脸又跑到开封卖去了。”开封尉氏县屈楼 村的丁军对记者说。血站的遍地开花固然为农民献血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艾 滋病的交叉感染和异地传播。 　　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事实是这个规定如同废纸。 “我一年最低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针是常有的事。”文楼村民程彦 军说。那位血站护士告诉记者，由于卖血农民太多，他们当时五六点钟上班采小血(指化验)， 正式采血常常从早上七八点钟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程彦军也证实，他们村的卖血者总是凌 晨三点钟就起来，“去晚了还挂不上号，去的早可以赶上挂两个号，上午一针下午一针。要 么就是前院抽完赶紧往后院跑再抽一针，或者各抽两针。”他们习惯于把县卫生局的血站称 为前院，把人民医院称为后院，程彦军也抽过4针的，但抽完之后当场晕倒抽筋，习以为常 的护士只是过来给他挂一瓶葡萄糖。 　　“他们从来不阻止我们一天卖几次，有针眼捂住就给你扎，也不管你的血质量不质量。” 程勇力说，每天在着两个血站卖血的总有500人以上，每天抽1000针，床位不够就一头躺 一个。后来在邻近的遂平县一个血站打过工的程勇力知道这其中的暴利:“除去给卖血者的 40多块钱外，血站还能净赚至少70块钱。” 　　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农民献血者不是没有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驻马店、开封、周 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 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膊是化肥(指尿素)，这个胳膊是磷肥。” 丁军曾经开过一辆“奔马”跑菜，很快他和其他几辆车成了接送卖血者的班车，丁军也就是 在拉人过去的过程中顺便卖了不到10次，这是致命的10次。 　　对生财无门的农民来说，卖血是个不错的职业，依靠卖血盖房娶媳妇都不是新鲜事。程 勇力90年的时候曾到广东打过工，一个月也有600多块钱，但干了一个月就觉得还不如卖 几针血。“觉得又不干活又不累，往那一住，没钱了抽几针，还可以带些钱回去。抽得猛了， 休息一个月也就养过来了。”程勇力很是后悔，“当时真没人告诉我这么危险，如果知道传染 这种病，别说四五十，给四五百都不干。” 　　谁也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1993年后，程勇力真的没有再去卖血。他最后一次在县 人民医院血站刚抽完，就浑身发冷，持续高烧，打了20多天针不见好，后来怀疑是发疟子， 打了一针奎宁好了。“当时我怀疑是冬天输的盐水太冷，血管受不了了。”程勇力说，“我从 此再也不敢卖血了，后来跑到海南的一个度假村当保安。”现在看来，那更像刚刚感染艾滋 病后出现的症状。 　　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突然发布通知，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 血站。这次行动是强有力的，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血站都被关闭。由于一些生物 制药公司仍在河南采浆，地下非法血站应运而生——比如承包上蔡人民医院的姓尼的医生— —有些甚至是昔日的卖血者经营的。但到1997年，这些地下非法血头即遭到严厉打击而销 声匿迹。 　　究竟谁应该为最大面积的传染负直接责任，一位长期跟踪掌握相关数据的权威专家分析 认为，大部分人的受感染地是1996年后出现的地下采血点。但另一些河南当地专家则认为， 把责任推给那些非法血站也是不合适的，尽管它们更容易引发传染，但毕竟存留的时间太短。 在1995年之前，地下血站更少之又少，原因很简单，就像烟厂和电信公司一样，根本轮不 到他们吃那块肥肉。由于记者掌握的材料、到过的地方、采访的病人有限，无法判断哪一种 更接近真实。但是，悲剧已经酿就。 　　盖子 　　公允地讲，在最初，没有人能想到艾滋病的乘虚而入。“我一直以为艾滋病在中国不可 能大规模流行。”一位市卫生局长向记者坦言。他的理由是，中国家庭还是比较稳固，即使 到今天，婚外性关系也不多，而且让人看不起。同时中国对毒品打击力度很大，吸毒传播也 不可能扩张。“一直到1995年，全国一年报道的感染者才一两千，70%多因为吸毒，20%多通 过性传播。传播范围都非常有限。” 　　不知为何，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专家、官员和各种文件书籍，可以谈中国的吸毒问题，可 以谈中国的地下性产业问题，惟独对输血供血传播不以为然，常常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统 计数字中相应的感染比率也少得可怜。这种疏忽带来的恶果到今天已经显露无遗。事实上， 全世界通过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报道已有多起，最著名的是法国输血案， 由于当时刚刚发现HIV，法国上尉实行献血者HIV抗体检测，结果导致数千名输血者感染HIV， 以至死亡。这一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导致法国卫生部长辞职和有关人员坐牢。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至少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部门已经获知卖血者中有艾滋病患者 或携带者。当时一批由兰州生物制品所出口南韩的血制品中被发现含有艾滋病毒，原浆就采 自河南。也就在这一年，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收到上海生物制品所的通知，它们售往上海的 血浆中被抽检出有2例携带艾滋病毒。相信同样的报告应该也递交给河南省卫生主管部门， 但后来的处理办法是这家血站不再允许这两人卖血。至于这两个人是否继续到其他血站，没 有人再去过问。也没有人再去深究，这么危险的单采回输法，这么随意的卫生条件，这么踊 跃的多次卖血者，一旦出现一个艾滋病，后果会是怎样的？对医生来说，这些都并不是需要 费很多脑子才能想到的问题。 　　不是没有警觉者。也是这一年，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官员发现，下面送的血样虽然全部 合格，但有很多是一个样本分装的，于是他找来一批原血样抽检，这一抽不得了。“旁边的 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申报科研成果了，我可是腿都吓软了，这种东西永远不出现才好。” 　　可惜的是，这一次次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往最积极的方面猜测，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 HIV在卖血者中的出现没有通报给下面的卫生防疫部门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了解 艾滋病怎么传播。上面的管理者虽然知道有艾滋病，但根本不了解下面是怎么采浆的，所以 意识不到可能大规模传染的严重性，只认为那是偶然的个别现象，不让感染者再卖血就万事 大吉，证照批，血照采，财照发。就这样，由着HIV的幽灵在中原游荡，毁掉村民的健康， 侵蚀着一个个贫困乡村的灵魂。 　　“如果当时就追究的话，就能减少很多人被感染。”程勇力说。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1995年对官办血站的查封是坚决的，尽管一些血站一直延续到1996 年。但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随着1998年《献血法》的出台，买卖 血制被禁止，河南省的血站缩减为23个，所有医院用血都由这23个中心血站统一供血。据 河南省卫生厅介绍，经过2年的努力，到2000年，河南的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卫 生部对河南采供血机构血液抽检，合格率也达到100%。 　　可是，另一些事情又有些让人费解了。在大力推动中心血站建设和无偿献血的同时，因 为卖血而传染的艾滋病疫情却被冷冷地掩盖了起来。1996年，河南省卫生厅搞过一次全省 范围内的献血员抽查。这次抽查的结果被放置于保险箱里，有人说抽查的结果很惊人，但记 者得到的数据是，当时全省17个地市，信阳的调查结果排名第一，抽检5000份，其中106 份呈阳性，其他地市都相比低得多。这个排名让信阳地方领导很难堪，但一位卫生官员说， 纸里包不住火，不信三五年后再看。 　　此次抽检后，盖子被更紧密地捂了下去。到1997年，开始陆续有人高烧、腹泻，没有 人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到1999年，有人开始死去，更多的人开始发病。一直到高耀洁 和桂希恩教授惊恐地发现，在那些偏僻贫穷的村庄里，居然有如此高密度的艾滋病人。 　　即使到今天，在河南采访和报道艾滋病仍然是一件讳忌莫深的事情。除了上蔡文楼，其 他地方的艾滋病仍然不被官方提及。开封的那位医生抱怨说，没有人向他们通报当地的艾滋 病感染和发病情况，他们也不能下去调查，医院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准备诊治，一个三级医院 连对症艾滋病的杀毒药品都没有，只能是真正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由于河南省仅有省卫生防疫站有确认权，我们只能初筛，但病人一般都不会再去郑州 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致使地方上发现病例却又无所控制，大批病员消失在人群中。” 这位医生说，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初筛发现后要在12小时内通报当地卫生局，“我们这么做 了，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我们联系去追查，这个病人在那里，怎么处理;我们送去的样本， 省里也一直不反馈。” 　　“无论如何，都得把情况搞清楚，不能闭着眼说瞎话。”这位传染病专家说。对防疫和 传染病医生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坐在医院里等待。“回避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美国华 裔科学家何大一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状况直言不讳地指出。联合国在一份长达135的报告中 写道，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3400多万人，最少还另有5000多万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 了艾滋病，“这是更大的危险。” 　　当然，有关方面也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过抽查，但只是抽查。”河 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告诉记者，国际上也不主张普查，“没有这个能力，势必造成对 预防资源的转移”。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王哲强调，一个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是有公民权的人。不能限制 他们的自由，又不能让他们在当地过不下去，小孩上学没人要，生意做不成。他向记者解释， 为什么不在新蔡等其它一些高发区建立像上蔡文楼那样的卫生所:“卫生所一建，等于立了 个牌坊，说这里是艾滋病村，你让他们还怎么生活？” 　　在王哲看来，文楼的方式是失败的，对当地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希望用温和的方 式，既减少疫情的蔓延，又不影响当地经济和正常生活。”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去年在驻 马店召开的全国东西部乡镇企业洽谈会上，就有外地投资者对上蔡退避三舍。记者在尉氏屈 楼采访时，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了两亩半无籽西瓜，拉了一大车到城里卖，一听说是屈 楼的就没人买，后来总共卖了80块钱，辛苦了一年，连瓜籽钱都不够，回来的路上女人们 边走边哭。 　　但是，在经济和生命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即使文楼因为高桂两位医生和记者 的披露而经济和形象受损，记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缺医少药，没有外界的光顾，没有政 府的救助，也没有任何防治措施，眼看着家庭的支柱一个个倒去，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这种 方式不是更失败吗？ 　　“1988年，当乔纳生·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 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乔纳生.曼博士 当年来中国访问时对我国卫生领导人与同行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 吗？”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在 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们还是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 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曾毅曾经作过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到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 失每年可以达到人民币4600—7700亿元。在采访前，国家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得知这些数 字后大惊失色。真实的数字恐怕会让他更为吃惊。 　　然而，这些数字对34岁的文楼村民程勇力没有任何意义，他只知道他快要死了。“这个 病世界都治不好。我在海南当保安的时候经常看《参考消息》，报上说到2004年杀艾滋病毒 的药品能研制出来。不说有没有钱治，3年我也活不过去了。”他对记者的安慰一笑了之，“我 现在天天要挂针，最多我也就能活几个月，一年都活不了。病毒发作就不行了，就快了，我 知道。”程勇力最担心的就是他刚刚上学的孩子。“我和我爱人都有那个病，我知道一般情况 下这孩子也会有，但我不敢让他去检查，我只希望万一他是个例外。”说到这里，这个一直 努力像他在海南当保安时一样操着普通话的男人又笑了一下。但愿有万一。 官称华中五万人献血染爱滋 中国爱滋病患者人数正大幅度上升 BBC2001年08月23日 中国卫生部官员估计，华中地区因为不卫生采血方法而感染爱滋病毒的人数估计高达3万到 5万人。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就华中河南省一带农村地区的献血染爱滋病丑闻首次提供具体的 受害者人数。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周四（8月23日）说，大部分感染的人都曾经在非法采血站卖血。 他说，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村庄，接近两成的村民已经感染了爱滋病毒，而在卖血者当中， 感染率更加达到43%，相等于大约250人。殷大奎说，调查显示，邻近的村庄也有类似的情 况。 殷大奎曾到华中调查实况 自从华中爱滋病丑闻揭发后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掩饰和否认真相，直至最近，中央政府 终于承认问题的存在，并且派出包括殷大奎在内的多位官员亲自到有关地区调查。上述的数 据就是官员基于最近的调查，今天在北京的新闻会上公布的。 不过，有些独立专家提出的数字比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他们说，单单在河南省，可能已经 有60万人受到爱滋病毒感染。 从90年代初起，中国各地，特别是在贫穷农村地区，村民通过不卫生的方法卖血给非法采 血站。他们把不同献血者的血液混在一起，抽取其中的血浆之后，把血液输回卖血者体内。 开始正视问题 中国政府在提供有关华中爱滋病丑闻的具体资料同时，还宣布将拨出一亿美元，改善采供血 液的系统，以及打击非法采购血浆的活动，作为全国防治爱滋病的部分措施。 BBC驻上海记者说，中国政府看来意识到国内爱滋病迅速蔓延的严重性。事实上，根据中国 官方同时在今天发报的数字显示，中国本年向当局报告的爱滋病例数字大幅度上升，头半年 的升幅是67%。而截至去年底，全国的爱滋病病例达到60万宗。独立专家的估计数字远远 高于这个水平。 中国政府说，静脉注射吸毒和性接触是爱滋病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 超过三分之一的吸毒者仍然共用注射针，而大部分的娼妓都不会要求顾客使用避孕套。他说， 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面对爱滋病蔓延的严峻情况。 我国有3～5万献血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2001年8月26日 中国青年报 　 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静脉吸毒占69．8％；性接触占6．9％；采供血占6％ 　 本报讯（记者蓝燕）8月23日，我国政府首次发布了国内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率。 截至今年6月，报告经非法采集血浆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为996例，专家估算实际感染 者为3～5万人。两项统计分别占报告感染者和估计感染者总数的6％。 　 经血液传播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重要途径。除了人们熟知的静脉吸毒外，不规范的采供 血也同样会造成大面积感染。卫生部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副部长殷大奎8月23日在国务 院新闻发布会上答各国记者问时说，1995年前后，在我国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 血机构为了商业利益，用落后的技术手段违法采血采浆，导致了约3～5万献血员感染了艾 滋病病毒。其中以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为甚。 　 现实际发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41例，其中，确证101例，初筛140 例。目前，文楼村有现症病人38例。据调查，从1995年以来共死亡31人，其中经确证的 艾滋病人死亡8人，初筛阳性死亡22人。2001年以来，全村死亡5人。 　 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介绍说，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主要是由于非法采集血浆 活动以及采浆不规范操作所致。 　 有外国记者问，中国颁布的《中国遏制与预防艾滋病行动计划》提出，在2005年底之前， 要将经临床输血传播的水平降低到1／10万以下，在高发地区降到1／万～1／5万以下。请 问，你们现在的水平是多少？你们的资料介绍中国暗娼中的艾滋病病毒平均感染率为1．32 ％，为保护这个人群和更多的人不受感染，政府是否考虑将这些暗娼合法化？ 　 殷大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现在高发区的感染率约为3～4／万，这说明我们还有很多艰 苦的工作要做。暗娼是我国政府坚决打击的，我们不会将其合法化。但是我们仍为这些高危 人群开展健康教育和同伴教育。 　 有外国记者问，这些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是否流向市场？ 　 殷大奎答复，虽然都是经采供血感染，中国实际上经临床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 很少，全国目前仅276人，而大量因采供血感染病毒的人都是到采浆站卖血的人，也就是说 不是受血者。因为那些非法采浆站不实行国家规定的一人一机单采，而是将每一组人的血液 混在一起，分离血浆后再回输给一组献血员。而临床用血目前我国都要进行十分严格的检测。 　 据发布会上散发的新闻资料，至6月底，我国已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6058例， 其中艾滋病人1111例。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都已存在。静脉吸毒传播的为69．8％；经 性接触传播的占6．9％；从1998年至今经采供血传播的占同期感染总数的6％。感染者在 15岁～45岁之间者占总数的94％。 　 政府漠视“艾滋之乡”　病人扬言报复社会 老木 近日我们几名记者一行通过特殊的渠道，来到了被称为中国的“艾滋病之乡”的河南省上蔡 县采访。上蔡县位于河南省的东南部，是个人口达130多万的大县，也是到目前为止所知中 国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上蔡是河南的贫困大县，以前默默无闻，今天却因为艾滋病毒 横行而名声大噪。我们在上蔡县的芦岗、五龙、杨屯等9个乡，对艾滋病采访。 我们来到了芦岗乡文楼村。村口干旱的田野中，几十座新坟沿著田堰不规则地一排摆开，割 草农民告诉我们，埋的都是这两年患艾滋病死亡的村民。一座翻著新土的坟墓前，一位老妇 人抱著一名4、5岁左右大的男孩，正对著坟墓，跪在地上拜祭。老人满脸泪花，哀伤地告 诉我们，她的儿子、儿媳都因卖血患上艾滋病死去，就剩下这个可怜的孙子；而这个唯一的 孙子，也感染上了艾滋病毒。 走进村子，一辆木头制作的人力三轮车上躺著一个约模30来岁的青年人，不停地呻吟著， 一只胳膊上扎著针头。他患艾滋病已几年，现在周身都疼痛难忍，非常痛苦；没有办法只好 打消炎点滴；卖血赚来的钱买药快花光了，没有钱到医院去医治，只有买便宜的消炎针水回 村来打了。 一群村民在知道我们是记者后，围上来争著向我们诉说艾滋病在当地流行的情况。附近一户 人家姓陈，本来一家4口，可父、母都因卖血患艾滋病，于一年前相继死去了。剩下两个孩 子，现在也不知道到那儿去了。象陈家这样患艾滋病而家破人亡的例子，在上蔡到处都有！ 据村民介绍，上蔡县人多地少，当地人生活贫困。92、93年左右，上蔡和周围的市、县， 为吸引农民卖血，设了许多血站——血站是国家办的，大肆宣传献血光荣、献血不会损害身 体。村民掏出血站发放的献血登记用的小册子给我们看。册子上都一条一条记录著卖血人， 哪年哪月献过多少血。卖血能轻而易举地赚到钱。丰厚的回报，当地贫困农民纷纷加入到卖 血行列中来。但由于血站只顾赚钱，不注意采血检验和卫生消毒，加上几乎都是采血器械共 用，血液病的交叉感染变得非常容易。 我们问一位看上去有点文化的中年村民，究竟上蔡县有多少人染上了艾滋病毒？那位村民捏 著手指头数了数，对我们说，据他所知，在上蔡30至60岁的人几乎都卖过血，凡卖过血的 人，基本上都染上艾滋病毒。 上蔡县卫生防疫站负责人说，他们于今年4月对个别村子作过普查。他拒绝回答普查结果和 这个县究竟有多少人染上了艾滋病毒，只是推托说，经费困难，全面地进行普查他们无法做 到。政府在拼命封锁消息。不要说是国外的记者，就是国内的记者也严禁涉足这个县境内。 即使有人偷偷进来调查，也绝对没有哪位领导敢将这个绝密的数字告诉你。当地有人说，上 蔡感染艾滋病毒的至少有10万、8万。也有人说，有3、40万。上蔡现在患上艾滋病人数 准确的数字是多少，只有天知道！ 众村民说，县里有时派医生带下来，那是因为中央的检查组来了，是为了应付上头做做样子 的；医生背著药箱下来转一圈，便又背著药箱走了。 而对艾滋病的防治，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采访上蔡县卫生局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徐 副局长。他说，卫生局每年都多次不定期派医生下乡巡回医疗。但对具体怎么防治，因为艾 滋病这个问题很敏感，他不敢多说些什么。 我们所到之处，老百姓都含泪恳求我们，希望帮忙将情况反映给中央政府，央求政府赶快派 人挽救这些人的性命。 当地政府对艾滋病患者置之不理，促使了这些患者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情绪。他们认为，他们 患病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如果放弃救治他们，他们将作出强烈反应。不少病人表现得非常激 动。有个青年患者愤怒地说：“如果上头再不理我们，我就要报复社会，让全中国人都患上 艾滋病！”这群情绪浮躁的病人因为得不到救治，产生一种强烈报复社会的心理。他们中不 少人承认，他们卖血，不仅仅是在上蔡，而且在河南的其它县、市，甚至在中国多个省、市 都卖给过血。艾滋病通过他们的血液传染，已不止是上蔡一个县！有位患者则说：“反正早 晚都是要死，他叫我死，我也不让他活。县领导敢叫我死，我也让他死！”会不会真的放手 去做，我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但是，艾滋病在上蔡县乡村流行蔓延，一家一家空屋， 一座一座新坟，已是无争的事实。 上蔡县艾滋病从始发到现在已数年，现在已开始进入艾滋病死亡爆发期。艾滋病肆虐著的河 南这个人口大县，再过几年会否再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场面呢？ 更令人们担心的是，如果政府再不正视现实，无动于衷对待艾滋病；再进行新闻封锁，不让 世人了解上蔡十万火急的疫情；再不求助于国际组织援助，及时去将“艾滋之乡”的所有患 者隔离救治，而任其继续蔓延——那么，不久的将来，艾滋病流行的岂止是一个河南上蔡。 它将是整个中国大地的大灾难！ 这等“洗血”太悬了 曾繁玉 (2001.08.27) 健康报 　　前些时候，河南省一些医疗机构利用手工单采血浆技术的原理，将患者自身血液经过离 心、分浆并辅之以化学的方法，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血液平衡去脂疗法”、“血浆去脂降黏治 疗”、“血液抗栓稀释治疗”项目。据河南省卫生厅医政执法监督人员和有关专家对4家医疗 单位调查，这些“疗法”的治疗过程大致是：每次采集病人血液200～500毫升，经离心机 离心后将血浆和血细胞分开，血细胞经“血液平衡治疗仪”处理后还输给病人。即分离出的 血浆经家用冰箱冷冻24小时，然后放入自来水槽溶解，这时可看到血浆中有团絮状物，操 作人员将其误指为去脂产物，实际上这是血浆中析出的纤维蛋白。将血浆加入“保密”药物 再离心后，放入冰箱冷冻。第三日，在病人来院前将血浆放在37℃水中溶解，再离心后回 输给病人。去除物留在空袋中，3次为一疗程。有的医院还给病人输入自己配制的“平衡液”。 宣传材料中称，该疗法的主要适应症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黏滞血症。 　　有关执法监督人员和专家认为，这4家单位所用设备简陋、陈旧，不符合血液分离要求， 操作过程违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擅自将“保密”药物加入血液中输注。操作过程中由 于把血浆分离、冷冻、室温融化、再冷冻、37℃溶解、再分离，会使血浆中不稳定的蛋白成 分特别是易变的凝血因子遭到破坏。另外，纤维蛋白元和纤维蛋白大量析出，对病人是不利 的，而执业者却误指为“去脂产物”，使病人受到蒙骗。由于操作人员不懂血液基本知识， 离心机转速不够，血浆中残留红细胞过多，加上温度过高造成溶血，血浆中游离血红蛋白含 量增加，会加重病人肾脏负担。尤为严重的是，这些“疗法”国家尚无明确的技术操作规程， 再加上操作人员在操作中随意性大，多次分浆、离心，未做到一人一针一剪，器材重复使用， 易造成艾滋病、乙肝、丙肝、梅毒等经血传播疾病交叉感染，危害使用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上蔡六日 郑灵巧 李建伟 (2001.08.24) 健康报 　　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流行牵动人心。8月初，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中央 艾滋病防治工作组会同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等地方党政领导，共同商讨对文楼村病人的救治 救助。在首日入村慰问村民之后，工作组连日在文楼救治患者、指导医生，同时展开对全县 县乡两级临床医生与乡镇长的培训。在6天的时间里，工作组与当地党政领导、卫生部门夜 以继日，连续奋战。本报记者随行采访，记下了工作组此行的日日夜夜。 　　 名医的风范 　　在国内发现第一位艾滋病人的北京协和医院的王爱霞大夫，被艾滋病患者呼为“徐妈妈” 的北京佑安医院的徐莲芝大夫，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北京地坛医院的张福杰大夫———3位来 自京城的艾滋病临床名医，连日坐诊文楼村。 　　8月5日，专家接诊的第一天。一位浑身抽搐、极其瘦弱的年轻妇女被抬进了徐莲芝的 诊室。在全面细致检查过后，徐莲芝心里有了数———患者不是神经系统病理性体征，而是 由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巨大心理压力所致。她俯下身去说：“红霞（化名），你情况挺好，脑子 里没什么病。”见患者没有反应，徐莲芝又去拉她的手，用力扶她坐起来。诊室内闷热极了， 徐莲芝坐在病床上，用臂膀支撑着她，努力使她更靠近电扇一些。一时间，医生患者的汗水 淌在了一起。真是奇迹！随着徐莲芝一声声和蔼亲切的询问，红霞的眼神渐渐有了光彩，四 肢的抖动也慢慢停了下来，并能开口回答问题了。徐莲芝高兴得满脸是笑，两只手一起抚摸 着红霞的手，告诉她感染了艾滋病毒应该做哪些日常防护，指导她如何安排一日三餐。“你 太瘦了。”徐莲芝轻拍红霞的手，叮嘱道：“每天一定要吃个鸡蛋。”平日见惯了红霞被抬来 打吊针的村民们，这天看到她与丈夫并肩走出卫生所回家，不禁连声赞叹。　　年近7旬的 王爱霞，数十年行医生涯不知带过多少学生。此次坐诊文楼村，上蔡县从4家医院选派了4 名年轻的医生前来学习。第一天初入诊室，王爱霞首先坐在一旁看当地医生怎样诊病。而后， 正式接诊病人。询问病情、查阅病历、仔细查体、选择用药、指导患者、书写门诊日志，全 部医疗过程王爱霞均一一示范，一连诊治了3位患者。从第4位患者开始，每一例诊疗都改 作讨论式，王爱霞作一步，考问身边的医生一步。肺结核和卡氏肺囊虫肺炎，同是艾滋病中 常见的肺部疾患，治疗却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案。而对这两种疾患，几位年轻医生都难分辨。 接诊中，王爱霞结合典型病人症状讲解，教会了他们识别。有不少艾滋病人同时患肝炎，针 对一些抗结核药物会损伤肝脏，王爱霞既教他们如何对这类患者改用替换药物，又教他们如 何摸病人的肝脾以判断未作肝炎血液检测患者的肝脏状况。几位有心的年轻人，不时悄悄在 笔记本上记下关键的步骤。 　　张福杰的诊室设在村小学校的一个教室里。室内，候诊者坐了一排排。一只破旧的电风 扇摇摇摆摆地转动着，在送来一点凉风的同时，也响着吱吱的噪声。一位32岁的男患者缓 缓走过来，坐在了张福杰面前。患者大口喘气，发病已有一年多。张福杰为患者做了全面细 致的查体，用患者能听懂的话讲解了其疾病状况，告诉他给他开的几种药的药效是什么，吃 药后要注意什么，并特别叮嘱“服药后一定要多喝水”。又一位41岁妇女满面愁云地走来， 向张福杰诉说病痛。张福杰在为她认真查体后告诉她，她的情况不错，没查出什么病症，还 不需要吃药治疗。患者一听急了，说她也感染了艾滋病毒。张福杰借助于桌上的纸笔，边画 边讲，讲解人感染艾滋病毒后的几个阶段，讲药物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说明在无症状期 吃药为什么不好。最后患者笑着离去了。 　　 辛苦了，北京的护士 　　从今年6月开始，上蔡县政府对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全部免费治疗。一些在1995 年前后卖过血又未曾作过检测的村民，很想查一查自己和子女有没有被感染。经研究，中央 工作组决定接受村民们的请求，为他们采血检测。任务交给了工作组随行的两位护士。 　　8月6日，村小学校院子里等候采血者排起长龙。一间教室被辟为采血室。分别来自北 京佑安医院和北京地坛医院的黄玉华、马冬两位护士，业务都相当过硬。这天一大早，她们 就做好了采血前的消毒准备。9点整，采血正式开始。 　　接受采血的村民上至头发花白的老人，下到几岁大的孩子。他们中，有的早上6点就赶 来站队了。临时采血室的气温不下40摄氏度，室内没有任何降温设备。两位身穿白大褂， 帽子、口罩、手套佩带齐全的护士，通身湿透。有的孩子太小，采血中护士还要和他们的家 长一起哄着。 　　村民们见护士太辛苦了，悄悄摘下头上的草帽，走上去为她们扇风。有位老伯还特地跑 回家换了一顶新草帽来，两位护士也不忍乡亲们等得太辛苦，采血一个接一个，一连几小时 无间歇。 　　采血工作持续了3天，直至要求检测的村民都采了血。而每天采血工作结束，脱去工作 衣帽的两位护士都成了“水人”。 　　“把你心里的话说给我听听” 　　艾滋病给文楼村百姓的压力太大了，特别是一些妇女一提艾滋病就哭。对此，中央工作 组专辟心理咨询诊室，为村民们治“心病”。 　　王维真副研究员来自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由她负责的心理咨询诊室也设在村 小学校的教室里。村妇女主任热心地喊来了村上的姐妹们，她们中有些是自己患了艾滋病， 有些是家里人患了艾滋病，都感觉日子没法过下去了。王维真和她们坐在一起，听她们哭， 启发她们说。然后针对她们所忧所思，开导她们。一位咨询过王维真的妇女对记者说：“王 大夫没药，也治病呀！”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女士，也是位出色的咨询员。在文楼村数日，随 时随地进行宣传解答。在村卫生所病房，几位患者向她哭诉得了艾滋病就算完了。沈洁说， 对于艾滋病，全世界都在研究。就目前来说，艾滋病也是防治有效的。它既能预防，又能通 过对症治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沈洁以自己患高血压为例，说目前高血压也还不能去根，也 要通过服药控制，能说得了这病就完了吗？在村小学校，沈浩和两位老汉长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们中，一位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一位是艾滋病患者的家属。沈洁向他们讲述了自己身边一 位患癌症的同事，如何勇敢地同疾病作斗争。感染者对沈洁说，他平时的感受是“精神一好， 身体也好”。沈洁高兴地说，这一感受要多和乡亲们说说。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 　　 患者大会：欢迎所有人提问 　　一连两天的门诊医疗过后，医生们发现患者和感染者在艾滋病治疗认识上存在不少误 区。8月7日，张福杰大夫的门诊继续开诊。王爱霞、徐莲芝则走进小学校教室，同患者、 感染者对话。 　　徐莲芝医治过的红霞，春风满面地走来了。与两天前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一见红霞， 67岁的徐莲芝兴奋地从教室疾步而出，同红霞拥抱在一起。随后，她们一同走进教室，相 拥而坐。徐莲芝从自己身上摘下红丝带佩章，戴在红霞身上。告诉她红丝带的来历，鼓励她 也要关心帮助其他患艾滋病的乡亲。 　　王爱霞医治的几位患者也来了，一见王爱霞就笑：“王大夫，我不发烧了！”“王大夫， 我不憋闷了！”王爱霞的脸上也是一片欣喜。 　　工作人员拿来一支缠满透明胶条的破旧麦克风，交给王爱霞。王爱霞接过来试了一下， 感觉没什么扩音效果，想放下来，提高声音讲。村上的干部说，那可不成，麦克风连着全村 人都能听到的大喇叭呢。于是，这位常登国际讲坛的著名老专家，手握乡村残破的扩音器， 亮开喉咙，给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患者实实在在上了一课。王爱霞说，这两天看病，发现有 的患者天天到诊室要求挂吊瓶；有些感染者没什么症状，也愁得吃不好，睡不着；有些患者、 感染者不注意个人卫生，皮肤不清洁，所有这些对病情都不利。 　　“艾滋病毒感染者与艾滋病人是不同的。在感染艾滋病毒的初期，人没有太多的不舒服， 不要背包袱。我有两个北京病人，他们感染艾滋病毒已10多年了，情况挺好的，每天同正 常人一样工作，只是定期观察，我并不给他们吃什么药。从感染艾滋病毒到发病，每个人是 不同的。心情好，营养好，你的抵抗力就强，艾滋病毒在你身体里就闹不起来。整天哭，不 吃东西，你的抵抗力就下来了，你身体里的艾滋病毒也就要造反了。” 　　王爱霞站起来说：“吃药对于治病是很重要的，但一定要对症吃药。有的病人不愿意吃 复方新诺明，认为不是好药。可是对于卡氏肺囊虫肺炎，复方新诺明是首选的药物。”随后 她将在座的那两位病情好转的病人的治疗情况介绍给大家，说明对应疾病的治疗药，就是好 药。 　　王爱霞还讲到了大人孩子都要干净的道理。用浅显的语言说明了完好的皮肤对疾病的屏 障作用，以及如何保护皮肤等等。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请提出来！”王爱霞话音刚落，村民们就提出一连串问题。于是， 学识渊博的专家与村民们开始了最直接的对话。 　　大课堂：挤不下听课者 　　培训上蔡县的临床医生、检验人员和基层干部，是中央工作组此行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王晓春副研究员，曾在我国与欧盟性病艾滋病防治培训项目中 承担管理工作，有着丰富的培训经验。此次，在当地政府配合下，王晓春主持了三场培训， 场场火爆。 　　8月8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被辟为培训课堂的一个会议大厅，竟挤不进去。室内，不 仅座位坐满，通道上也被临时搬入的椅子、凳子填满。大厅后面，没有座位的人站了一片。 大厅前面的主席台的台阶上，也都坐满了人。于是，记者与同样挤不进去的一群听课者站在 门外，旁听了这场对临床医生的艾滋病防治培训。 　　讲课的教师是有着多年艾滋病临床经验的王爱霞、徐莲芝、张福杰，听课的学生是全县 县乡两级临床医生。艾滋病毒如何在人体中复制，国内外对于艾滋病正进行什么样的治疗， 艾滋病人的主要病症有哪些，临床上怎样发现艾滋病人等授课内容，都是基层医生急需了解 的。听课者，像学校的学生一样刷刷作着笔记。 　　下午5点，讲课结束，学生们提问开始。基层医生互相看看，都不好意思讲。主持人问： 有没有问题？下面一片点头。写条子上来！主持人一发话，数不清的纸条传上了讲台。 　　晚6点多，课堂问题一一回答完毕，许多基层医生仍不肯走，围住几位老师，问老师的 电话、通讯地址，就心中不解的问题继续和老师讨论。徐莲芝还将自己写的书送给了当地的 医生。 　　“我们对当地医生所做的一切，都是想为上蔡县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中央工作组 对记者如是说。 　　图1:北京护士全神贯注地为这位男子怀中的幼童做静脉穿刺。 　　图2:工作组副组长、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女士 的一番“话疗”，使两位村民心理压力顿减。 　　图3:年近七旬的王爱霞主任医师在向患者交代医嘱。 “洗血”“去脂”不能乱来 曾繁玉 (2001.08.27) 健康报 　　本报讯（记者曾繁玉）河南省卫生厅和省中医管理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医疗机构 与输血相关治疗业务的管理，禁止利用手工单采血浆技术原理开展的“洗血”、“去脂”等与 输血相关的治疗项目。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与输血相关治疗业 务的管理，河南省卫生厅决定，自发文之日起，凡利用手工单采血浆技术原理开展的与输血 相关治疗业务（如洗血、去脂等）应立即停止；凡利用自动化仪器或设备开展的输血相关治 疗业务以及开展患者自身贮血、自体输血业务的，必须经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后，报省卫生 厅批准。 　　河南省强调，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者，按擅自扩大执业范围、非法采供血论处。对造 成不良后果者，要依法追究当事人以及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属等级医院者将取消其等级称号。 走进“艾滋村” 李建伟;郑灵巧 (2001.08.28) 健康报 　　2001年8月7日，上蔡县城关东南4公里的文楼村烈日炎炎，酷暑难耐。 　　上午10点多，赤裸着上身的村民刘青洲推着三轮车，走进落成不久的村卫生所，车上 曲缩着他的妻子李爱叶。其妻已被疾病纠缠多日，尽管眼下打针吃药俨如家常便饭，但情况 似乎越来越糟。听说，这些日子北京来的专家每天都来村里坐诊，刘青洲心头升腾起新的希 望。 　　然而，让刘青洲最难以面对的事实转瞬便降临眼前。11点刚过，原本尚可勉强与丈夫 说上几句话的李爱叶体温升到40多度，口唇青紫，神志丧失，心跳微弱，开始“点头”呼 吸。在场医护人员迅速找来氧气瓶，并果断地实施了一连串紧急抢救措施，却都无济于事。 　　“哎呀，我对不起你呀！哎呀，你不能走呀……”半小时后，李爱叶告别了她充满眷恋 的世界。病房里传出刘青洲撕心裂肺的凄厉哭嚎。 　　李爱叶死于终末期艾滋病引发的呼吸衰竭，其并发症为遍布腰间的带状疱疹。不过，令 文楼人悚然的远不止于此，近年来，村里类似的悲剧几乎每月都会出现，而且死因无一例外， 皆为艾滋病。 “俺卖的血，多得可以浇灭一窑砖！” 　　谁也没有想到，20世纪的最后两年，河南上蔡的声名会伴随“文楼”等村名以及“艾 滋病毒”、“超级癌症”‘“艾滋病村”等可怖的词汇悄然远播。一时间，这个中原人口大县成 了媒体竞相关注、世人备加瞩目的焦点。 　　在上蔡，如今，你只要在县城里走一走，即便是随机与当地百姓聊起艾滋病，也会得到 诸多相关的传闻。 　　人们会对你讲起，本县农民因此而遭遇的种种灾祸。如外出打工无人要；庄稼收获的季 节，外地的收割机拒绝入村；“重灾村”的姑娘嫁不出去，小伙子娶不到媳妇；本来幸福圆 满的家庭被病魔折腾得家败人亡，甚至有患者因绝望上吊自杀，等等。还有人会悄声叮嘱你， 上蔡城南的豆腐不能买，蔬菜不能吃，西瓜里可能有毒血，因为那里感染发病的人最多。谈 及当地罹病的原因，送入记者耳鼓最多的字眼是“卖血”。 　　令人更感沉重的是，今年6月、8月，记者在该县芦岗乡所辖文楼村等地的两度实地采 访，使上述说法大部分得到印证。此前，卫生部与河南省的几批专家，在历经多次考察调研 后指出，当地艾滋病防治形势相当严峻，今明两年应是全方位落实干预措施，阻遏疾病蔓延 的关键时期。 　　文楼是个由6个自然村、796户、3170人组成的大行政村。这里曾经“繁荣”。在1995 年前后，上蔡乃至驻马店地区等更广大的范围内，不规范的采供血及非法地下采浆活动泛滥， 文楼村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卖血专业户”数量迅速增加，以至于今天成为“艾滋病毒感染者 最为集中”，人们谈之色变的“艾滋病村”。 　　提起文楼当前的悲惨境遇，该村一位妻子染病在身的程姓老人泣不成声地说：“本来， 党的农村政策越来越好，前几年，乡亲们都挣了些钱。可恨那些血头血霸却要让我们人财两 空，我真恨呐！” 　　据上蔡县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该村拥有卖血史的村民有1310人。包括李爱叶、刘青 洲在内，目前已被初筛和确证的艾滋病感染者与现症病人，基本上都出自这一群体。其中个 别人卖血的数量屈指可数，但大多数人连自己也不能确切地说清，总共参与过多少次迈向危 险深渊的“红金交易”。 　　“俺卖的血，多得可以浇灭一窑砖！”“那些年，俺俩口至少卖过300针。”“俺没结婚前 就卖血，前后卖了七、八年。”说这些话时，村民们往往会毫不掩饰地伸出胳膊，请你细看 上面密密麻麻针眼组成的深青色“针疤”。 　　“啤酒变蛋（松花蛋），上街转转。胳膊一伸，青筋一根。胳膊一蜷，五十大元。” 　　与中国西部的大多数县城相比，上蔡有座漂亮而富于现代气息的县城。站在城中心宽阔 的大街向西望去，路旁鳞次栉比排列着各色新式建筑物，远处矗立在田间的广播电视塔尽收 眼底。此外，上蔡人可引为自豪的还有本地悠久的历史。　　该县县志记载，西周武王曾封 叔度为侯于此，建立蔡国。在至圣先师孔丘的七十二贤中，上蔡有6人赫然在册。而目前占 地约5000平米的上蔡县一中校址，就是两千多年前秦朝丞相李斯的故居。上蔡至今留有其 坟茔。有人据此推测，古代的上蔡，当是一方土地肥沃，易于生存的宝地。而且，这或许也 是今天该县人口极度稠密，广大农民相对贫穷的原因之一。 　　上蔡县委一领导告诉记者，现已成为河南省第二人口大县的上蔡，单是农业人口就高达 124万，人均耕地面积却仅有1亩多。由于缺少规模较大的工副企业，直到去年全县年收入 只有1.32亿元。目前，该县仍是驻马店市10个县区中的4个贫困县之一。 　　在记者采访到的文楼卖血村民中，所有的人都坦陈，贫穷是促其走上歧路的主因。现已 初筛为艾滋病毒阳性的村民马贺说，农民咋能不“金贵”自己的血呢？可大家更“金贵”的 是钱。孩子上学，庄稼施肥，交纳提留，儿子娶妻，家里盖房，处处用钱。仅靠每人大约一 亩地的收成实在入不敷出。卖血来钱快，所以，村里人便将卖血叫作“血得发”（意为卖血 能发财）。卖血的人在村上先富了，时间一长，谁抵得住新房和手头宽裕的诱惑，主动到血 站和跟血贩子走的人就越来越多。 　　今年6月起，上蔡县驻文楼村的“三个代表”思想学教活动工作组成员、芦岗乡乡长冯 世鹏对记者回忆道，卖血风初起之时，分田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广泛推开，农民们的 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既欲投入资金发展生产，又迫切改善生活条件，进行家庭基本建设。 因此，农民经济上都很拮据。当时，这里没人认为外出打工可以挣钱，又找不到其他创收门 路，当场兑现现金的卖血交易，当然非常迎合农民尽快致富的心理。 　　在那几年，各种形式的采供血机构如雨后春笋越办越多。一些“各自为战”的地下血头 为牟取暴利，在抽取血浆后，利用将剩余血液成分配生理盐水回输人体的过程，大肆进行欺 骗性宣传，使善良无知的农民误以为，超量卖血无碍健康（专家说健康人一年采浆最多不能 超过24次）。这些客观现状和误导，都对农民热衷于卖血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地农民的卖血队伍迅速壮大，血站的“生意”日趋兴隆。农民从恐惧观望到趋之若骛。 为了多赚钱，他们从“串站”卖血到两天一抽；从白天自己卖血，到夜晚动员妻子效仿。血 站从少人问津到门庭若市，甚至加班加点，每次高达5元的“卖血号费”，农民还要托关系， 走后门方可得到。一股卖血狂潮犹如狂飙在四处不停地涌动。 　　据河南省卫生厅的官员介绍，由于一段时期内，豫南一些农民尝到了卖血的“甜头”， 他们也确实获得了部分眼前利益，便对此情有独钟。所以，在1996年省里组织卫生、公安、 工商等有关部门，前往一些黄河故道滩地，打击“血头”“血霸”的非法采血采浆的行动中， 竟然遭到农民的百般阻挠，冲突最激烈时，连执法的警车都被推翻在地。 　　“啤酒变蛋（松花蛋），上街转转。胳膊一伸，青筋一根。胳膊一蜷，五十大元。”这些 曾在豫南乡间田野广为流传的口头禅，就是农民当时卖血心态的真实写照。 　　“房子盖起来了，人没了。房子盖得越好，人死得越早。” 　　“紫气东来”、“家运亨通”、“瑞气盈门”、“泰运恒昌”……记者在文楼采访的日子里， 每天都要穿行于幢幢门楣上贴有如此吉祥横批的青砖瓦房之间。这种一式三或四间屋、室内 不挂天花板，却让村民们朝思暮想过的房子，与江南许多农村的民居相比，既不漂亮也不气 派。但上世纪90年代初，它在当地的造价至少也需一万多元，而且是当地农民的梦。 　　据调查，文楼村凡有人卖血的家庭，几乎都在三、五年前，或更早的时候盖起了这样的 房子。令不知底细的外来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建房的资金主要源于卖血收入。 　　对此，文楼一位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年村民为记者算了笔帐：按当时一个人每次卖血的最 高回报50元，每年仅按卖血50次计，只要连卖三年就有望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目标”。 如果夫妻共同卖血，就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建起新房。因为，除木料、水泥以及烧砖所用的燃 煤等必须用钱购买的材料外，为节省开销，打砖坯，烧砖窑等均自己动手。 　　这位村民还介绍，房子是男人娶妻成家的先决条件，是唯一能传给子孙后代的财产，因 此，只要有一户靠卖血盖了新房，就会在一群人中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此情况下，卖血 所得要么用于喝酒买粮，满足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开支，要么全部积攒起来准备盖房，甚至 有人不惜先举债盖房，后卖血还帐。 　　当时，一个家境不富裕的男人，没钱盖房却不去卖血，会被人“戳脊梁”，或被认为身 体有毛病，胆小，不敢致富。还可能因此而无处借钱，遭遇妻子与家人的白眼。 　　在文楼村口小池塘的东北角，记者看到了村民程铁成当年的家———一幢外墙颜色灰白 相间的普通砖房。不过，这已是个空虚破败的家。屋内，堆放在一起的杂物落满尘土，并散 发出刺鼻霉味；房前，原有的院墙早已坍塌，遍地是腐烂的麦秸粉末和丛生的杂草。 　　程铁成的几位邻居告诉记者，与大多数村民一样，铁成原来住的是麦秸铺顶、土坯围墙 的茅屋。为翻盖新房，他和老婆拼命卖血，经常一大早起来就和泥打坯，终于如愿以偿。可 是，后来他们俩口子双双得了艾滋病，天天躺在家里打吊针。结果，先是男的痛苦地离去， 后是女人改嫁他乡，据说，现在也死了。程铁成属五辈单传，在村里没有亲戚，他在弥留之 际最挂心的儿子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跟外村的姑姑去了。 　　“真没想到，房子盖起来了，人没了。房子盖得越好，人死得越早。”一个姓孔的小伙 子边感叹边抹眼泪。 　　“污血即使回输量仅以微升计，其病毒的传播感染机率也高达95％。” 　　人体的血液主要由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及血浆组成。因此，“卖血”一词的真正含 义，显然应阐释为出卖包括各种成分的全血。而准确地说，文楼人所谓的“卖血”，大部分 只是出卖血浆，因此他们的“卖血”对采血者而言叫“单采”或叫“单采浆”。 　　血浆作为生物制品的重要原料，医用价值在于其成分能够变成人体白蛋白、丙种球蛋白 以及各种疫苗辅助剂。 　　“单采浆”与采全血的最大区别，是要将血浆之外的成分全部回输人体。这一回输环节， 正是文楼人卖血后出现问题的要害之一。 　　单采浆又有两种方式，即机采和手采。 　　机采过程是指：通过采血针将血液采到一个一次性的、无菌密封管路（亦简称套材）中， 此套管路再通过全自动血细胞分离机循环处理，使血浆留下，其余成分则马上还输给被采血 者。目前，这种安全采浆方式已在国内正规采供血机构强制实行。 　　所谓手采，顾名思义就是用手工采浆。这是一种须以极其严格规范的安全管理和质量控 制为前提的采浆法。由于交叉感染隐患极多（专家介绍手采发生交叉感染的机会在30％以 上），已被许多国家明令禁止使用。但它不需要什么设备，血贩子们当年恰恰看中其成本低 廉，文楼村民在一些非法的地下站点，遭遇最多的就是这种极具隐患的采浆手段。 　　据村民反映，当年血头血霸的手采浆过程是，先当场抽取每位卖血者800毫升鲜血（经 常偷偷多抽），尔后，将装满七、八个或十几个人鲜血的袋子一同放入离心机中，以每分钟 3000转以上的速度旋转十几分钟。此时，每个袋子中的血浆都会浮于上端，红血球等则沉 在下端。紧接着，操作者将血浆导入另一袋子。剩下的约400毫升其它血液成分，在兑以生 理盐水后，顺着留置在卖血者胳膊上的针管返回其体内。 　　一些对手采浆的的具体流程做过细致分析的艾滋病防治专家认为，在卖浆人员中“混有” 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情况下，如果多人共用针头、胶管抽血；如果在离心前切断每只装满血浆 袋子的管口时，共用不消毒的剪刀；或因管口切开后未经热合而又封闭不严，导致血液在离 心机高速转动过程中，从袋内呈雾状喷射于他人血浆袋的管口，以及其他不规范行为的出现， 都必然形成病毒的交叉污染。 　　专家说，如此“污血”，即使回输量仅以微升计，其病毒的传播感染机率也高达95％。 也就是说，凡与艾滋病毒的血浆同机离心并接受还输的卖血者，就有感染机会；在血头血霸 拼命攫取不义之财的情况下，大多数卖血者将在劫难逃。这样的采浆过程重复次数越多，涉 及人员越多。则病毒的传播也就更快、更广泛。 　　“个体血站进村采血，不用查体化验，就轻而易举地卖出了自己的血浆。” 　　“贫穷无罪。追求富足乃是人的本性。关键在于是否做到依法致富，科学办事。所以， 在寻找艾滋病在文楼流行的根源时，不能脱离那时农民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在郑州，两位 在河南工作多年的卫生干部，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血液和输血的法治化管理，一 直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重视。 　　在国务院和卫生部对血液管理发布过多个文件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初，卫生部与 国家物价局又共同颁发了《关于加强输血管理的若干规定》，到1993年3月前后，卫生部以 部长令的形式再次向全国发布的《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及依《办法》 制定的″血站标准″，国家对血源、采供血管理，乃至血站操作规程、质量标准、供血者检 查标准等都作出了具体规范。 　　为使《办法》贯彻落到实处，1993年9月，卫生部全文转发了殷大奎副部长对血液管 理工作的讲话。“讲话”明确强调，要把血液作为特殊资源，把生产用血浆作为特殊商品， 进行专管专营统一调控；实行采供血机构的行业管理，个人不得设置和经营。 　　然而，当年在上蔡及其所属的驻马店等地区，呈现的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正常景象。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那里已坚持多年的输血管理“三统一”原则受到干扰。与卫生行 业沾边的，甚至一些根本不具备基本采血条件的行业部门、团体及个人，不约而同地视血液 为生财之道，纷纷办起血站、单采浆站，倒卖全血或血浆。露天作业，入村偷采，简化程序， 违规操作，一切不顾卖血者死活的采血手段应有尽有。在其后的整顿中，总面积1万多平方 公里的驻马店地区被依法取缔、停业整顿了的采供血机构多达32家。 　　不久前，文楼一位艾滋病受害者在接受北京专家的诊治时，讲述了一个让人惊诧的故事。 当年，该患者曾前往县医院血站请求卖血，经该站健康检查，发现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 为阳性，于是，卖血者被拒之门外。没想到，当他沮丧地赶回村子时，恰逢一个体血站进村 采血，个体血站进村采血，不用查体化验，就轻而易举地卖出了自己的血浆。 　　有关专家认为，一些由血头、血霸控制的不合格血站、单采浆站，不仅成为诱惑百姓， 吸食农民热血的无底洞，而且，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信心和希望！” 　　在文楼所有百姓的记忆中，今年8月4日将永生难忘。　　那天上午，几辆白色面包车， 穿过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鱼贯驶入文楼。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来了，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来 了，由卫生部、民政部官员、著名临床医护专家、疾控专家组成的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全 部赶来了。这些佩带着鲜红丝带的特别使者，带来了党和政府对患者及日夜守候于此的县乡 医护人员、各级干部的关怀和慰问，拉开了新一轮规模空前的救治救助活动的序幕。 　　殷副部长来到艾滋病患者的床前，神情专注为他们叩诊查病，并向其转达中央领导的问 候。患者和家属感动得泪流满面。当李副省长朗声表示“河南省各级政府将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使群众的痛苦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时，在场的村民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党和 政府给我们带来信心和希望”。沉寂多时的村子变得一片喧腾，村民愁云密布的脸上露出欣 然喜色。 　　在此后的日子里，中央工作组与地方政府携手展开了全方位的疾病防治行动：专家坐诊， 提供一流医疗服务。采集血样，筛查感染发病人群。调查研究，完善具体救治方案。开设讲 座，培训当地医护人员。 　　工作组副组长、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表 示，今后还将连续不断组织技术力量，深入县里、村里，严密监测疫情，全力协助当地实施 干预措施，做好各项防治工作，同时，以文楼为试点，查找隐患，总结经验，为全国遏制与 防治艾滋病提供对策和依据。 　　据悉，除卫生部、河南省投入专项资金，为文楼新建了村卫生所、加强县防疫力量外， 截至今年6月29日，上蔡已为患者减免医药费18万余元，直接用于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其他 药品投入为49万元。当地开办专题电视讲座10期，培训班19期，参训人员为2100余人次。 在文楼村发放宣传资料11000份。该县还从县直各医院抽调骨干医护人员，轮流到文楼村， 实行24小时坐诊值班。 　　据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周介绍，目前，河南已关闭全省单采浆站和血站的单采浆业 务，并初步建立健全了重点地区艾滋病防治体系。自1998年10月《献血法》实施以来，全 省年临床医疗用血百余吨，全部来自无偿献血。经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多次随机抽检，均达 到部颁合格标准。 　　此外，今年6月，河南省出台了一系列更有力的救助救治政策，如对重点村艾滋病病人 提供免费基本医疗保障，免收病人子女9年制义务教育学费，实施具体的民政救助办法等。　　 省政府同时决定，设立艾滋病专项经费，每年投资1000万元，用于全省开展艾滋病防治、 重点地区艾滋病防治机构重大建设项目和困难地区帮助。 图片说明: 　　1.村民马某一家五口有四人染病，小儿子后背已开始出现疱疹。 　　2.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向患者转达中央领导的问候，并为患者 检查。 　　3.北京地坛医院张福杰大夫认真倾听患者主诉。 　　4.人死了，新房空了，留下一蓬蒿草。 卫生部公布河南艾滋病疫情 文楼村241人染病 2001年08月23日 23:30 　　中新网北京8月23日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公 布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发现文楼村共有241人染病。 　　8月4日，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赶赴河南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此次由卫生部、民政 部组成的工作组，在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下，并会同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等地方党政领 导一同入村，开展慰问与医疗救治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血头”、“血霸”私自设点，非法偷采血浆； 一些地方和血液制品企业擅自在河南设立单采血浆站点，违规操作，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 浆，造成艾滋病病毒在有偿献血人群中传播，其中有3000多人口的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是 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卫生部提供的材料显示，1995年以来，河南省卫生厅对上蔡县文楼村开展艾滋病疫情 专项调查7次，根据疫情调查情况分析，文楼村是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 　　文楼村共6个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大约1310人。1999年11月， 河南省卫生厅调查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阳性率43.48%；2001年4月，卫生部再次组织对 文楼村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进行调查，调查1645人，阳性318例，阳性率19.33%，其中1995 年前有偿献血员568人，发现阳性感染者244例，阳性率为42.96%，此项调查为初筛阳性， 与以往调查人员有重复，具体确认结果卫生部尚未统计。 　　现实际发现文楼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41例，其中，确证101例，初筛140例。目前， 文楼村有现症病人38例。据调查，从1995年以来共死亡31人，其中经确证的艾滋病人死 亡8人，初筛阳性死亡22人。2001年以来，全村死亡5人。 　　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介绍说，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主要是由于非法采集血浆 活动以及采浆不规范操作所致。目前，由于艾滋病病情的传播和群众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不 了解，一定程度上形成文楼村健康村民所种蔬菜和养殖的牲畜难以销售的局面。 古德明：从爱滋村看古今中国 【多维新闻社16日电】苹果日报16日发表古德明文章：爱滋村，文章说，本月初，香港行 政长官董建华出席世界报业公会年会，说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没资格批评中共：以他们说的 黑暗旧中国衬托他们说的光明新中国，是中共一贯做法。因此，拙文往往以新旧中国互相对 照，希望年轻一辈从中认识自己的国家。 (chinesenewsnet.com) 文章说，一个是新中国河南省故事：八、九十年代，河南多个村庄的农民响应当局号召，纷 纷到国营血库卖血，为地方创造财富。血库医护人员会把多人捐出的血液混和，抽取血浆后， 再把馀下的红细胞输回卖血者体内，帮助这些血牛复元。爱滋病乘机四散，现在村民十有七 八染上绝症，地方官员却不但不施医药，还力防消息外泄，甚至以「替反华势力服务」为词， 禁止为病人义务诊治的一位老医生赴美领取全球 生理事会奖金。(chinesenewsnet.com) 另一个故事见《隋书．辛公义传》：隋文帝年间，辛公义任岷州刺史，见当地百姓怕疾病传 染，一人生病，合家趋避，病人缺乏照顾，往往死亡。辛公义于是在官署 设 榻收容病人。 「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辛公义把薪俸都用来买药延医，亲自照顾病人饮食，和他们 同起同 ，待完全康复才召他们家人前来领去。当地百姓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从此父子夫 妻遇病不相看护的陋习渐革，「合境之内呼（辛公义）为慈母」。(chinesenewsnet.com) 董建华说的中国发展方向，在这两个故事之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至于这发展是不是「广受 人民支持」，根本不值得辩论。(chinesenewsnet.com) 文章最后说，古代君主择吏，一般都重视德行。今天中共择吏则首重关系、党性。所以，河 南有了爱滋村，香港有了董建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