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和社会对艾滋病的反应 内容提要： 标志性的一年 艾滋病流行情况 经济影响 消息的公开 学者和记者受到压制 新闻被封锁 外来者被驱逐（艾滋病村成了“敌占区”） 政府动员全民卖血 卫生行业媒体为河南人民健康的遮羞布 地下血液买卖依然猖獗、河南省政府开始严打卖血活动 打破沉默 标志性的一年 2001年，在中国人挑战艾滋病的里程中，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 了下列的事情： 1、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河南艾滋病村的情况； 为此，河南省委宣传部状告《南方周末》，揭露河南艾滋病村的阴暗面；《纽约时报》 记者被外交部警告，说她对河南艾滋病的采访是违法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被拘留并 随后被驱逐；《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受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外界广泛报道的艾滋病村）艾 滋病协会负责人的审问和驱逐；中宣部更是在年度总结说，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威胁到社 会政治的稳定。 2、高耀洁荣获JONATHANMANN全球健康和人权奖； 今年4月5日，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权奖委员会做出决定，将2001年Jonathan Mann健康和人权奖授予中国河南省艾滋病活动家、74岁的妇科医生高耀洁，鼓励她不顾 个人安危，将当地艾滋病病毒流行和血液买卖的情况告诉世人，关心农村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了杰出的领导作用。 作为高耀洁医生的提名人之一和领奖代表，我深深地为高耀洁医生感到骄傲。 Jonathan Mann是全球艾滋病行动的先驱者，曾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首 届主任，随后担任哈佛大学艾滋病中心主任。1998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的空难中，Mann夫 妇不幸遇难。 为了纪念Jonathan Mann，也为了鼓励世界各地在健康和人权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士，全球健康理事会等三个国际医学保健组织设立该奖项。 2001年5月31日，在全球健康理事会2001年年会上，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联合国 秘书长安南出席典礼并高度评价高耀洁医生的贡献，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典范。因为河南地 方政府拒绝给高医生颁发护照，并指责她为国际反华势力利用，高耀洁遗憾地未能前来领 奖。当高医生通过邮局拿到奖牌的时候，一生遭遇坎坷的高耀洁激动地紧紧将奖牌抱在怀 里。 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了高耀洁获奖以及不能前来领奖的情况。 3、艾滋病村文楼村民进京请愿； 2001年5月30日，河南省文楼村7名村民来到北京寻求援助，其中有两名父母因艾 滋病离去的孩子和一名因艾滋病丧失两名儿女的妇女。他们来到北京，并带来一封请愿信， 寻求帮助。法新社报导说，全村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应该卖血者中）感染了艾滋病毒，两 年前开始死人，至今已有四十多人死于艾滋病。 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这个事件。孤儿们无助的形象震撼着世人的心。 4、中央艾滋病工作组访问河南艾滋病村； 在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和国际社会的压力面前，中国政府终于承认河南艾滋病蔓延的 事实。 2001年8月4日上午，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的汽车驶进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 《健康报》报道说，1995年前后，由于不规范的采供血活动及非法的地下采浆活动， 这个3000多人口的村庄出现了较严重的艾滋病流行。此次由卫生部、民政部组成的工作组， 在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下，并会同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等地方党政领导一同入村，开 展慰问与医疗救治工作。 5、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河南艾滋病感染的情况； 2001年8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公布了河 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并说发现文楼村共有241人染病。 卫生部提供的材料显示，1995年以来，河南省卫生厅对上蔡县文楼村开展艾滋病疫情 专项调查7次，根据疫情调查情况分析，文楼村是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 文楼村共6个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大约1310人。1999年11月，河 南省卫生厅调查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阳性率43.48%；2001年4月，卫生部再次组织对文楼 村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进行调查，调查1645人，阳性318例，阳性率19.33%，其中1995年前 有偿献血员568人，发现阳性感染者244例，阳性率为42.96%，此项调查为初筛阳性，与以 往调查人员有重复，具体确认结果卫生部尚未统计。 现实际发现文楼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41例，其中，确证101例，初筛140例。目前，文 楼村有现症病人38例。据调查，从1995年以来共死亡31人，其中经确证的艾滋病人死亡8人， 初筛阳性死亡22人。2001年以来，全村死亡5人。 然而，即使根据卫生部的数据，文楼村实际艾滋病感染情况要严重的多。 这个公布数字241例只是在文楼村半数人口中检查出来的，而且接受检查的人口中卖血 者所占的比例低于文楼村总人口中卖血者的比例，所以用统计学方法计算的话，卖血者感 染数563人，非卖血者感染数128人，目前感染总人数691人，累计感染数是要加上已经死亡 的人数，目前感染率是21。80%。当然，这个数字只是根据官方的报道，而且这些资料还需 要经过实验室进一步确认。 6、中央政府决定，每年财政拨款1亿元人民币用于艾滋病控制工作，一次性拨款9.5亿用 于血液安全工作； 2001年6月25日，出席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的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 艾滋病的防治问题提出中国政府的意见。张文康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的 预防与控制工作。他说，中国政府将艾滋病防治经费由原来的每年１５００万人民币增加 到１亿元人民币，提高了近７倍，并用９．５亿元国债加强血站建设，各级地方政府也相 应增加投入。 《华尔街日报》随后评论说，1亿元人民币离开实际需要还很遥远。但是，对于一个 长期漠视人民生命的国家来说，中央政府提供1亿元人民币还是显示了某种积极变化。 7、国务院颁布《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 根据中新网北京9月14日消息：由中国卫生部等30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的《中国 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已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了 这个行动计划。 计划指出，当前，中国艾滋病性病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发病人数上升迅速，中国艾 滋病性病防治工作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计划表示，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遏制艾滋病性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降低 艾滋病性病发病率。到2005年底，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发病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 10%以内；将艾滋病病毒经临床输血传播的平均水平降低到1／10万以下，其中，在艾滋 病高发地区，控制在1／万━1／5万以下。 8、首届全国艾滋病大会召开 中国首届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于今年十一月中旬在北京举行。这是自一九八五年中国 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以来，由政府召开、社会各界参与的规模最大的艾滋病防治会议。 遗憾的是，会议要求所有“来稿须经单位审查同意并加盖单位公章，若有大量血源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文稿请作者加盖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公章。”这意味着感染者和社区代表还难 以真正地参与，并且通过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还将继续被隐瞒下去。除了河 南省，中国存在严重卖血及其相关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的还有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和 安徽省等。 艾滋病流行情况 在首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临床病例报告20年后的今天，艾滋病已经变成了人类前 所未有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自从艾滋病流行以来，已有6千多万人感染了这一病毒。目 前艾滋病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一死因。在全球范围内，它是第四位的杀手。 在2001年底，估计全球有4千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艾滋 病病毒新感染多发生在年轻成年人，其中年轻女性尤其易感。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 人中约有1／3的人年龄在15－24岁之间。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他们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数百万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或对于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感染知道得甚少。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逐渐感受到了艾滋病流行所造成的影响。南部非洲继续是 受艾滋病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几个国家中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仍然持续上升。在其它 一些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他们本来已经面对巨大经济挑战，艾滋病更是雪上加霜，在无法 预测的范围内危胁人类生存、发展和稳定。 艾滋病对经济增长、收入和贫困有深远的影响。估计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半数以上的 国家艾滋病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人均年增长率下降0.5-1.2％。到2010年，在艾滋病流行最 为严重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8％，人均消费水平可能下降更多。计算显示， 到2020年，流行严重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损失20％。各类公司在培训、保险、福利、 缺勤和疾病方面会面对更大花费。在埃塞诶比亚对15家公司的调查发现，员工5年内的所 有疾病中，53％与艾滋病有关。 2000年8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 公布了中国艾滋病感染状况。 殷大奎说，我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截止到2001年6月底，全国累计报 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6，085人，其中艾滋病病人1111例，死亡584例。传播途径以吸毒 者为主，占总数的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6.9%；年龄构成上以青壮年为主，占94%； 性别构成上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约为5:1；疫情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 专家估计，到2000年底，全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60万人。 据统计，经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是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其流行范围逐渐 扩大，到2001年6月底发展到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以云南、新疆、广西、广 东、四川等省区较为严重。吸毒人群哨点监测表明：艾滋病病毒平均感染率已从1995年的 0.04%上升到2000年的4.98%，是目前我国艾滋病上升增快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年，流行病学资料显示部分地区的艾滋病疫情明显上升，艾滋病呈局灶性传播。 经初步调查分析，疫情上升与90年代初期，个别地区违反规定和操作规程采集人体血浆用 于制造生物制品的原料有关。据统计，1998-2001年6月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采 集生产用的原料血浆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为996例，占同期感染总数的6.0%，这些感 染者多为90年代初期感染病毒的。 卫生部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提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措施的 话,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可能达到1000万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到2001年，中国有125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联合国艾滋 病规划署的估算是根据卫生部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官方估计得到的。 但是，据法国解放报的一则报道，国际医学界估计，仅仅河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 数就至少达到15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已经没有人怀疑。就连中国媒体的报导也提到河南 可能有200万爱滋病毒携带者这个数字。法国解放报指出，地方卫生官员利益薰心诱导卖 血生意导致200万人罹患“世纪绝症”，这已经是够骇人听闻的了，而奇怪的是这些官员直 到今天还在其位并且官运亨通。 目前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群众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相 当缺乏。即使在我国最早流行艾滋病的某省农村地区，所调查艾滋病高发的10个村庄，村 民知道艾滋病名称的也只有54.9％，而72.2％的人认为自己不会感染。据介绍，当前我国 的艾滋病防治力量还主要集中在城市及部分农村地区的高危人群，各种大众传媒预防知识 的宣传覆盖也多集中于城市，而我国人口80％生活在农村，大量流动人口是没有预防知识 的青壮年农民。 以下将着重分析河南艾滋病问题的由来、问题的严重、政府和人民的反应。 经济影响 2000年，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在中科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会上发 表演讲：“假如我们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可高达人民币4600亿元到7700 亿元，艾滋病一旦流行，会使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辛勤建设的所有成果化为乌有……” 199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仅广东省一位病人的花费就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3 倍，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的33倍。 在中国，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用正规药物治疗的年费用大约是8万到10万元，全国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字在60万到80万之间。尽管能花得起这笔费用的感染者目前还寥 寥无几，但今后的医疗总费用必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注：上述药品价格已经下降三分之 二。）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对北京两家收治艾滋病人医院的一项回顾性调查，则提供了艾滋 病人更为详尽的医疗费用情况。对1994年～1999年9月这两家医院收治的艾滋病人和感 染者资料研究发现，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平均年住院次数为1.4次，年住院天数为89.6天， 平均年门诊次数为2.7次，平均每人每年医疗费用为54549元人民币。调查人员对1999年 收治的29名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资料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平均每人每年住院费用为23231元， 门诊费用为16009元人民币。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病人，每年需另增加23857元人民币。 根据2000年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项研究报告，在我国西南某省，1989 年检测出的163名艾滋病毒抗体阳性吸毒者，至1999年底有107人死亡，每个感染者的家 庭需负担15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0.72人、60岁以上老人1.57人。以我国居民人均劳动年 龄至60岁、每人每年创造社会财富约1.5万元人民币计算，则该省平均一人因感染艾滋病 毒减少创造社会财富损失约为37万元人民币。以此推算，至2000年底全国因艾滋病毒感 染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社会经济损失，可达4924亿元人民币。 在卫生经济学的研究中，衡量一个疾病的危害程度严重与否，有个指标是看其是否攻 击青壮年这一劳动力人口。而目前我国报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有高达93.9％的人年龄在 15～49岁，这无疑是最具有社会创造能力的一群。 消息的公开 从政府否认河南艾滋病流行的事实到公开承认，外界是怎么知道河南艾滋病和艾滋病 村的情况的呢？媒体的公开报道无疑推动了政府的公开承认。 2000年1月18日，《华西都市报》发表张继承、子尚关于河南艾滋病的报道，文章这 样讲道：“1999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大问题： 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桂教授在该 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 有80多例呈阳性——” “何玲死后，文楼村又有十多个青壮年人像何玲那样死去了。村支书说：‘他们得的病 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后发烧。’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文楼 自然村就死去十多个人。” 2000年8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艾滋病：新国难”的长篇报道，报道写道： “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 行将成为国家灾难。” 文章指出，按照曾毅的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６０至１００万的时候，随之 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４６００亿元到７７００亿元。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 导人担心：艾滋病一旦流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 文章举例指出，１９９４年以前，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的吸毒者。１９９４ 年后，艾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１９９８年６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 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间，艾滋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专家估 计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直线上升，１９９３年为１万，１９９４年为３万，１９９５年为 １０万，１９９８年是３０万，１９９９年，保守的估计数字是５０万。 目前中国出现大批死亡的地区，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灾区，比如河南、河北、安徽和湖 北几省得一些乡村。欧美国家基本断绝了血液感染这一途径，这使得因卖血、输血而染上 艾滋病，几乎成了中国特色。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全国有１０多个省发现卖血人群中，存在艾滋病感染者，数量极 大。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严重的一个原因，是基层血站的操作：把同血型的多袋血 液混入离心机搅拌处理，保留上层的血浆，将沉淀的血球重新注入卖血者体内，以便快速 再造血。如果其中一名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就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卖血者，这些卖 血者到各处血站卖血后，又将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输入这些血液的病人除了自己受到感 染以外，还将艾滋病毒传染给配偶和子女（如母婴传播）。据估计，如此一来，艾滋病病毒 的感染率以10倍速度地增加。 ２０００年夏，上蔡县流传这样的话：“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 射到西瓜里。” 2000年11月30日，在中国有影响的《南方周末》发表题为“怪病”的关于河南艾滋 病的报道，至此，通过血液买卖，艾滋病在中国河南省蔓延的情况为国人普遍知晓。周末 写道： “一种可以说是最可怕的病魔，降临到最为弱小的人身上，会是一种怎样的不幸？” “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门疏于管理以及地下血站血头们利欲熏心， 河南省东部、南部地区的广大农村非法采血现象十分猖獗，直接导致目前艾滋病在该地区 爆发和蔓延，有些当年采血严重的村庄现在甚至成了艾滋病村。” “‘怪病’是治不好的。它是个幽灵，三年来，一直在这个与新蔡县人民医院一路之隔 的小村子里游荡，已经有２０条生命被它一批一批地带走。无一例外，２０个人都是青壮 年，开始时都是“感冒”，发低烧，拉肚子，还有，多年以前，都卖过血。” 此外，这一艾滋病高发区内，色情行业屡禁不绝。在上蔡县委、县政府的两个招待所 里，每晚都有“三陪女”拨打骚扰电话，前来给陈楼村民抽血化验的桂希恩教授对此痛心 疾首。纵贯河南省南北的１０７国道新乡段和驻马店段以色情服务闻名全省，屡打不尽之 下，河南省防疫站在这两个地方搞了两个“行为干预试点”。 2000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记者罗林的题为“In Rural China, a Steep Price of Poverty: Dying of AIDS”的报道，从而中国河南因为卖血流行艾滋病的情况为世界所知。 2000年12月1日前夕，何爱芳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题为“揭开河南省传播 艾滋病的‘血痂’”的报道，文章揭发出，1990年代，河南省卫生厅为了经济的目的，在 全省范围组织了农民卖血，从而导致艾滋病在该地区广泛蔓延的悲剧。 学者和记者受到压制 高耀洁 高耀洁，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科医生，今年得到全球健康理事会等三个国际 医学组织颁发的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权奖。Jonathan Mann是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 滋病行动的发起人，并担任首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主任。1998年，在瑞士航空 公司空难中，Mann夫妇遇难。 在颁奖典礼上，高耀洁的代表宣读了她的演讲文章“打破艾滋病长城里的沉默”，她这 样讲道： “1996年，我开始注意到艾滋病在河南省的流行，并开始我长达五年的艾滋病防治教 育工作。1996年，我的一个病人死于艾滋病。这个妇女两年前在手术中接受输血感染了艾 滋病病毒。输的血来自血库，这令我非常震惊：我们的血液不安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受 到感染？” “1999年11月，桂西恩教授检查了河南省某村中155名卖血者，发现其中96人感染 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60%。” “作为一名医生、医学院教授和人民代表，我有责任告诉人们：行动起来，预防艾滋 病!我们的血液不安全!我自己组织了一些资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编印了艾滋病教育的 简报和小册子，在学校、妇女组织、公共场所、乡村和酒吧里发放，并动员了媒体的参与。 在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我们总要组织一些活动，提醒人们关注艾滋病的存在和关心艾滋 病人。” 然而，高耀洁受到迫害。她被警告，不得说河南有艾滋病。她受到恐吓电话，有人要 干掉她。卫生厅指责她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她不能获得护照，前来领奖。 王淑平 王淑平是河南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负责医生。 1995年夏天，收集血样，在400多卖血者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大约13%（根据 王淑平口述）。10月底，报告递交给当地卫生局。卫生局长说，全区人民会感谢你的。但 是，王淑平随后却受到了迫害。 1994年-1999年，王淑平开展肝炎和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在周口地区商水县一个村 庄，在1300多人中，去除老人和外出人员，抽样900多人，其中卖血者300多人，发现总 人口艾滋病病毒感染率20%多，卖血者感染率40%多，将近50%。 根据王淑平的研究（根据口述），94年卖血者中感染率是百分之零点几。95年上半年 （10月前），上升到大约15%。95年底、96年初，正在卖血者感染率60%。97年后，感 染率没有继续上升。 随后，卫生厅派专家去检验中心，检查实验室，说不合格，并对女性卫生研究人员进 行侮辱。 随后，调查报告不准发表。据悉，河南省卫生厅和国家卫生部都不准发表这个报告。 96年2月份，当地一个卫生局退休局长，说王淑平是艾滋病病毒、肝炎病毒，要领导 和群众整研究人员。拿棍子打王淑平的头、砸单位牌子。 96年11月底，卫生厅张茂财领了一帮专家。这一天，召开周口地区卫生局党组会议， 取消临床检验中心，指责她们检测艾滋病，是要把厅长和处长搞下台。中心取消后，不给 工作人员工资。王淑平失去工作，2001年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 桂西恩 1999年11月，来自湖北的桂西恩教授检查了河南省文楼村中155名卖血者，发现其 中96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60%。 随后，桂西恩教授积极参与了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关怀活动，并筹集善款3万元。今年 夏天，桂西恩教授在给艾滋病家庭分发善款时被赶了出去。 张继承 原河南科技报记者，因为最先发表河南艾滋病的报道，失去工作。2001年8月，河南 省委宣传部下达文件，书写五个大字“开除张继承”。目前，张继承在北京工作。 张继承是这样知道当地艾滋病情况的： “当时，我和同事有说有笑地坐在硬座车厢，列车跑的很快，转眼工夫就到了驻马店 车站。驻马店是豫南的一个地级市，因为贫穷而知名全国。从下面上来两男两女，都是40 多岁的样子，农民般的打扮，这从衣服的干净程度和衣服款式可以看出来，还有他们一上 车的满副拘束。豫南的农民就是这样，平时无事无非很少迈出家门半步，所以一出门作什 么都是小心翼翼的，很时髦的说：可以看出他们眼神里出门在外的怕来。4个人瞅瞅我们 身边的空位，很小心地坐了下来。列车很快开出了驻马店车站。” “命中注定我和这几个人有缘，天意安排了我乘坐这列火车。如果依老习惯坐了汽车， 就不会与他们相遇在这列火车上。“咱到北京后先找XX，他能带咱们到XX医院”，4人中 的一位男子说话了，“XX医院验血很准。”他对面的女人没吭声，病恹恹的样子。我当时 心中纳闷什么病要跑到北京去看。与我同道的同事的老家刚好也在驻马店市，老乡之间特 有的情感促使他和他们拉起话来。两个男人告诉我们，他们确实是到北京治病的，确切的 说，不是治，只不过是作一次确诊为什么病的检查。他们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在他们 的村子里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去。“我们只能去北京，村里的大部分 病人在那家医院确诊的，”他们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男子说，“不光是我们一个村，驻马店 很多村庄都是这样。县里的医生说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可他们又不说是什么病。”” “四个人来自两个家庭，而且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这种病。两个男子是兄弟二人，他 们说，他们的其他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过家里一下子凑不够太多的路费，只能让他们 先到北京去看看情况。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他们说出了所在的村庄的名字：上蔡县芦岗 乡文楼村。”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文楼这个村庄的名字，这时，它还是豫南一个很普通的、无人注 意的村庄，而后来，它却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２０００年的春节刚刚过完，我的艾滋病的第一篇报道在西部的一家发行量很大的 都市报上发表了，这也是国内外第一次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的文章。正月初七，过完年上 班的头一天，我按时来到报社，部门的头儿把我喊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这会你的 麻烦可大了。我说，咋了？他说等会儿老总找你就知道了。” “上午１０点，老总把我喊了过去，他扔给我一份报纸说，你自己看吧。我接过来一 看才知道是艾滋病的文章发表了。他说，上面正在问这件事儿，你只有被处理了。说完这 些话，他就让回到了办公室。” “处理的结果很简单，我只能是离开工作岗位。” 罗林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2000年10月发表对高耀洁的采访，随后被河南省地方政府指责 为美国特务。2001年6月，中国外交部警告罗林，这个昔日医生的采访是非法的。 新闻被封锁 何爱芳（根据分析，可能是政府内知道内情但又不便于披露的人）在“揭开河南省传 播艾滋病的“血痂””一文中这样写道： “高耀洁的乱喊乱叫和大河报、郑州晚报等有些记者的报道，成了刘全喜（河南省卫 生厅厅长）迈向更高政坛的噪音。他暗示手下对高耀洁及其家人进行压制和迫害；通过一 定的人际关系将大河报爱放头炮的卫生记者王熙衡调走。1998年末，有一天刘全喜听说大 河报将要刊登一篇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道，立即命令他手下一位与报社有密切关系的姓韩 某某，拿八万元将那篇文章在开印前换成了一副大型广告。他也使用一些不正当手段将河 南某些有影响的报纸的卫生口记者调离，这些记者没有完全觉按照刘全喜的意图报道艾滋 病的情况。” 外来者被驱逐（艾滋病村成了“敌占区”） 自从媒体开始报道河南上蔡文楼村艾滋病的情况后，地方政府就开始驱逐外来的采访 者（记者、甚至送钱来的研究人员）。中国国内记者受到驱逐的消息常常只能通过小道消息， 而今年夏天，两名德国记者被当地政府扣留的事件却成为世界新闻。 喻尘在“穿行在“艾滋病疫区”--我的眼泪为何总是砸向大地”（《齐鲁周刊》2001年 9月19日）一文描述道： “朋友周某是一份家庭报的记者，搞摄影的，在河南的摄影记者行当里小有名气。有 一次他说起在上蔡采访回来后，片子被销毁了，说的时候满腔的义愤。我问他，采访什么 事引起这么大的不愉快。艾滋病！他说，文楼村，不光我一人的片子被毁了，一起去的几 个人都是这样的待遇，文字记者不准发稿，摄影记者不准发图片，你没看当时没有一家报 纸报道吗？他说他们去的时间是1999年底，这说明当时的河南媒体已经对艾滋病的问题有 所知晓，只不过被压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9月）在“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的报道中描述道： 一个村民邀请记者到他家里，但大部分人似乎并不愿意记者这么轻易走掉。“你的记者 证？”一个50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 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 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钟。 “你的介绍信呢？”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 “不行，乡里说了，记者不能私自来采访。”老汉并不准备让步。“让他走吧。”另外几 个人也帮着说话。老汉迟疑之间，右后方的一只手把记者证夺过来，拉着记者往外就走。 身后有人在骂骂咧咧。 　　“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这个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说，“我们也都是受害者。” 　　那个老汉是个例外。程告诉记者，那老汉是文楼村“艾滋病协会”的会长。 政府动员全民卖血 虽然政府媒体将河南艾滋病流行归咎于“不规范的采供血活动及非法的地下采浆活 动”，但是独立的研究报告发现，河南省全民卖血的大跃进是河南省政府发动的。 何爱芳（根据分析，可能是政府内知道内情但又不便于披露的人）在“揭开河南省传 播艾滋病的“血痂””一文中这样写道： “1992年全国上下躁动着急于发财的经济过热气浪。发财心切的这位厅长一上台就成 立“改革办”、“开发办”、“中心血站”、“万达公司”、“发展中心”、“生物药品公司”等。 提出了他自己的全新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 “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发挥河南省卫生厅公章的魅力，大肆发证，目的是收钱。外靠血 浆就是大量单采血浆——采血后仅要血浆，把红血球还给卖血者，把采到的血浆买给制药 公司。本文仅以血浆的发展为主线告诉你一个令人发指的内幕。” “据河南省卫生厅一位资深的退休人士说：刘全喜在1993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 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7000 多万农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卖血，他们平均每年卖1-2次，我们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 买给生物制品公司，我们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同时也算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办法。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开阔思路、动动脑筋哪。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我看办血站是 条路子，我们就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抓出成效。要内引外联，将国外资金引进过来，我们 国家没有艾滋病，血液很干净，外国肯定会要。要将社会上的资金联合起来，要动员全社 会办血站。要充分发挥河南人口资源的优势，推动我省卫生系统的改革。” “开封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 全省躁动了，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的创收血站成立了，乡村血站建成了。军队、物资、 煤炭、工厂等血站成立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 立了20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 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农村父老乡亲的血液去换钱。” “为了找到更大的买主，刘全喜亲率卖血代表团于1993、1994年二次飞抵美国，与美 国的几家血液制品公司谈判卖血案。并要求美国公司在河南设厂当地加工出口，便于运输 和躲避海关不允许血液出口的检查，效益更高。刘全喜对美公司的诱惑是：河南血源广和 集中便于采集、血液干净没有艾滋病、血源便宜。考虑到河南是中国第二人口大省（当时）， 他是中国官员敢于卖血第一人，美国方面专门派专机在美国迎送这位“中国第一大血头”。 事后他和他的随从在许多场合讲美国的专机如何如何，美国如何如何重视。” “美国公司后也几次来河南考察。” 卫生行业媒体为河南人民健康的遮羞布 虽然艾滋病在河南是那么的严重，在2001年8月中央艾滋病工作组访问河南之前，卫 生部的健康报对河南省的艾滋病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相反却充满着歌功颂德的消息。 在河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的网站，介绍了世界与中国艾滋病流行情况及趋势， 却完全没有涉及河南本省艾滋病流行情况，更没有涉及血液买卖这个根本是卫生行政部门 和医疗机构责任的事故。 在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信息网上，河南省的艾滋病流行情况没有受到重视；该网站上， 河南省只是艾滋病疫情统计和防治项目的一个省份，而不是需要特别重视的疾病流行重灾 区。有意思的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信息网提到了一种河南推出的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 饮料。 卫生部主管的《健康报》不但没有披露河南艾滋病和卖血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多次报 道，介绍当地卫生政府加强医疗机构管理、有效实现无偿献血和保障血液安全的“大跃进”， 而艾滋病似乎在那个地区根本就不存在。 万延海在“健康报——河南人民的遮羞布”一文中这样写道： 1．在过去一年中，因为卖血河南省爆发艾滋病流行的情况逐步被媒体披露，但是这些 媒体主要是非卫生行业的媒体、海外媒体、网络媒体。作为负责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专业 媒体，健康报没有反映正在河南发生的“国难”和人类悲剧。健康报甚至对中国其它地区 因为血液污染导致的艾滋病传播保持低调。 2．在过去两年中，健康报对河南医疗卫生事业给予了大量报道，而且主要是反映那里 卫生部门的成绩，但是这些报道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根据这些报道，我们知道，在《献 血法》颁布后，河南省卫生行政部门及其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落实《献血法》实施， 保障血液安全，控制血液传染病，但是报道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健康报为人们描绘了 一幅人类行为的“大跃进”：从政府组织的全民卖血到政府动员的全民“无偿献血”。我甚 至感慨：为什么河南人民的行为如此“浅薄”多变？ 3．根据健康报，河南省卫生厅长刘全喜是一个积极献身卫生事业的干部，而不是一个 触犯法律、危害人民健康的贪官污吏。然而，健康报以外的媒体和独立开展研究的专家提 供的消息却说明，恰恰因为刘全喜的贪婪和渎职，艾滋病在那里肆意蔓延，刘全希应该受 到刑法制裁。 4．健康报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媒体。作为卫生部门的喉舌，健康报并不首先维护人民 健康，而是维护卫生行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甚至，在今天，在河南艾滋病和血液安全问 题上，健康报维护的行业形象和行业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健康和利益是相违背的。 5．河南省卫生厅及其领导刘全喜在河南省血液安全和艾滋病控制问题上的负面作用远 远大于其积极功能。 地下血液买卖依然猖獗，河南省政府发起严打运动 2001年8月上旬，北京的几个学生利用暑期奔赴河南农村，了解有关卖血的情况，发 现民间还有人继续非法生产采集血浆用的机器，还在出售这些机器，说明非法采集血浆的 活动还在继续。下面的报道说明河南省政府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奇怪的是，河南省最 大的血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血头）却依然坐在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宝座上，还在继续发 表报告，还继续享受着全国人大代表的特权。 河南血头血霸又见抬头 省府要求从重从快查处 2001年08月17日 　　中新网北京8月17日：今天出版的法制日报报道说，近来河南少数地方一些人非法组 织强迫他人出卖血液，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又有抬头，一些血头、 血霸仍在地下暗中活动。 　　针对此种情况，河南省政府日前专门召开会议决定，8月12日至9月底，在全省范围 开展打击取缔非法采供血行为专项行动。 　　这次检查的重点是血站采血、供血及成品血的库存情况；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用血情 况、有无自采自用情况；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单位的血浆来源、库存和投料生产情况以及 诊断试剂用的血清来源情况；各类冷库的库存物品情况、有无人体血浆等。 　　河南省人民政府要求，各级卫生、药品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要对经批准执业的 采供血机构、县级以下医疗机构血库、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以及所在地的各类冷 库的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大检查，对发现的隐患要责令立即整改，不能整改 的必须取缔。 　　河南省政府要求，对非法组织、强迫公民卖血及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 制品等案件要严厉查处，不仅要捣毁黑血站、黑窝点，对血头、血霸还要依照刑法的有关 规定，从重从快严惩。(张惠君、潘志贤） 打破沉默 1999年3月3日，感染者宋鹏飞及其父母发表“给中国消费者协会、卫生部、人大代 表和新闻界的公开信”。 宋鹏飞家庭采取这样行动，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中国消费者协会” 协调本案件的尽快公正处理，一方面告诫我国党和人民，重视血液污染和艾滋病流行的严 峻现实，保护更多的人民群众，免受宋家生命险情灾难。 1998年2月18日，宋希善的儿子宋鹏飞在山西省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手术过程 中，因为医院非法采血并输入宋鹏飞体内，导致宋鹏飞感染艾滋病病毒，并出现急性症状。 随后，宋鹏飞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药物治疗。病症稳定之后，宋鹏飞和父母回到家乡，受 到当地居民的严重辱骂和驱逐，学校禁止宋鹏飞入学。宋家举家成为北京近郊的难民。责 任医院交付一年的药费和半年房费后，至今对宋家采取回避态度，拖延责任医院应有的责 任。山西地方医疗鉴定机构给宋鹏飞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事件定性为“三级医疗责任事故”， 并声言，宋鹏飞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可能”是因为这次医疗过重中非法采血导致，玩 弄概念，试图推卸责任。 2001年5月9日，5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感染者来到武汉，一方面接受医学专家的体 格检查，一方面走向媒体，寻求公众理解和帮助。 今年4月5日，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权奖委员会做出决定，将2001年Jonathan Mann健康和人权奖授予中国河南省艾滋病活动家、74岁的妇科医生高耀洁，鼓励她不顾 个人安危，将当地艾滋病病毒流行和血液买卖的情况告诉世人，关心农村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了杰出的领导作用。 Jonathan Mann是全球艾滋病行动的先驱者，曾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首 届主任，随后担任哈佛大学艾滋病中心主任。1998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的空难中，Mann夫 妇不幸遇难。 为了纪念Jonathan Mann，也为了鼓励世界各地在健康和人权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士，全球健康理事会等三个国际医学保健组织设立该奖项。 2001年5月31日，在全球健康理事会2001年年会上，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联合国 秘书长安南出席典礼并高度评价高耀洁医生的贡献，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典范。因为河南地 方政府拒绝给高医生颁发护照，并指责她为国际反华势力利用，高耀洁遗憾地未能前来领 奖。 2001年5月30日，河南省文楼村7名村民来到北京寻求援助，其中有两名父母因艾 滋病离去的孩子和一名因艾滋病丧失两名儿女的妇女。他们来到北京，并带来一封请愿信， 寻求帮助。法新社报导说，全村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注：应该是卖血者中，而不是全村总 人口）感染了艾滋病毒，两年前开始死人，至今已有四十多人死于艾滋病。 2001年8月4日上午，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的汽车驶进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 《健康报》报道说，1995年前后，由于不规范的采供血活动及非法的地下采浆活动， 这个3000多人口的村庄出现了较严重的艾滋病流行。此次由卫生部、民政部组成的工作组， 在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下，并会同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等地方党政领导一同入村，开 展慰问与医疗救治工作。 2001年8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公布了河 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并说发现文楼村共有241人染病。 2001年11月10日，9名来自河南睢县的感染者和部分北京地区的社会工作者和记者 共同签署“致全国艾滋病大会组委会的一封信”，呼吁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病艾滋病大会、中 央和河南地方政府，关注河南农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情况，给予紧急的医疗帮助。 （附录1：致全国艾滋病大会组委会的一封信） 2001年11月13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动人的乐曲声中拉开帷幕。随 着艾滋病宣传员、著名电影演员濮存昕充满深情地朗诵艾滋病患者所作的诗篇，以及一位 艾滋病患者登台讲述自己痛苦的心理历程，1800多位与会者的心被深深震撼了。 2002年元月22日，来自河南睢县东关村的感染者代表在北京向卫生部和国际援助机 构递交一份该村86名感染者及其亲属的呼吁书，寻求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他们提供的呼吁 书上就有80余位感染者的签名，同时提供了20余位因艾滋病而死亡者的名单。据感染者 代表透露，他们村至少有300名感染者。向卫生部递交文字材料的同时，还同时上交了一 盘长约90分钟的用家用摄像机录制的感染者口述的录像带。（附录2：河南睢县东关村感 染者联名呼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