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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基金对基于信仰的组织的回复
(李陆新叶等 本站原创)
全球基金对基于信仰的组织的回复
调查：基督徒网络的国际卫生部(Christian Connections for International health)
世界制药网络(Ecumenical pharmaceutical Network)
报告：李陆新叶 耶鲁大学、多罗西.布莱斯特尔、布兰达.得万 、盖尔.兵汉姆、 长老教会(美国)、爱知行研究所翻译（非正式，供参考） 简介 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支持下建立的与艾滋、结核、疟疾作斗争的全球基金(Global Fund)，是致力于扩大可用于政府、国家级机构和社区组织的资源。这些机构和组织致力于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艾滋、结核、疟疾传染而导致死亡的主要传染原因。全球基金(Global Fund)建议在每个国家建立“协调国家机制”(CCM)，将它作为一个机构，以便各个国家可以递交提议以供审阅。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是世界范围的致力于减少发展中国家中与艾滋、结核和疟疾有关的发病及死亡率的主要管理组织。这些组织也有资格向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申请基金。这次“全球基金(Global Fund)对基於信仰的组织(FBOs)的回复”的调查是有由基督徒网络的国际卫生部(Christian Connections for International Health)和世界制药网络(Ecumenical pharmaceutical Network)为了评估基於信仰基础的组织(FBOs)的协调国家机制(CCM)的参加者以及他们的提议而组织的。本报告介绍了该调查。 173个组织代表54个国家回复了该调查。80%的回复来自非洲。50个组织表明他们自己是宗教机构；83个组织表明他们是社区基础的宗教组织；43个是宗教联盟的医学机构。 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的回复暗示这些组织总体上缺乏对协调国家机制(CCM)和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认识。63%的组织说他们没有途径获得关于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信息，另外58%的组织说他们没有途径获得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准则。与以上比较，只有27%的组织说他们能获得充足的信息，24%的组织，其中包括一些相同组织指出他们有途径获得准则。 知道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普遍对他们能够参加协调国家机制(CCM)的程度不满意。当被问及政府官员和协调国家机制(CCM)的领导者是否积极寻找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的参与时，50个组织认为是而另56个组织则认为不是。当被要求列出该组织与国家协调机制(CCM)的正面交流时，20%的回答说他们曾经与国家协调机制(CCM)的领导谈过；25%的回答说他们曾参加过相关国家提议的讨论。 由于多种原因，173个组织中只有9个最终递交了提议，这些提议被收编到‘协调国家提议’中，21%回答说他们曾计划向全球基金(Global Fund)直接提交独立的申请。 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清楚的指出，他们渴望更多参与到国家协调机制(CCM)中，这样可以允许他们在对艾滋、结核、和疟疾的斗争中作出可能的最大贡献。帮助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和其它社区组织加强他们在国家协调机制(CCM)中的参与的4个建议包括：更多的咨询，及时对问题和关心进行回复(50%)；从政府得到更多信息(45%)；更具体和可得到的准则(27%)；对撰写提议进行辅导(40%)。 在此报告中，来自答复的压力和机会融合在一起。一些政府承认非政府组织(NGOs)的总体的正面作用和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在人民健康方面的正面作用，并且与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合作来创造正面的结果。政府对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的态度对情况的改善很有作用。 短短的三个月，全球基金(Global Fund)从一个世界提议发展成一个有操作性能的基金机构，全球基金(Global Fund)委员会必须称赞这个近乎奇迹的成就。不可避免的，第一个基金周期不是很完美。基金(Global Fund)面临的最难对付的挑战是创立准则、政策和确保所有重要的管理组织被包括到国家协调机制(CCM)的过程中。所有管理组织都必须被鼓励去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健康医疗的工作中去。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是直接的和当地的联系并且能联系到最基层的群众。国家协调机制(CCM)的机构可以为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和其它非政府组织(NGOs)工作。他们是否工作不取决于国家的条件，特别是政府的态度。监督各个国家，鉴定成功和地区的发展，与全球基金(Global Fund)和国家共同工作去治愈弱点是长期需要的。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和其它非政府组织(NGOs)希望成为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工作的积极参与者。 背景
最近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支持下建立的与艾滋、结核、疟疾作斗争的全球基金(Global Fund)，是致力于扩大可用于政府、国家级机构和社区组织的资源。全球基金(Global Fund)被告知从所有主要管理人中寻找参与者。全球基金(Global Fund)建议在每个国家建立‘协调国家机制’(CCM)，将它作为一个机构，以便各个国家可以递交提议以供审阅。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委员会正在明确寻找能够增进政府各部门、非政府组织(NGOs)、私有企业以及多边社会事业机构之间的合作的国家协调机制(CCM)。因为基督教和其它基于信仰的组织已经对研究这些疾病的过程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相信全球基金(Global Fund)以及向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申请基金的国家的表现也会被监督。至此，基督教网络的国际健康部和世界制药网络向几百个有资格申请基金的给予信仰的组织(FBOs)发出调查。 该调查报告将成为基金会领导者，国家，以及支持和受益于该基金的机构知道基金会的成功和失败的一种手段，从而加强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饰演它们潜在的角色的能力。该调查也是CCIH和EPN收集该基金的信息和将之向适当的机构宣传的一项机制。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是与艾滋、结核、和疟疾作斗争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尤其是在非洲。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和其它机构的合作，并确信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基金能到达基于信仰基础的组织(FBOs)。 173个组织代表54个国家回复了这项调查。其中139个是基于非洲的组织；22个回复来自亚洲；4个来自拉丁美洲；3个来自欧洲；4个来自南美洲；一个来自北美洲。所有接受调查的组织都有宗教联盟。50个组织表明他们自己是宗教机构；83个组织表明他们是社区基础的宗教组织；43个是宗教联盟的医学机构。48个组织选择了选项“其它”，其中12个表明它们是基督教非政府组织(NGOs)。 调查结果告诉我们：
1、由于多种原因，在基于信仰的组织中，缺乏对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认识。 2、知道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大都对他们能参与国家协调机制(CCM)的程度不满意。 3、政府对基于信仰的组织的态度起很大作用。 4、基于信仰的组织对与国家协调机制(CCM)和全球基金(Global Fund)合作很感兴趣
1．缺乏获取信息的途径或对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过程缺乏认识
63%的组织说他们没有途径获得关于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信息。另外58%的组织说他们没有途径获得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准则。与以上比较，只有27%的组织说他们能获得充足的信息，24%的组织，其中包括一些相同组织指出他们有途径获得准则。基于信仰的组织的对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准则的回复并非全是负面的。在那些由于有途径得到基金准则而能够回复的组织中，56%认为基金的准则是足够的。应该注意的是，没有途径到达准则的组织比对准则满意的组织多。对准则的主要抱怨是，要么该准则对于缺乏经验的组织来说太复杂，要么太集中注意力在国家级的提议上。回复者建议准则中加入更多关于帮助地区性的和当地的组织如何同国家协调机制(CCM)合作的以及递交申请的信息。 在基于信仰的组织中，似乎普遍对全球基金(Global Fund)和国家协调机制(CCM)缺乏认识。从上面可以看出，许多组织对他们收到的有关国家协调机制(CCM)的过程的信息不满意。在我们计算了不满意的组织后，其次大的那组由那些从未听说过或未被通知过有关国家协调机制(CCM)过程的构成和运作的组织组成，这中间甚至有些组织根本不知道在他们的国家有国家协调机制(CCM)存在。我们可以从该调查的一个问题得出这个结论。56%的组织肯定他们的国家存在国家协调机制(CCM)，另8%的组织知道他们国家没有国家协调机制(CCM)，整整31%的组织不知道他们国家是否存在国家协调机制(CCM)。被调查的组织中不足一半知道参与他们国家的国家协调机制(CCM)组织的数目，知道参与的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数目的组织则更少。通过该项不正式的调查，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相信他们代表了参与国家协调机制(CCMs)的组织总数的13%。 信息是与全球基金(Global Fund)有成功的经验的关键之一。51个回复阐明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被包括在国家协调机制(CCM)的发展中，而12个则说他们没有被包括在内。然而，这些回复来自那些对国家协调机制(CCM)过程的知识有特权的组织，11个组织不知道谁被包括在国家协调机制(CCM)中，另58个选择不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原因是对他们的国家协调机制(CCM)缺乏认识)，有3例明确报告非政府组织(NGOs)被邀请参加而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被排除在外。 这些数字只是个开头。在回答关于在国家协调机制(CCM)的章程步骤中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的参与的问题时，一个组织的回复这样写到，“章程应包括一个基于信仰的组织的代表。我们的基本健康医疗(Primary Health Care)代理人或者我们的会合医药协调者办公室(synod medical coordinator’s office)都不知道这个代表是谁。”一个熟悉该代表机构的小组仍然抱怨说，“对于过程来说，对其它非政府组织(NGOs)或者基于信仰的组织没有可得到的信息。” 2．对国家协调机制(CCM)过程的参与程度不满
当被要求叙述国家协调机制(CCM)或适当的政府官员对于基于信仰的组织的有意义的参与的态度时，使用副词“合作的”、“开放的”和“有帮助的”的组织多于使用反义词“不合作的”、“不开放的”和“对抗性的”的组织。然而，指出国家协调机制(CCM)和政府官员“不开放的”组织与认为国家协调机制(CCM)和政府官员“开放”的组织数目相当。另外两对 -- 合作/不合作，有帮助的/对抗性的不是这种情况。 当被问及政府官员和国家协调机制(CCM)的领导者是否积极寻找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的参与时，50个组织认为是而另56个组织则认为不是。有些组织借机评论说，政府和国家协调机制(CCM)只寻找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的“标准性”的参与。在50个被邀请参与的基于信仰基础的组织(FBOs)中，37个回复说他们被邀请去参加会议，21个回复(他们中的一些也被邀请参加会议)说他们被邀请去帮助实际的提议。有些组织表达了他们对政府控制被选参加国家协调机制(CCM)的组织的身份的能力的担心。 有些组织指出，为了一些无关于减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有效性的原因，政府只选择一些特定的宗教组织。在津巴布韦，这类问题似乎是政治本性，一个组织指出，“他们只寻找那些支持政府政策的教堂参加。我不知道他们曾努力请求其它教堂的成员参加。” 一个担心在乌干达对特定宗教组织有优惠对待的组织写到，“由于这些教堂喜欢与政府保持好的关系，他们出来免除政府因排斥那些严肃的福音书的小组而犯的罪行。”一个在菲律宾的组织简单的阐明他们的国家协调机制(CCM)是，“只选择那些政府希望参与的宗教团体。” 40个组织指出他们曾经向政府进行过疏通，其中25个更报告他们曾经去疏通他们的国家协调机制(CCM)。这些评论暗示，那些父母式的政府或者大型控制式的组织通常进行排斥。更多的组织 -- 75个和61个分别报告他们没有被政府和国家协调机制(CCM)排斥。 当被要求列出该组织与国家协调机制(CCM)的正面交流时，20%的回答说他们曾经与国家协调机制(CCM)的领导谈过；25%的回答说他们曾参加过相关国家提议的讨论。5%的回答说，他们向国家协调机制(CCM)递交了数据。14%的回答说，他们加入过一个曾经递交申请的协会。17%的回答说，他们独自递交了提议，其中有9个被收编到‘协调国家提议’中。19%的组织报告说他们与他们的国家协调机制(CCM)有负面的交往。 词汇再次比数字更有说服力。一个回复说，“据我所知直到二月24日，专门小组还没有形成，然而，到三月6日，当一些非政府组织(NGOs)到政府办公室时，他们被通知，国家协调机制(CCM)已经将来自印度的提议转递出去了，因而他们不再接受任何新的提议了。” 另一个来自相同国家的组织写道：“负面的？根本没有开放的合作。过程是匆忙的和秘密的。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要求提议的和关于印度全球基金(Indian Global Fund)的宣称。”并非只在印度有这样的负面经历，来自喀麦隆的一个联系人写到，“政府没有过有意义的关于艾滋或结核的讨论。政府官员不回我们的电子邮件、电话或传真。” 3．政府的态度很重要
有些国家认识到基于信仰的组织(FBOs)对健康部门所做的无价的工作，已经采纳了这些组织去创建国家级提议。来自民主刚果共和国的一个组织写到，“了解到大多数有 功能的健康机构和健康地带或区都在基于信仰的组织手上，我相信民主刚果政府有非常积极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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