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 走访河南“艾滋病村” 千余人卖血卖出祸患 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 万延海 1995年的时候，笔者就耳闻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和四川等地卖血人口中出现艾滋 病病毒感染流行；特别是距离笔者当时居住的北京只有1个小时路程的河北廊坊地区，就 在卖血者中发现了一个不小的艾滋病流行，但是究竟有多严重，卫生部到今天没有公布。 据悉，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卖血者遣送回家就了事。 人们通常担心，在医院看病，接受输血，存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其它传染病的危险。1992 年，美国学者田戴安女士在北京的一次报告会上指出，虽然中国禁止进口血液和血液制品， 但是她感到自己在中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高于在美国被感染的危险，理由是如果自 己有一天被车撞倒，送进医院，需要输血，她不知道谁是她的医生、谁是她的护士，她不 知道谁应该为她的生命负责。（万延海，“华夏艾滋凶险，国人岂能无忧”，《青年参考》1992 年8月）而且，虽然中国禁止进口血液和血液制品，但是中国没有对国内的献血普遍进行 艾滋病病毒检测。 但是人们很少会想到献血者或卖血者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感染上这些病毒。原因出在成 分献血和血液成分回输上。 “在有一个非法血站我们也进行过调查，在这个非法血站里边，曾经出现过，比如说， 把三个人同一个类型的A型血全部抽到一个容器里边去提炼血制品，提炼出血制品之后， 又把这三个人的余血再回输。这种回输就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感染。”（北 京和平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王炳燕，1998年10月18日晚上11：00-12：00，北京电台828 千赫《人生热线》） “王：我们这个案例的这个小孩，他的供血者就是这么感染的爱滋病。”“刘：也就是 说他供血本人也是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输血的时候三个人一块把血抽出来，放到 一个容器，提取了有用的东西以后，再回输回来，也就是说他自己本人感染的时候并不知 道其他两位哪一位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结果呢，他自己在这种情况感染以后又去卖血， 卖给这一位少男，是这样吗？”“王：对，就这样。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感染了很多人， 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被感染的，也就是说，情况还是很严峻的。”（《挑战艾滋病》热 线连播，第五期，1998年10月18日晚上11：00-12：00，北京电台828千赫《人生热线》） 记者1992年在河北采访，了解到河北各地卖血者丙型肝炎感染率在20-70%之间不等。 （万延海，“华夏艾滋凶险，国人岂能无忧”，《青年参考》1992年8月） 根据国家卫生部的资料，在山西省三年来对４２万余人进行了血清艾滋病毒（ＨＩＶ） 抗体检测，其中有４０万人是提供血（浆）者，２万人为其他高危人群。目前已经发现的 总共有１３４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一人被确定为艾滋病人。据调查，他们中只有２ 例是通过不洁性行为感染，而有１３２人是通过血液感染。（孙保罗，“给非法‘红金’交 易亮红牌”，《南方周末》1998年9月11日） 在某省（注：据悉是山西）一个贫困县，调研组对一个存在较严重的卖血现象的村进 行取样检测。结果是这个约有１０００人的村，适龄人员中从事有偿供血的人占总人数的 ５０％。他们中卖血最频繁的达到每个月２７－２８次，多数人每个月抽一次。有偿供血 者中的１７％经检测显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还有的感染乙肝、丙肝等等各种病毒。（孙 保罗，“给非法‘红金’交易亮红牌”，《南方周末》1998年9月11日） 上述某村卖血者17%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率说明，山西省发现的132例通过血液传播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非如国家卫生部所言是在40万献血者或卖血者中发现，而可能只是 在一个很小的人口中发现的，比如，这个村子就可能有40-50人在卖血时感染艾滋病病毒。 1999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 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桂教授在该县文楼 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 多例呈阳性——（张继承等，“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长沙晚报》2000年1月21 日）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9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 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 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天要重复卖好几次。（张继承等，“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 《长沙晚报》2000年1月21日） 如此看来，文楼村卖血者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60%，文楼（行政）村直接因为卖 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20%，而如果考虑到接受输血、村卫生所医疗操作消毒不严格 间接传播、预防免疫接种（一根针管从村头用到村尾）消毒不严格导致的传播、夫妻性生 活、非婚姻性生活、注射毒品（可能）和母婴传播，如果再考虑到1995年就在河南以及全 国各地卖血者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特征，这个村子艾滋病 病毒感染率可能高达1/3到1/2。 2000年8月23日，笔者获悉，河南省某个村子艾滋病很严重，当地一名女士奋力呼 吁，却受到重重压力。于是，笔者和这位73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女士通上了电话，并随后 来到她所有的郑州市拜访了她。笔者被下列陈述震惊了： 省卫生厅党组召开整天的会议，认为河南艾滋病问题只要解决了“高耀洁”和“桂西 恩（根据拼音）”就行了。高耀洁是一名妇科医生，任职于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近年来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关心艾滋病人，并自费和筹款印刷了大量 艾滋病教育资料。桂教授是一名传染病学方面的专家，来自武汉，他发现了文楼村艾滋病 流行的情况，并上报中央，引起中央领导“重视”。 199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卫生厅某厅长的夫人（同时也是高耀洁大夫所在 医院的院长）要求高耀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河南省没有艾滋病。 河南“大河报”报道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后，省卫生厅上告省委宣传部。最后，省委 宣传部下达文件批评大河报，声称：艾滋病在全国各省都有，为什么别的省不报道，偏偏 河南要报道。 高耀洁大夫数次接到恐吓电话，称“再捣乱就干掉你”。高大夫无畏地说，来吧，我已 经73岁、退休了。 高耀洁来到受艾滋病影响的村子，村民们不合作，说：政府说了，艾滋病是丑事，不 让说。 今年的某一天，文楼村有3个人死去（可能因为艾滋病）。 在某一个血站，秘密揭发者指着前来“无偿献血”的人们告诉一个记者，谁是卖血者， 谁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笔者走访了河南省中心血站。这个血站开办了亚科诊所、推拿和按摩服务，积极创收， 问到卖血问题，说“卖血是非法的，现在没有卖血的”。 河南省卫生防疫站艾滋病中心的王哲大夫在采访中承认，非法卖血依然存在，但是整 体情况也不清楚。他承认，河南省非法卖血者人数在10万人之上。 河南省在册人口9000多万，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加上非法超生的“黑孩子”（其中 有人现在已经长大），这个省人口超过1个亿。 高耀洁大夫认为，河南100多个县中有50多个县存在严重的卖血问题。她估计，全省 卖血人口（包括1998年《献血法》实施前和实施后）达到100万，占全省总人口1%。 考虑河南全省各地卖血人口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可能存在差异，比如1992年河北省各地 卖血者中丙型肝炎感染率在20-70%之间，并以60%为上限，以10%为下限，平均为20-30%， 那么河南省卖血者中就有20-3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即使以50万卖血者计算，感染人口 也在10-15万。通常卖血者是反复多次卖血，究竟有多少人输入了这些被感染的血液？加 上艾滋病的性传播、注射毒品传播和母婴传播，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者数就可能超过了国 家卫生部和有关专家估计的60-100万全国感染人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证实，河南的卖血人口一定比防疫站的专家估计10万要多。 据悉，1996年3月前，全省有200多个“合法”的血站，地下血站有多少不知道，有的村 子里就有血站。这个专家说，艾滋病病毒感染在河南各地的卖血者中都有发现。尽管如此， 卫生部和河南省卫生厅对于本国和本省因为卖血和输血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一直没 有公布，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对此，这个专家表示遗憾。 2000年8月初，笔者在安徽采访，了解到淮北某地区卖血者中发现大量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但是卫生官员们并没有告诉这些感染者自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卖血的感染者 可能传播给自己的伴侣，也可能继续卖血。 根据《北京青年报》（“卫生部就艾滋病血浆报道证实：我国临床用血不进口”，2000 年08月31日）报道，“记者从艾滋病协会了解到，经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每年 大约有10例左右，今年截止到目前，有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经血液传播途径感染的。 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临床输血感染的占0.2%，有72%经吸毒共用针头传播，6%经性 传播，0.1%经母婴传播。该协会流行病室的曲书泉说：‘经临床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原来 只有0.1%，近几年上升了0.1个百分点，所以，对临床用血还应严加管理’。” “日前，有媒体报道，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南非遭受艾滋病病 毒IIIV及肝炎污染的血浆20年来不断地经过英国转口到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这些血 浆经常被贴上"动物血浆"的标签，以逃避严格的检查。国家卫生部血管处的有关人士说， 我国临床用血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不用从国外进口。”（“卫生部就艾滋病血浆报道证实：我 国临床用血不进口”，《北京青年报》2000年08月31日） 读到这里，你还感相信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专家吗？ 走访河南“艾滋病村”（原文标题：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 千余人卖血卖出祸患 张继承 子尚/文 《长沙晚报》2000年1月21日 1999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 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 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 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 这样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惊…… 记者知道这一消息后，于去年12月12日赶到当地去采访…… 村里十多个青年相继死去 河南上蔡县共有130多万农业人口，虽然土地不算贫瘠，但却戴着一顶“国家级贫困 县”的沉重帽子。记者到该县文楼村采访，这个行政村里生活着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种恐惧 笼罩着，因为，继该村的一个中年妇女何玲因艾滋病于1999年6月死去后，村里又陆续有 十多个青年人相继死去…… 何玲丈夫对记者说：“何玲于1997年就开始犯病，当时，我不在家，她打电话对我说， 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锅在家吃，刚吃完就觉得胸口疼得厉害，于是就到对门的诊所打 了一次点滴，这样陆陆续续地维持了几个月。” 1998年，刘新带着何玲看遍了县里大大小小的医院，但不管是当成啥病治，都好不过 3天。随后，他们又跑到了郑州、驻马店、漯河等城市里的大医院求诊，但没有人搞得清 何玲到底患的什么病。 1999年收罢麦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开始咳嗽，再到医院检查，又被诊 断为冠心病，但吃药打针照样只能好3天。捱到最后，何玲又开始拉肚子、发喘并伴有持 续不退的低烧。县医院的大夫这一次给她做了血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大夫对刘新说：“吃 过药，如果能熬到第4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过4天则肯定是艾滋病，这是最后 的结论了！” 1999年6月的一天，也就是医院的大夫做出最后诊断的第4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里 死去，丈夫刘新相信了最后一个结论——何玲患的是艾滋病。 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留下祸根 何玲死后，文楼村又有十多个青壮年人像何玲那样死去了。村支书说：“他们得的病基 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后发烧。”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文楼自 然村就死去十多个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 出卖血留下来的祸根！”村支书向记者揭秘说，文楼村是远近闻名的“卖血村”。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9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 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 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天要重复卖好几次。有一次，村里7个人到驻马店卖血，一连抽 了7天，7个人把钱凑到一块儿合伙买了一辆7000多元的农用四轮拖拉机。拖拉机买了后， 但7个人把拖拉机摆弄了一个多小时，谁也没有力气开动拖拉机，因为他们都脚软手软。 当时，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时候出去卖血的，他们的本意是换钱维持生活， 他们没有想到依靠卖血贫穷挥之不去，瘟疫却跟脚而来！ 村支书说：咱们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记者的手上有这样几份从报纸上得来的资料： 1996年，河南省新野县一个6岁儿童在玩耍中从五楼落下，摔成重伤，经过输血抢救 捡回一条生命。然而，时间过去一年，这个孩子在一次体检中却被发现已患艾滋病！追根 溯源，其罪魁祸首就是输进了带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儿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将提供血 浆的新野县血站及新野县卫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1997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刚考上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新生报到体检时被发现体内携 带有艾滋病病毒！经查证，该学生的病源也是因为输血！ 文楼村支书忧虑地说：“现在没有外村大人来我们村提亲了，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 嫁不出去！这不是把我们村给封闭了吗？” 现在外村人都猜测文楼村个个都有病，但村里究竟哪些人得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 毒携带者，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在记者来之前十多天，河南省卫生厅来 了3个人，抽取了160个人的血样，拿去郑州化验，村里人还不知道化验结果，但村民们 对化验的态度却普遍很消极。 “我不想化验，有那病也没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玲的丈夫刘新就代表着 这种消极的心态。何玲死后，他要带着3个孩子在自己家的青砖瓦房里过下去——这是何 玲卖血盖起来的。刘新说：“我做梦经常梦到一片片血！”他说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了，“我 不想思过去，也不敢想今后，反正活着就得挺下去。” 压抑的文楼村人不愿提起“艾滋病”3个字，都用“那病”代替了。他们原本以为那 是有钱人得的病，怎么就和他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联系上了呢？和刘新一样，文楼村 许多人拒绝面对这个残酷无情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他们宁愿坐等死亡的到来，也不愿知 道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虽然拒绝了过去，却不敢面对将来。 国家有关部门心急如焚 采访文楼村，记者的心里始终是沉甸甸的。记者在回郑州的路上，文楼村村支书的话 一直在耳边响个不停：“外边的人只知道了文楼村，其实，周围的几个村庄卖血比我们这里 更厉害！”为了证实他的说法，记者又来到了县卫生防疫站和县卫生局，但两位负责人却否 定地对记者说：“谁说我们这儿有艾滋病？”“其他村，没调查，不清楚。”卫生局一局长还 以“无法解释”的回答，拒绝了记者的提问。 1999年12月1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刚从北京回到武汉的桂教授。他在电话中说：“上 蔡县就我去过的地方来讲，患这种病的人很多……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相信我只 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但是艾滋病诊断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500元钱才能做确诊试验。 很遗憾，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这需要政府和社会能提供一些帮助。” “现在无法估计出上蔡县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携带有艾滋病毒，但我相信数量肯定 是惊人的！”桂教授还说，艾滋病毒绝非一个县的力量所能解决了的，需要外界从技术、经 济上给予支持。如果需要，他表示愿意为当地老百姓出力。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获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已拨专款，专门解决这一关系到人 命安危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