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起《命运交响曲》）
苏京平：有人说，“人生热线”节目偏爱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不，今晚又放上了，不知又要有什麽生生死死的故事了。
晚上好，各位听众，今天12月1日是世界爱滋病日，今年爱滋病防治宣传的主题是“青少年棗迎战爱滋病的主力军”，我们人生热线节目的特别专题“挑战爱滋病”从9月20日起，是每个周日播出，至今已播出了11集，到12月6日也就是这个星期日将播送最后一集，其间我们的确也一直在关注着青少年这样一个群体，相信我们的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唤起了人们这方面的警觉，那麽今晚在世界爱滋病日，我们把“挑战爱滋病”节目的两位特约主持人请到了我们的来宾席上，在这个位置上他们二位棗也就是刘光华女士和万延海先生，来直接和各位观众交流，谈谈他们在爱滋病的防治宣传这方面事业中的甘苦；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65159058和65159059，跟他们现场交流，我想他们可以作到有问必答、来者不拒。伴随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想我们对爱滋病的关注也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深入了。说到爱滋病，我记得最早它是“热爱”的“爱”字，这是一个译音，现在是“艾蒿”、“艾草”等等的“艾”字，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万延海先生是持何种态度，你觉得这两个译音，你更赞成哪个呢？
万延海：我赞成“爱心”的“爱”，也是“爱情”的“爱”。他们后来改的意思是说，认为这个词汇把这个疾病归因为人们的爱情、人类性的活动，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所以选择了比较中性化的、也是没有什麽感觉的词。所以我个人觉得“爱滋病”，至少这个“爱”本身是可以用的，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苏京平：就这个译音而言，你觉得有点今不如昔，不如一开始用“热爱”那个“爱”字更好一些。
万延海：因为这个词给人的感觉特别强烈，使得我们对这个疾病和有关的事情更容易注意。
苏京平：不知道刘光华女士在这个问题上是怎麽一个看法？
刘光华：我恰恰和万延海先生的观点相反，因为我们国家在把“爱滋”这个词译进中国来的时候，就是最早的时候，是用“爱情”的“爱”字；“爱滋”，“滋”是“滋长”的“滋”，这个“滋”是没有变的。可是当时，在人们对爱滋病有一种错误的认识的时候，把它理解为是乱爱才会滋生的病，而且跟美国最早发现的第一例爱滋病病人与同性恋人群相关联系起来了，因为同性恋当时在中国很难被接受，他就觉得那些人跟爱滋病是替代的，或者说是有一种必然等号的，这就是一种误导，就会让很多人在这种误区里面更加迷失，觉得“那跟我没关系，跟我太遥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更多地带着一种道德仲裁的色彩。而如果用现在“艾草”的“艾”，“艾滋”，我觉得是更中性化一些。
万延海：我觉得爱无论是乱爱还是真爱，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总有某一些类型性的活动、性活动的方式，是和这个疾病的传播有关的。也就是说，爱滋病之所以在人类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就是因为它非常强烈地把人的这种基本欲望棗性爱和最基本的强烈的恐怖棗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联系是事实，不是偏见。这是我的看法。
刘光华：但是我觉得它会影响到人们对，尤其是对感染了爱滋病病毒的患者采取一种非常不公正的态度，包括对已经感染了爱滋病病毒的人们的歧视、偏见。像我们在做爱滋病教育或“挑战爱滋病”系列节目的过程中，就已经很明显地感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当中都有这样的反应，就是看他怎麽感染上的：如果是性乱感染上的，他不能被饶恕，他是坏的；如果他是输血感染的，就是无辜的。人们很自然地又在用一种道德仲裁。实际上我认为，爱滋病对于全人类而言，是人类要共同面对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一种疾病，而且我相信人类一定能战胜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词上面用更中性一点的，似乎能让人们更公正一些。
苏京平：好，咱们就此打住，不管是“热爱”的“爱”也好，还是“艾草”的“艾”也好，总之它是一个译音。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它的确是人类的一次劫难，而且据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现在咱们中国国内的爱滋病感染者的实际数字已超过了
30万人，而且专家们预测在今后2年里的感染人数将超过200万，而全世界每分钟有11个人感染爱滋病病毒。这样说来呢，这个问题的确有点大敌当前、不容忽视，甚至是兵临城下的架势，北京市也是如此这般。那麽处于这样一个现实当中，我们举办了“挑战爱滋病”这样一个节目，有11期了，听众确实非常踊跃，积极地投入。而我们从节目播出那一天起，就试图考虑这样一个办法，就是让爱滋病患者来到我们直播室，和听众直接进行交流。我想二位是不是也做了这样一些努力，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成果，不知道二位是努力得不够呢，还是你们在这方面确有什麽苦衷要跟我们的听众解释解释呢？
万延海：我觉得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比如他住院啦，或者他对人们说他是感染者，所谓的现身说法、贴标签，让大家知道了他是一个感染者。但事实上每一天走在大街小巷、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已经有很多人感染了疾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事实上是融合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我倒觉得没有人现身说法来谈自己的情况，并不等于说在这麽多的谈话的人里面，或者说听众参与的人里面，或者说一些写信的人当中，或者在听我们的节目、在各个地方开展一些工作、和人们进行交流的人当中，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没有起作用，我相信有的人他知道自己感染了，还有一部分人他们还不知道。
苏京平：就是说也许爱滋病患者就是我们的听众，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主持人。（笑）
万延海：（笑）对。
刘光华：我去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努力，包括有个星期天晚上我们已经做完节目了，约的是第二天早上。我们约了好长时间，才有可能说到现场去，是就着爱滋病治疗专家徐莲芝大夫她出门诊的机会，我有没有可能坐在旁边，能不能接触到这些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另外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做一些工作，让他愿意加入到我们“挑战爱滋病”的行列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谈谈他自己、谈谈他的一些感受，都不清楚。当然我那天晚上做完节目就已经是
12点，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也就接近1点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得起个大早、赶个大早，得赶着出门诊的时候能跟徐大夫碰上面。也就是在星期一早上的时候，我到了佑安医院。佑安医院徐大夫在门诊的时候，我就在门口等候，我发现了让我特别注意的三个人，一个呢，穿着西装，很焦虑不堪地在那儿走来走去，他一点不避讳人们对他的探头探脑，反而他特别着急地老在问护士：怎麽大夫老不出来？因为大夫在里面做检查是不能出来，这是一个年轻人。后来据我到那儿去采访的护士长告诉我，其实他已经排除了不是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仅仅是他因为他自己有过一次他认为是性不洁的行为之后对自己怀疑，已经去验过两次血，可是他有这个爱滋病获得的恐慌症,他老认定自己已经得了，这种恐慌症使他吃不下、睡不着，老要不断地到医院去让大夫给他证实我不是爱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第二个呢，就是从外表上看还非常健壮的一位小伙子，应该说是一个大小伙子，还不到30岁，非常健壮，从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就是跟我们平常的人一模一样的，他可是很着急的，他自己主动地来问我：你是在等徐大夫吗？我说是。他说：哎呀，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你知不知道我是一种什麽情况？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就更着急，就把他的前前后后，怎麽得病的，怎麽染上病，而且现在确诊，通过两次验血都确认了他已经是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他身边带着个孩子，孩子一直抱着他的腿，不肯离开他，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希望把这个孩子托养出去，因为我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整个的村庄在排斥我，不允许我留在家里头，我现在在我还没发病之前，还有能力自食其力，还能干活，还能养活我自己的时候，我想先把孩子托养出去，你能不能帮助我？他语无伦次地在说他的故事。就在我跟他交谈的时候，徐大夫过来了，徐大夫告诉我这个病人他从知道他自己得病以后，回到家乡，没有去碰过妻子，而且主动让妻子去检查了病，妻子确认没有感染以后，妻子跟他协商离婚，他说，我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连累我的妻子，他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现在就存在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因为妻子还有个小的孩子，是个小女儿，才10个月，妻子要把小女儿带走，所以他就面临着一个孩子的抚养和他自己的生存问题。他很老实，走到哪个单位去应聘工作，他就出示他的检查证书，证明他是HIV病毒携带者，那当然所有的单位都拒绝他。我接触到这种现实以后，徐大夫也告诉我，不是我们不想努力，而是确确实实会影响到很多人正常的生活状态，也不是说这些病人不愿意配合，他们自己也在说，在我们没有发病的时候我们愿意，可是一旦我们说话，或者一旦被别人知道，确实我们会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也因为如此，虽然经过我们很大的努力，到现在为止，我们不能把我们在第一次做节目提出的悬念得到一个让听众朋友满足的结果，当然我认为这个满足不是一种黑色心理，更多的是人们愿意关注他们，希望他们自己现身说法以后，能够了解他们的处境。
苏京平：确实，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请到一位爱滋病患者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和听众进行交流，但正像刘光华女士刚才所表述的那样，她作为节目主持人特意地到医院去看望了这些患者，并且直接地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信息。一些爱滋病患者在表达他们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有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是出乎我们意外的，比如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爱滋病患者谈到他自己，他说我尽管是个年轻人，但说来好笑，我经常有一种老年人的心态，看见谁在那儿吵架，或者赌博什麽的，我都想上去说，呀，别干这些无聊的事了，也许只有我们这些在生命线上徘徊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价值。那麽作为这些患者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健全人而言，也都同样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北京电台的新闻里面跟大家说了，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技术，可以在尿检的情况下查出爱滋病病毒，这样就有可能不通过血液的检查、避免比较昂贵的费用，比较低廉地、比较普及地做这种检查，可能有更多的人会更直接地触及到有关的问题，不知道二位特邀主持人接没接受过爱滋病病毒的检查？
刘光华：我接受过。
苏京平：您接受过？
刘光华：对，因为我出国必然要做这样的身体健康的检查。
苏京平：万延海呢？
万延海：我查过
4次。（笑）
苏京平：你查过
4次？
万延海：对。
刘光华：每次出国必然要做检查。
万延海：
95年的时候我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我应该查一下。
苏京平：你有什麽症状了？
万延海：主要是那时候身上有一些皮疹，我当时去看医生，所以我把应该检查的几项，血液传染病的几项都查了。
苏京平：你当时知道这个爱滋病的传播途径吗？
万延海：我当然知道啊。
苏京平：当时就知道，那你做这种检查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你有过这方面的……
万延海：危险行为。
苏京平：就是啊。
万延海：我想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吧，
10年，或者7、8年以前，应该有过一些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我事后会有一种这样的担心、害怕，但是一直觉得害怕去检查。决定要去检查自己的身体，这实际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过了好几年去查了，当然非常幸运，是健康的。
苏京平：（笑）你看说话都哆嗦了。可是我要问的是如果万一检查出来。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万延海：当然要想这个问题，一旦发现了怎麽办？不知道怎麽办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疯狂的想法。
苏京平：对呀。即便是我们刚才提供给大家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尿检的方式进行这种普查，但大家如果像你刚才说的这样一种心理，是不是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检查？如果有人去做检查，大家就避开他。
万延海：我觉得这种检查应该是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比如说……
苏京平：就是大家会不会这样做？
万延海：我觉得我的行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机会，会被感染的话，那麽我想好了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去查的时候，我觉得哪一种检查方法都可以考虑，但是这必须是我自愿的……
苏京平：但问题在于，你先打住，问题在于我们知道的信息是一位爱滋病患者他说，我的一个病友刚住院，街道就去人到他们家消毒，而且是带着防毒面具，搞的周围的人都非常惶惶然，他们家里人也抬不起头来，他出了院之后就不知再回哪儿去。如果人们知道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或者说总觉得这非常容易遭社会歧视，而且自己一时间变成瘟神了，那麽情况就可能变得复杂。
万延海：对，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故事。因为爱滋病是通过和性有关的或和血液有关的行为传播的，就是在房间里面消毒，或在性生活前后用消毒液，或在房间里撒一点消毒的东西，好象对防止爱滋病传播没有任何意义。
苏京平：问题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告诉大家用什麽办法来消毒，而在于人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爱滋病的恐慌，对患者排斥和歧视的时候，我们让大家去进行这样的普遍性的检查，可能会遇到多麽大的社会压力和社会阻力。
刘光华：而且包括他自己本人的心理。
苏京平：喂，这位朋友您好。
听众甲：主持人您好。
苏京平：让您久等了。
听众甲：没关系。
苏京平：我们正在讨论。
听众甲：这个节目我一直听着，我就想跟两位主持人和专家探讨一下刚才说的关于爱滋病的命名的我自己的看法。
苏京平：您谈谈您的看法。
听众甲：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一种很简单的译法，它就光把那几个缩写字母那麽译过来了，这个病原来是叫什麽获得性免疫力丧失，是吧？本来是这种病。当时就根据这几个第一个的字母组合，这样译成“爱滋病”，而且有一段时间有人还写过“爱死病”……
苏京平：对，还有人写过“爱”那个“资本”的“资”。
听众甲：所以说造成了现在为什麽一调查很多人都产生误解，就是因为字面上，因为我们中国字本来是每个词都很形象的，一看这几个字组成的词，他就能想像出这个意思。结果现在反而产生了一种误导，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时不是这样译，当时就用意义来译，不要用音译的话，就译成免疫力丧失症，或者免疫力衰退症，那麽就不会引起现在这麽多的混乱。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苏京平：这是您的马后炮。（笑）
听众甲：但是我觉得现在发明出也是很有必要，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苏京平：还有什麽别的意见吗？
听众甲：我第二个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不应该歧视爱滋病人，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这不等于我们不歧视爱滋病人我们就回避对爱滋病人里面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因为某些行为的不检点造成的，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特别是我们现在从正面教育上，教育人应该在某些行为方面应该检点，应该遵守道德。这两点我认为是不矛盾的。
苏京平：是的。
刘光华：毫无疑问。
听众甲：这是我说的两点，谢谢。
苏京平：好，谢谢。我想很多朋友呢，也都持有相似的观点，不过有些问题好象不是这麽一个简单的是非就能讲清楚的。这里我也不妨来读一封听众的来信，正好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一位姓张的听众，他不愿意披露姓名。在这封信中，他是这样说的：“主持人您好，我想谈一下对你们“人生热线”节目的看法，开办“挑战爱滋病”专题节目使听众获益非浅，但我觉得爱滋病并不可怕，也可以说离我们很远，只要没有血或者性的接触，就会没事儿的。要让全社会去歧视他，厌恶他，远离他，对他生活不检点进行惩罚，不可摸棱两可，夫妻都洁身自好，怎麽会出这麽多烦恼的事呢？现在再落后的地区也比解放初期要强多了，那时的丑恶现象都可以消除，现在怎麽却不能呢？贞洁牌坊固然害人，但从一而终的美德毕竟要讲，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觉得羞、耻或者说谈性色变，应该说是一种含蓄的美，尽管我们晚上也像您说的那样在操作。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床上夫妻，床下君子’，这是一种东方文明。性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一到青春期，随着身心的发育就会了解的，中国的历史渊远流长，几千年都过去了，从来没听说过什麽性教育，照样是繁衍生息，而且人口越来越多，这又如何解释呢？更多的知识是医生的事，平民百姓了解些皮毛在家够用就行了。悄悄话类的节目，听之不雅，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诲淫诲盗，难道非要让避孕套搞得人人皆知才算是现代的社会文明吗？总之，爱滋病的发生是对那些乱了伦理道德的人的惩罚，现在社会上的报刊讲的已经够多的，何必又在电台讲那麽多呢？连夜写了这麽一封信，言语不周，请多见谅。”我们把这封听众来信在这里读了一下，我想这位听众还是非常善意的，谈了他的观点，也提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建议、意见。不知刘光华女士听后作何感想？
刘光华：我觉得这位先生的想法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在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变革的现实中，有相当多的先生、女士他们都会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毕竟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而这一些人又恰恰是在从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得到性教育，伴随着自己成长的过程，他觉得当然无须这样的教育我也已经为人妻母，为人夫，为人父了，今天就觉得一下子特别受不了，还在电台里连篇累牍地讨论避孕套，讨论性教育。作为这一些人，我认为他这种想法非常正常。第二呢，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在哪？就是一直在用一种道德的评判来把人分成非好即坏、非善即恶，我觉得这种道德评判不是积极的面对现实的办法，回避是不能解决目前我们所处的困境。这个回避呢，包括他刚刚提到的：一边是说贞洁牌坊是要破除，一边是说从一而终的美德要高扬，那这个从一而终你是对谁提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还是光对一方提。包括我们说避孕套，如果夫妻、性伴侣的性活动忠贞，就是你一对夫妻没有可能有别的性行为，你当然完全可以不用避孕套棗只是从性病、爱滋病预防的角度，而不是从避孕的角度。可是这些人说的是，也不是不给知识，他就认为好象你谈性的教育就等于说把这些东西张扬出去了，而应该静悄悄地、或者私下地、小范围地，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国家从建国到现在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万延海：我提两点看法：第一点，他的来信提到了，如果我们杜绝和性、和血液有关的行为，就能杜绝爱滋病的传播。但血液和性的行为事实上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不去接触性和血液有关的事，对于几十亿人口的社会来讲是不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认为有关知识只要医学专家知道就可以了，平民百姓并不需要知道得那麽多，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医学专家作为一个社会的特殊阶层，他们学了丰富的医学知识，但是他们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些知识普及给大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医学专家在社会中是一个利益团体，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不一定代表个人的利益或者公众的利益，比如说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制造了很多有关健康的概念，它事实上可能是鼓励你去买一些保健品，去消费，满足一些企业家的利益，不一定是代表公众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有关我们每一个人健康的情况，个人一定要掌握丰富的知识，去探讨这个东西，学会怎麽自己保护自己的健康。这是我的看法。
刘光华：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补充的，就是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说，对行为不检点的人是一个尚方宝剑似的惩罚，就是让他们得到爱滋病是尚方宝剑的说法，应该说还是很有市场的，因为人们很习惯于仲裁。
苏京平：所谓惩罚论。
刘光华：这种惩罚论对于我们今天面对这麽严峻的现实是不利的，所以包括我们国家
9个部委签署的文件、盖了印的公文都在说，对爱滋病病人不应该用道德仲裁这种歧视的态度。这是一个比较公正的态度，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苏京平：顺便问一下二位，现在在宣传爱滋病防治的时候，经常把这个避孕套叫做“安全套”，我不知道你们更同意它仍然叫“避孕套”呢？还是同意它叫“安全套”呢？
刘光华：我觉得“安全套”它有一个什麽意义呢？它是双保险的意义，既可以避免意外的怀孕，也可以避免感染性病或者爱滋病。
苏京平：你赞成这个？
刘光华：对，不用避孕套或者说不用安全套是
100%的危险；当然，用了安全套未必100%的安全。这就是我们特别要告诉大家的。
万延海：用“避孕套”呢，我觉得他的优点就是人们都知道“避孕套”是个特有的词汇，它指的是什麽东西，怎麽用法；当然它不利的一点就是这个词汇只谈到了避孕，那麽比如说两个男人之间有性交的话，不存在怀孕，那麽这时候“避孕套”这样一个词汇、这样一个概念就很容易在男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把它忘了。用“安全套”是一个比较可取的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安全套”是相对的，安全性现在认为是在
90%以上。避孕套也就是安全套有失败的情况，不能有效地预防爱滋病、性病，事实上和一些因素有关系，比如说你如果不是每一次都用安全套的话……
刘光华：而且要从始至终。
万延海：从始至终，每一次都要用；还有一个，避孕套不能重复使用，也不能拉啦、玩啦，把它弄破了。如果避孕套破了……
刘光华：就失去作用了。
万延海：比如避孕套放在有阳光的地方，把质地给破坏了。所以避孕套的问题就是，现有的避孕套的失败率不到
10%，失败率事实上是和一些技术有关的，不是避孕套质量本身的问题，是因为人们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
苏京平：听得出来，万延海先生一进入这个领域里头就能讲出很具体的指导性的意见。
喂？这位朋友您好。
听众乙：喂，主持人好，专家好。我有这麽一个问题跟您说一下，我今年
34岁，30岁之后呢两个情况，我最近一段时间歇顶比较快，头发脱得比较快，我觉得这脱发好象是普遍现象，觉得这样的男同志近期从马路上看，包括我在内也不少，不知道什麽原因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感觉到有时候老恶心，恶心得老想吐，吐又吐不出来；第三点就感觉特别疲倦。我就是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去了一次日本，回来情况慢慢就感觉越来越不好了，不知道是地理差异啊，还是气候原因啊，还是什麽原因啊？所以您在讲这个课题的时候……
苏京平：爱滋病的时候。
听众乙：您在讲爱滋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吧，我也不知道是怎麽去命名爱滋病，爱滋病又是怎麽来源的，还有就是怎麽去检查，这都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人们现在并不是说怎麽样怎麽样，现在主要都是以治疗为主嘛！
刘光华：应该以预防为主。
听众乙：对，预防为主，治疗可以说是为辅也好，为主也好，但是这是一个社会趋势，一个大发展趋势。这可能是人的一种本性的东西吧，但我说这个东西挺复杂的。
苏京平：现在问题是，您是不是怀疑自己染病了？
听众乙：不是怀疑，我是说现在不好确切。
苏京平：不好确切一些，那这问题我们请刘光华女士给您具体地解答一下。
刘光华：我建议您哪，一个呢是上医院去找大夫，这是最快捷的办法，因为大夫更有经验，做一下血液的检查，这就很快就能确认或者排除；第二个呢，会不会你自己呢，这个是你自己最清楚的，因为我们说爱滋病感染跟个人行为是密切相关的，那如果你自己觉得有这种可能的话，想排除它，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心理非常清醒的评估，万一是的话，你有没有心理承受力去面对它，万一不是的话那当然对你来说是卸掉了包袱，所以我的忠告是希望你尽快地到医院去。
苏京平：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位听众，因为这位听众在……
刘光华：他得有勇气。
苏京平：有这样的勇气来进行有关这个问题的公开的咨询。不管他是否患病了，我想他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非常可取的。
喂？这位朋友您好。
听众丙：您好，是苏老师吗？
苏京平：您好，是的。
听众丙：非常荣幸，能在今天与你通话。嘉宾好。
刘光华：你好。
听众丙：我想说说啊……
苏京平：爱滋病。
听众丙：对，我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我想告诉您我是通过什麽方法来预防这个病的。我是通过禁欲的方法。
苏京平：通过什麽？
听众丙：禁欲的方法。
苏京平：禁欲啊？
听众丙：我不知道嘉宾听了会不会为我拍手称快，我想可能是喜忧参半吧？我真觉得生活在爱滋时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怎麽说呢，如果它是惩罚性乱的尚方宝剑，那上帝为什麽不在原始社会群婚制的时候就发明这个宝剑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另外我觉得中国人，把吃的东西做的花样翻新，但好象对性事就视为洪水猛兽，特别不可理解。另外像《红楼梦》里的贾母，她说就像那个猫儿、狗儿似的，都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都知道。我就不明白社会发展到现在为什麽人们对于这种事情仍然特别看不惯，虽然是以这种方式来阻止病毒的侵袭，但对于那些行为有些不检点的人我并不是特别地痛恨他们，觉得多少他们也不是去偷去抢，干那些坏事，所以我觉得即使是有了这个不洁的行为，也不能说是犯了什麽滔天罪行，就应该受到这麽严重的惩罚，所以我觉得即使感染了或者已经得病的人，社会都应该给他们一份关爱。而且，澳洲的爱滋病毒的携带者，他们能定期得到社区的比如谈话什麽的，就是去关心他们；但是在中国，怎麽带着防毒面具去消毒什麽的，咱们中国人是不是就那麽的愚昧，或者说那麽的坏，那麽的没有同情心呢？这使我对我们自身民族的素质产生了一定的怀疑。
苏京平：您刚才所说的使我们感受到您在倡导一种更科学、更文明、更健康的方法，来宣传爱滋病的防治，这是毫无疑问的。那麽，这位朋友作为年轻人，因为今年的主题就是青年人迎战爱滋病，并且是主力军，作为主力军中的一员，他说是要用禁欲的方法解决爱滋病问题，我不知道万延海先生是否认为可取？
万延海：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禁欲的，我现在不完全是禁欲了，但禁欲也是我个人考虑的安全性的一种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的生活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也会考虑用安全的措施来保护自己，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这位听众提到了澳大利亚社区对爱滋病人有很多关怀，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社区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动员，一个很好的倡议，人们来参与这样一个对待疾病流行的反映；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态度，可能也需要我们的社会成员从自己的不同的立场来进行参与，这不完全是哪个民族的素质问题，因为哪个社会的民众没有很好地参与，这个社会就有可能作成一个我个人价值观里比较不认同的一种反映。这不是什么民族素质问题。
刘光华：这是一个过程。
苏京平：说到预防爱滋病的宣传教育，二位都是长期从事这方面事业的学者专家。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刘光华女士我不知道你从事这样一个事业的甘苦，您的家人对您做这样一个事业是否支持、赞同？
刘光华：应该说很支持。包括我在咱们直播间做主持人的时候，我的先生来探亲陪着我到现场来，而且那天还是我的生日，紧接着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晚上我先生听完了节目以后，回去我们俩就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就是关于夫妻间是否用安全套的问题。因为我们俩长期分居，他这次又是探亲来的，这样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因为在我们夫妻间也用安全套的话，那麽就很容易让很多人或者包括我的先生都会有这样的置疑：是不是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怀疑我有别的什麽性乱？这就特别需要进行一个讨论，如果不去正面地讨论，而去回避它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当然如果说我们坚定不移地，我们彼此很信任，我们都没有别的性伙伴，而且我们是相互的一对一的性行为，我们当然可以不用避孕套.所以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既是挑战爱滋病，对自己也是个挑战。那就是夫妻之间长期分居以后，你对自己的生命怎麽看，还有你对对方的，如果用传统的观念来说，从一而终，你嫁给这个男人，不管什麽情况下，你都应该接受，你都应该是他不愿意用你就不用，但我觉得这样不对，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权利，我应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正因为如此，我们那天晚上回去讨论地特别热烈，后来我跟万延海，跟您交流的时候就提到这一点，这个自我的挑战非常不容易。
苏京平：那麽说到这样一项事业，在有幸从事的时候，也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不少有关的高危人群，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麽重要的感触，能简短地告诉我们听众吗？
刘光华：我最重要的感触是在我调查《中国地下性产业》中的从业女性，也就是过去叫妓女，我们现在公安把她叫暗娼的人群，我们说边缘的、脆弱的、高危的特殊人群。在这个人群里有一个个案，是跟我女儿一般大的一个女孩，对这个女孩，我当时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什麽？就是在她告诉我，她怎麽样出卖自己拿钱给家里，母亲生下小弟弟后又去世，抱着我的脖子大哭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有你这样的妈妈，可能我不会是今天的样子。这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作为一个母亲，如果我的女儿也是这样的情况，她每天进行的是高危行为，而我又没有能力去帮助她，说“我给你提供个工作”或“你跟着我走”；在这种情况下，她又不知道一种安全的性行为自我保护的话，也就是说她有可能连生命都保不住。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给她提供帮助、关爱、关心，而是谴责她你不道德，到底哪一种更人道一些，哪一种更对我们主流人群，或者说对我们预防性病、爱滋病更积极一些呢？所以我当时特别震撼。
苏京平：万延海先生您在这麽多年从事有关爱滋病的预防、教育，特别是还开办了有关的咨询热线，您最深的感受和体会能告诉我们听众吗？
万延海：我觉得爱滋病本身就是一个疾病，跟感冒或者其它的疾病在医学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我感觉人们对这个疾病谈论的很多，很感兴趣，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观念之间有很多的战斗。所以我想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大家对问题的看法也不一定一样，也需要一种不同的意见，因为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我们讲是要关注现实，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生活在不同的现实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种宽容，应该有一种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现实做出不同于其他人的、甚至不同于医学界的解释。因为医生对某些问题可能是不敏感的，在爱滋病问题上医学专家需要不断地向社会学习。
苏京平：在进行了若干期有关“挑战爱滋病”的主持之后，二位嘉宾作为主持人在我们这个直播室里面，感触到了些什麽？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述你们的感触。
刘光华：我作为节目主持人在主持挑战爱滋病这个系列节目中，我感觉到了舆论的宽松，还有我们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在我们征集行动计划的时候妇女和残疾人的积极参与。
万延海：我觉得参与这个节目很愉快，因为能够去谈话，谈和爱滋病的、和性的、或者和其它社会问题有关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很快乐。
（《命运交响曲》响起）
苏京平：国家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发现爱滋病病毒感染者11710例，其中爱滋病病人338例，死亡184例。另据专家估计，感染的实际数目已超过30万，而绝大部分的病例因被隐瞒而未能发现。
现在已是午夜时分，我们距离21世纪还有396天。
北京广播电台828千赫，这次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主持人苏京平，热线传递钱金瑞在建外大街14号祝您晚安！
整理人： 毕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