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艾滋病 “怪病” 南方周末2000.11.30 正视艾滋病 □本报记者　甄茜 　　河南省新蔡县，一位少女陪着她的患上艾滋病的母亲。本报记者　方迎忠　摄 　　河南省新蔡县某村艾滋病死亡登记表 　　１２月１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政府、医疗工作者和民间人士在 防治艾滋病方面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但是，面对急剧上升的艾滋病感染者数据，我们远 没有到说成绩的时候，来一次检讨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未来。　　　　　　　　　　　　　 ——编者 　　我们是否有勇气正视艾滋病现状？ 　　陈建（化名）是少有的愿意直面记者的艾滋病（ＡＩＤＳ）患者。他在广州第八人民 医院接受了两个多月的治疗，马上就要出院了。　　 　　他的主治医生说，他已经进入了感染艾滋病毒（ＨＩＶ—１）的有症状期，这次虽然 好了，但没几个月又会因为其他的感染而发病。 　　２７岁的陈建吸了七年的海洛因，今年３月戒了。过了清明，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了 两个多月，家人把他送进了南海的一家医院，但病情越来越严重，呼吸困难，人不能走路， 不能翻身，９月２日，医院用救护车把他转到了广州。 　　是广州的医生对他说他得的是ＡＩＤＳ。他说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愕然，然后就拼命地 想，到底是哪个人出了问题。他以为ＡＩＤＳ只有搞同性恋或者嫖妓的人才会有，他说跟 他一起的几个朋友都不是那样的，共用针筒应该不会有问题。 　　陈建对记者说，报纸上不要老写外国的艾滋病了，太远了，要写就写中国的，最好就 写广州的、南海的，越具体越好，他说要是知道艾滋病在我国很严重，他肯定不会跟别人 共用针筒。 　　然而，陈建这个简单的建议到了各地监测艾滋病流行情况的防疫部门和他们的上级领 导那里却变成一道非常复杂的难题。艾滋病在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他们手中那些几年间急 剧上升的数字成了一只烫手的洋芋：应该报多少才不会引起老百性的恐慌、才不会影响投 资环境、不会对主管领导们的政绩产生影响但又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要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我们是否有勇气正视艾滋病现状？ 　　在西方国家，注射毒品和性接触是ＨＩＶ—１的两大主要传播途径，但中国还多了一 种：非法采血。国际统一的、统计ＨＩＶ感染途径的指标有６个：注射毒品、异性性接触、 同性恋、母婴、血／血制品和不详，通常“不详”的最少，但在我国卫生部门公布的指标 里，“不详”的比例却很高，１９９７年５月，占３３·６％，列第二位，仅次于注射毒品， １９９９年９月，仍列第二，占２１ ·１％。防疫部门的人说，他们统计的时候，会把非 法采血感染放进“不详”之列。 　　据悉，因非法采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部的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 　　河南的人说，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那里的许多农民以卖血为生，每一个血头 至少养着几十个人，采血车一到，农民们就卷起衣袖，注射器根本来不及消毒，从这个人 身上抽出来就直接插进另一个人的血管，而采血浆的，通常是把几个人的血放在同一个容 器里，把血浆分离以后再回输到各人的血管。 　　大量的感染就是那时候发生的，ＨＩＶ—１不仅在输血者间传播，也传给了用血的人。 在河南，一位被访的防疫人员说，虽然１９９５年国家实行无偿献血以后非法采血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但因为ＨＩＶ—１本身的特点，病人这两三年才陆续出现，而且情况越来越 严重。 　　当人们死于艾滋病的时候，艾滋病毒的流行率可能已经非常高了 　　１０月３１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卫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截止到２０ ００年９月底中国关于艾滋病的官方数字：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ＨＩＶ —１感染者２０７１１例，其中病人７４１例，死亡３９７例。而专家的估计数字是，到 １９９９年底全国ＨＩＶ—１感染实际人数超过５０万。 　　实际上，因为ＨＩＶ—１潜伏期长的特点，要准确地把１３亿人口中ＨＩＶ —１感染 者的数量统计清楚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一份由世界银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欧洲艾滋病计划委员会联合发表的、 名为《正视艾滋病》的报告提醒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关注ＨＩＶ— １的流行状况。该 报告指出，当人们开始死于艾滋病的时候，艾滋病毒的流行率可能已经非常高了。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广东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在孕妇和血站中设监测哨点，１９９５年 开始在性病门诊、妇教所和戒毒所中设哨点，至２０００年哨点积累为３８个。监测数据 显示，１９９７年ＨＩＶ—１阳性率比１９９６年上升１２０％，１９９９年比１９９８ 年上升４３０％。 　　１９９０年，广东只有两个县报告发现了ＨＩＶ—１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到１９ ９９年报告的县是４７个。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广东省处于ＨＩＶ —１／ＡＩＤＳ的 传入期，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处于扩散期，１９９８年进入快速增长期。据广东省流行 病防治研究所预测，以目前的速度，广东将于２０１０年进入泛滥期，ＨＩＶ—１／ＡＩ ＤＳ人数将达２１—３４万。 　　广东报告的ＨＩＶ—１感染者与ＡＩＤＳ患者人数在全国排第五位，云南排第一，占 全国的４３·５％。云南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官员周曙明说，云南的数字之所 以在全国排第一，是因为云南在艾滋病监测预防方面在全国走得最早，监测系统最完善， 提供的信息最准确，但据国内外专家的判断，实际情况云南未必是最严重的。 　　云南的哨点监测比广东早６年。１９９６年云南卖淫哨点的ＨＩＶ—１感染率比１９ ９５年上升２００％，１９９９年嫖客哨点感染率比１９９８年上升２６６·６％。 　　监测数据显示，云南的疫情转折点是１９９５年，ＨＩＶ—１感染已不再局限在西南 部的个别地区，而是趋于全省播散，１２个地州都有发现感染者的报告。１９９６年的流 行率比１９９５年上升了２２９·４％。 　　云南在地域上的传播规律是这样的，先在局部地区流行，然后到流行中心的周边地区， 再沿交通发达地区扩散；人群的传播规律是，先从外来人员开始，然后是本地吸毒人群和 暗娼，再是他们的配偶，最后到一般人群，如长途车司机等。 　　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９年，云南ＨＩＶ—１的流行完成了从散发期到低流行、经过 中流行进入高流行的过程，图表显示，云南的泛滥期将出现在２００７年。其发展曲线与 联合国在全球重灾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调查出来的速度非常地相似。 　　可以列举的数据实在是太多了，还有河南、四川、新疆、广西，所有与流行率、感染 率相关的曲线都在往上走。 　　以１３亿的人口基数，中国目前仍处在ＨＩＶ—１的低流行阶段，但是，中国的人口 基数全世界最大。中外专家都指出，中国现今的流行速度已经超过了非洲，如果任凭这个 速度自由地发展不加以控制的话，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与印度一起成为世界的两大高危区。 　　《正视艾滋病》提出，艾滋病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并不单单是经济损失，而是很多年以 后才突现的贫困、不平等和孤儿问题。　　 　　中国在艾滋病预防方面与同期发现首例艾滋病的一些国家相比迟了１２年 　　博茨瓦纳是世界上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感染了ＨＩＶ— １病毒。 它的总统莫加今年７月悲哀地说，他的国家正受到整个民族灭绝的威胁。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另一份报告指出，ＨＩＶ—１之所以会在博茨瓦纳等国家蔓延， 是因为他们被ＡＩＤＳ侵袭得最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们对ＨＩＶ—１的来源、 漫长的无症状期以及传播的方式都没有充分认识。直到传入境内很多年以后，这些国家的 政府才能够开始实行行为干预，而到了这个时候，病毒已经在整个人口中广泛传播，病人 的数量已上升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了。 　　后面的很多国家都在吸取博茨瓦纳的教训。《正视艾滋病》报告对全球１０３个国家政 府行为干预政策介入时间进行调查，结果是，在首个ＡＩＤＳ患者发现于１９８０至１９ ８４年间的国家中，政府大约在第５年开始实行全国性的预防。而首个病例发现于１９８ ５年至１９８６年间的国家，３７％的政府从１８个月后开始实行预防。　 　　中国首例ＡＩＤＳ患者发生在１９８５年，第１３年后，即１９９８年７月，中国卫 生部成立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据当时的报道说，卫生部艾滋病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 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全方位推进的开始。　 　　１９８９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第一个艾滋病防治规划，其内容 之一，是在全国１３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开展ＨＩＶ—１／ＡＩＤＳ监测工作。但是， 至１９９９年，国家级的监测哨点仅９６个，平均一个省只有３个，虽然各省也都相应地 建立自己的监测哨点，但除了云南外，由于经费没有保障，多数省市的哨点没有很好地开 展工作，目前的哨点监测系统尚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疫情。 　　今年４月，李岚清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次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８月，卫 生部印发了各相关部委在预防控制艾滋病工作中的职责；公安部发文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认 真开展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工作。 　　今年１０月３１日，卫生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截止到２０００年５月，有１９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以政府领导牵头、多部门组成的省级艾滋病性病防治协调会议 制度，１２个省制定了省级中长期规划，１３个省正在制定省级规划。卫生部新近制作了 两部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将在１２月１日前后在中央电视台及部分地方电视台相继播 出。这两部公益广告片的完成，使预防艾滋病系列公益广告增至６部。　 　　然而，全国６部广告片应该不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数字。记者从有关资料了解，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一个艾滋病教育研究机构————红丝带中心的艾滋病宣传短片是２８部。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中国在艾滋病预防方面远远落后，如果与同期发现首例ＡＩ ＤＳ的一些国家相比，我们迟了１２年。 　　在不可能明天就把垃圾烧掉的时候，我们能否有一些折衷的办法？ 　　相比之下，云南省政府在面对艾滋病的问题上是被公认为最务实的地方政府，无论在 政府拨款、监测系统、非政府组织开展预防干预方面，云南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云南省红十字会与澳大利亚红十字会有一个合作项目，叫艾滋病预防青年同伴教育， 始于１９９４年。一群１５—３５岁的受过正规培训的年轻人，用各种方式结交朋友，然 后在他们中间举办为期两天的免费培训班，在“打破僵局”、 "头脑风暴”等游戏过程中传 授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迄今为止，云南红十字会共培训主持人１６８名，开展培训班４７２期，受益人群达 ９１６６人，其中包括一般人群、吸毒人群和卖淫人群，该项目在１９９９年被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评为最佳执行项目，并在联合国南非第十三届艾滋病大会上推荐。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曹韵贞严厉地指出，有些地方疫情已相当严重， 但地方政府却拒不承认，有的地方官员只想着怎样不使艾滋病的问题在其任内暴露出来， 那是一种对人民的犯罪。广东省防疫站的有关人士也指出，地方政府的不支持，使预防工 作寸步难行。　 　　资料显示，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中国政府用于艾滋病防治的预算是２７５万美元。 根据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研究员吴尊友的计算，光在全国４００万妓女和６００ 万吸毒人群中开展最简单的宣传及行为干预，一年最低的预算也要６０亿人民币，这笔经 费要中央政府承包是行不通的，必须由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的共同参与。 　　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健康工作者卡什努说，艾滋病的预防干预能否在一个地方顺利并持 续地开展，与地方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他说，在美国，艾滋病预防的经费基本上由州政 府及其他机构提供，中央政府不承担拨款任务。 　　吴尊友所在的部门叫行为干预室，即在感染ＨＩＶ—１危险性最高的人群（如吸毒者、 卖淫者、长途车司机等）中进行宣传，改变他们惯有的、容易导致ＨＩＶ—１传播的危险 行为，如共用注射器、不安全性行为等。然而，在吸毒人群中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在 卖淫者人群中免费发放安全套、做安全套广告等这些已被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最为行之有 效的预防方法，不但有违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而且与中国现行法律相悖。　 　　记者曾经与相熟的警察交流过关于注射器宣传与安全套发放的问题，他们认为，公安 部门正在努力打击卖淫嫖娼与贩毒吸毒行为，这才是最好的控制艾滋病传染的途径，向吸 毒者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与向卖淫者免费发放安全套，无疑是在鼓励吸毒与嫖娼卖淫。　 　　到底向吸毒人士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是属于鼓励吸毒还是属于预防艾滋病？到底向 卖淫者发放安全套是属于鼓励她们卖淫还是属于鼓励安全性行为？安全套广告到底能不能 做？就这些问题记者分别致电国家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得到的答案是，这些问题太敏感 了，他们只是执法部门。　 　　卡什努说，美国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了打击日趋严重的吸毒现象，出台了禁用注 射器的法例，艾滋病到了美国以后，这条法例却成为ＨＩＶ—１传播的加速器，为了控制 病毒的传播，有的州对法例进行了修改，有的州则开展行为干预。 　　卡什努说，最好的控制ＨＩＶ—１传播的方法当然是彻底消灭毒品和性产业，但在不 可能明天就把这些垃圾烧掉的时候，我们只能想一些折衷的办法。他还说，吸毒和卖淫这 些社会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是因为注射器和安全套的出现才出现的。 　　数字显示，在中国，毒品注射是ＨＩＶ—１的首要传播途径，１９９７年占５７·４ ％，１９９９年占７１·７％。应该怎么办？艾滋病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前所未遇的两难境 地。 　　应该向ＡＩＤＳ病人伸出关怀之手，而不是在与他们的距离之间修筑高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在泰国当卖淫者时染上了ＨＩ Ｖ—１，她回到了家，但左邻右舍搬走了，她去过的商店没人再去，她进过的厕所无人敢 进，她去买猪肉，肉档的老板不让她靠近，把切好的肉扔给她，连钱也不收。女孩最后在 孤独与无助中死去。 　　今年１０月，成都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 成都要用地方法规的形式，禁止ＨＩＶ—１感染者与ＡＩＤＳ患者进入公共浴池、游泳池 及结婚。如果这个条例通过了，将于明年５月１日开始执行。 　　该条例的参与起草者、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汪良吉教授认为， 该条例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随着成都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人员的流动性将会更大，对 ＨＩＶ予以提前重视，能有效抑制它的传播。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孙刚却很担心，他说，如果成都的法规被通 过，会加剧ＡＩＤＳ人群与健康人群的对立情绪。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的一项遍及全国６０多个城乡的调查显示， 中国人对艾滋病的无知达到了可怜的程度。 　　在潘教授的调查中，只有３·８％的人清楚ＨＩＶ—１的５种传播途径，８０％的人 不知道ＨＩＶ—１是不会通过空气与呼吸系统传播的，他们认为打喷嚏、用ＡＩＤＳ患者 用过的碗筷都会被传染。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竟然有很多人不知道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有人认为同性 恋者在一起就会生出艾滋病来。广州第八人民医院蔡卫平医生说，在广州，没有外科医生 愿意为ＡＩＤＳ患者做手术。 　　无知导致恐慌，导致歧视，导致对立。这样既无助于艾滋病患者的诊治，甚至可能导 致他们的报复行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项工作是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了解艾滋 病，包容、关怀ＡＩＤＳ病人。“只要人们检点自己的行为，艾滋病不是一种容易传染得上 的病。”孙刚说。 　　美国耶鲁大学公众健康工作者卡什努说，现在人们往往把艾滋病与堕落、道德败坏联 系起来，其实，当你因为预防艾滋病而真正走近吸毒人士或卖淫者、与他们交上朋友以后， 你才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和一个值得同情的故事。卡什努并不认为艾滋 病的出现全是坏事，他说，它至少令人们开始关注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群。 　　陈建说，他知道吸毒不好，曾经戒过，但他不知道怎样可以令别人相信他已不再是一 个吸毒者，找不到工作，朋友还是不愿意理他。 　　陈建与记者聊了两个小时，他的饭都凉了，陈建一直不愿意与记者握手，他说自己的 手不干净。其实，与陌生人在一起，危险的是他，因为附着在记者外衣上的任何一种细菌， 对于已丧失免疫力的他来说都可以是致命的武器。 　　他说出院以后自己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他不想把自己的病传给别人。他说，自己不好， 但不希望别人也不好。 　　１２月１日又是世界艾滋病日。在学习正确面对艾滋病的同时，我们可否也学着改变 一下以往常用的、对待被我们叫作堕落人群的态度？ “怪病” □本报记者　李玉霄 　　一种可以说是最可怕的病魔，降临到最为弱小的人身上，会是一种怎样的不幸？　　　 本报记者　方迎忠　摄 　　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门疏于管理以及地下血站血头们利欲熏心， 河南省东部、南部地区的广大农村非法采血现象十分猖獗，直接导致目前艾滋病在该地区 爆发和蔓延，有些当年采血严重的村庄现在甚至成了艾滋病村。 　　一线夕阳透过狭窄的房门，穿过散了架的芦苇篱笆，一半落在拥被而睡的女人身上， 一半落在床前一只残破的塑料盆里。女人是“怪病”缠身无法下床的孙爱娟，盆里是她的 呕吐物，用沙土盖着。 　　她的男人张军武，３６岁，提前谢了顶，穿着一件看不清颜色的绒衣，瑟瑟缩缩站在 床前，说着老婆和“怪病”的事情，说着说着，就有了哭腔。 　　今年夏天，孙爱娟“感冒”了，低烧不退，同时止不住地拉肚子。看了几回医生，吃 了些药之后，她不去医院了，一是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二是她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怪 病”。 　　“怪病”是治不好的。它是个幽灵，三年来，一直在这个与新蔡县人民医院一路之隔 的小村子里游荡，已经有２０条生命被它一批一批地带走。无一例外，２０个人都是青壮 年，开始时都是“感冒”，发低烧，拉肚子，还有，多年以前，都卖过血。 　　心性和善的张军武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躺在床上一天天地瘦下去， 更可怕的是，他也被“怪病”缠住了。他现在也整天“感冒”，掉头发，这都是“怪病”的 先兆。 　　在西河村，还有另外两个女人遭受着与孙爱娟一样的厄运，她们是３３岁的刘小荣和 ４８岁的陈霞。 　　三个家庭都是女人卧床不起，男人困坐床头，孩子退学，庄稼荒芜，同时，负债累累。 　　西河村人口近千人，根据村民自己不完全统计，当年有３００多人卖过血，现在，这 ３００多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发低烧、出虚汗、拉肚子。他们中肯定有人要步那２０人和 孙爱娟她们的后尘。 　　与西河村挨着的烟洼、孔岗等村庄近两年也有十几个青壮年人死于这种“怪病”。 　　大约在去年，西河村的村民知道了，“怪病”就是艾滋病。 　　就目前而言，除了卫生防疫部门，新蔡县古吕镇西河村的情况尚不为外人所知，但１ ００多公里外的上蔡县芦岗镇的陈楼村早已因为媒介报道而被称为“艾滋病村”。 　　自从１９９８年陈楼村第一个艾滋病患者陈伟军死亡以来，这个只有８００人的小村 庄已经有１９人被艾滋病夺去生命。１９９９年，当地一位医生深感事态严重，遂向湖北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求援。桂教授第一次在陈楼村有选择地抽取了１１份 血样，结果１０份ＨＩＶ呈阳性；第二次在自愿化验的村民中抽取１５５份血样，其中９ ６份ＨＩＶ呈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竟然高达６１·９％！ 　　在河南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西河、陈楼这样的村庄究竟有多少，目前尚无法获得具体 数字。不过，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说，目前河南全省每个地市都已经发现了艾滋 病人，自１９９５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今，全省共有患者６３６例。显然这一数字 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王哲承认，这个数字是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层层报上来的，肯定会有 漏报的病人，而且其数字很可能要远远不止掌握到的区区６３６例。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从全省范围看，黄河以南地区较为严重，其中尤以东部和南部 的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四市感染者最多。据说，目前这四个地区已经没有空白县了。 　　在河南以自费防治艾滋病而知名的高耀杰教授经常接到这四个地区农村患者的求救 信，但上蔡县人民医院一位姓李的医生说，高教授掌握的数字比他们门诊时接触到的病人 少得多。 　　上蔡县卫生防疫站一位自称自己正处在火山口上的负责人私下里说，单单一个上蔡县， 艾滋病感染者就将近一万人，他想把实情说出来，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又害怕吃不 了兜着走。 　　卖血 　　目前河南农村艾滋病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当年的卖血。 　　任何一位病人对自己和当地卖血史的回忆，都会令人瞠目结舌。 　　自文革后期起，驻马店、周口地区以及相邻的安徽阜阳一带，不少农民卖血谋生，到 八十年代初期，卖血的农民渐渐增多，尤其是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豫东、豫 南血站密布，引得不少农民争相卖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卖血专业户、专业村， 并且由一个小的自然村扩大到大的行政村，由一个行政村扩大到一个乡，再由一个乡扩大 到相邻的几个县，卖血遂成为当地的一项“ 产业”。 　　当地一位人士说，以上蔡县城为中心，从西边的无量寺、大路李，到县南的芦岗、邵 店，延伸至县东南的五龙、杨屯以及汝南的金铺、留盆，这周围十来个乡镇形成了一个方 圆几十公里的卖血重灾区，也正是现在的艾滋病高发区。 　　卖过血的农民说，１０年前，上蔡的血流向全国各地。东至上海，西到乌鲁木齐，北 起黑龙江，南至广州、海南，这些地方没有长途跋涉、各地流动的上蔡县的献血队，也会 有上蔡人的血从上蔡运送到那里。 　　采访中，有人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卖血，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任何身处其中 的人都难免要跟着走。在一些献血村，甚至到了不献血的小伙子讨不上老婆、姑娘嫁不出 去的地步。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穷。 　　上蔡县一位干部说：“每一个卖血的农民都有一段悲惨的故事。” 　　１１月２６日下午，在西河村刘小荣家，这位已经卧床半年多的母亲泪流满面：“那时 候，孩子小，没吃的，就想去抽血换点钱回来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她的丈夫王平坐在一边，一脸无奈。他说河西村地势低，癞蛤蟆撒泡尿都会把地给淹 了。１９７５年发大水，村里第一回有人卖血，打那以后，只要年头不好，左邻右舍就去 血站伸胳膊。 　　陈楼村已经确诊患上艾滋病的陈军说，这么多的老乡拼死去卖血赚钱，主要是用于盖 房、成家和老人治病等。 　　陈军，１７岁卖血，１９岁结婚，从１９８１年一直卖到１９９７年，从“ 全采”卖 到“单采”。１７年里跟着献血队走遍了全国各地，哪儿贵去哪儿卖，１７年里他和媳妇一 起抽了无数管血，挣了５万多块。治老母亲的偏瘫花掉一万多，盖四间房子花了将近一万， 交超生费４０００多，其余的钱都不知去哪儿了，现在还欠镇里一万元贷款。 　　周口和驻马店所辖的沈丘、鹿邑、新蔡、平舆、汝南等１８个县市，虽然人均耕地较 多，但地力贫瘠，地势低洼，有些县乡就是淮河流域的洪水走廊，所以百姓生活困难，不 少县市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 　　“杀了他！” 　　当年的卖血人，不管现在有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心目中最痛恨的人是“血头 "。 　　据记者了解，当年一般有三种人做血头。 　　一是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国家血站或防疫站的职工；二是这 一类人员的亲戚朋友；第三种就是那些头脑活络、在地方上有点关系、从血民中“脱颖而 出”的人。 　　在陈楼村，群众反映，当年最大的血头是上蔡县的医生尼××。 　　陈军说，１９９５年，国家已经禁止地下血站采血，尼还是带着儿子、儿媳妇、女儿、 女婿，开着一辆车，在陈楼村租了四间房子，不体检，不化验，来人伸胳膊就采，一连采 了整整十天。床不够用了，灶台上、柴火垛边都躺着人。这只胳膊抽两袋，换只胳膊再抽。 　　除了在陈楼设点，尼还到黄铺、城北肖庄等地非法采血。 　　尼××之外，还有齐××、董××等人。 　　齐××的窝点在一个名叫十里铺的村庄。有一段时间，上蔡县卫生局的大楼都腾出来 让他抽血。 　　董××的窝点在董寨，陈军说，董寨最少有十个血头，其中董氏兄弟有钱有势，附近 几个乡镇都有他的采血点。 　　在新蔡，西河村村民反映，自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５年，县城附近有三个血站，三个 血站的头目都不一般。为了揽生意，这几个血站派人到村里大肆鼓动，说什么“来回换换 血，对身体好些”，说什么正常人一天可以抽两次。 　　血头的出现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也正是这个时候采血由全采改成了单采。所谓单采， 是提取血清后，将澄下来的红血球再输回供血人体内。由于这一变化，加上血头的肆意妄 为，导致十年后今天的这场灾难。 　　村民们说，对于血头而言，克扣盘剥血民卖血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他 们草菅人命，采血过程中不体检，不化验，消毒不严格，多人共用一个针头，输回红血球 时经常出错，等等。正因为如此，才会一病百病，否则无法解释现在会有这么多老实巴交 的农民感染上艾滋病毒。 　　在上蔡县陈楼村，当谈起这些当年的“吸血鬼”时，一个３０多岁的艾滋病人咬牙切 齿地说：“杀了他！” 　　但是这帮人个个活得逍遥自在。当时他们也被有关部门抓过，但最终还是“ 抓了放， 放了抓，抓了不放没钱花”。 　　现状 　　一种可以说是最为可怕的病魔，降临到最为弱小的人身上，会是一种怎样的不幸？ 　　在驻马店、周口等地，有两个传说流传甚广：一个是上蔡陈楼的病人为了报复他人， 抽了身上的血注射到西瓜里；另一个是新蔡河西的病人将身上的血注射到猪肉里。 　　经记者实地调查，这纯系谣言。而且，有一点艾滋病预防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便有人 这么做了，艾滋病毒也不会存活，不会再度传染。 　　但是，那些没有被病毒感染的村庄，那些没有被感染的健康的人，依然在起劲地传播 着这两个流言。他们自己不买，也劝别人不要买陈楼人种出来的菜，不要买河西人养肥的 猪。 　　即便在本村，艾滋病人也在遭受了当年无钱无粮之苦、抽血之苦、颠沛流离之苦后， 又开始遭受被人拒斥、隔离之苦。 　　上蔡县五龙乡孟庄一位妇女今年夏天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结果全村家家户户齐买蚊香， 天刚擦黑就在大门口点上，以防她家的蚊子飞过来。 　　更让人忧心的是在艾滋病人中间，也盛传着这样的谣言：“千万别暴露病情，暴露了也 不能上大城市，到大城市里打一针就给打死了。” 　　就记者几天来所接触到的病人家庭看，无一不是家徒四壁，没有一家不欠债，没有一 家能够买得起较贵重的药。不止一人对记者说，他们连治低烧拉肚子的药也买不起。 　　难道他们真的只能坐以待亡？ 　　还有两个让人担心的现实。 　　豫东豫南一带几十个县市个个是劳务输出大县，全县总人口动辄超过百万，每个县每 年都要有十万、数十万的劳动力流向东西南北全国各地。他们中间有无艾滋病毒携带者没 有人作过统计，对这一地区的劳务人员如何管理，如何控制病毒再传播，是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此外，这一艾滋病高发区内，色情行业屡禁不绝。在上蔡县委、县政府的两个招待所 里，每晚都有“三陪女”拨打骚扰电话，前来给陈楼村民抽血化验的桂希恩教授对此痛心 疾首。纵贯河南省南北的１０７国道新乡段和驻马店段以色情服务闻名全省，屡打不尽之 下，河南省防疫站在这两个地方搞了两个“行为干预试点”。 　　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后果可想而知。 　　（文中艾滋病严重的村庄、艾滋病人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