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延海申请恢复工作 并重新审议1993年其在艾滋病求助热线工作的信 张文康部长并卫生部： 我叫万延海。本人现有一桩案情请求张部长和卫生部进行审议并尽快给予公正回答。 我认为这个事情的重新审议不仅关系我个人的生活与职业选择，而且关系我国政府在艾滋 病教育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1988年7月，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1990年，研究所设立性 病艾滋病教育项目，我便积极参与其中。1991年，研究所设立同性恋者和艾滋病相关社会 行为与教育研究项目，我是其中主要的研究人员，当时的所长陈秉中允诺对这个研究项目 负完全责任。1992年4月，研究所设立“艾滋病求助热线”，通过一部电话，一方面开展 社会教育，一方面进行教育有关的研究。我是热线的最初提议人、创办者和日常主持。一 年多的时间里，热线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社会人群和新闻界广泛赞誉。在中国健康教育研 究所艾滋病求助热线的支持与帮助下，于1993年初，昆明、上海和沈阳等地先后开设了当 地的艾滋病求助热线。我有幸参与了这四条热线的策划、组织、培训和宣传工作。 后来，引起争议的是热线组织的“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目的是为了男性同性恋者 开展社会交流和艾滋病教育）和我们发表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的两篇学术文章。1992 年11月22日，为了纪念当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活动，当年的主题是“社区参与”，热线组织 了名为“男人的世界”的文化沙龙活动。组织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增加我们社会关于同性 恋现象的交流，增加我们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理解与宽容，同时动员同性恋者社区积极参与 我们社会的艾滋病教育工作。事实上，当时社会许多方面对这个活动赞誉很多。海南《新 世纪》杂志约我写了三篇报告文学作品，介绍同性恋者的情况、热线的工作和其它方面。 同期，积极报道我们热线与沙龙活动的新闻单位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健康报、中国 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以及许多地方报纸。许多杂志报道了我们的工 作。国际新闻机构也大量报道我们当时的工作。我们当时的工作每次都积极邀请相关学术 界、政府部门、志愿工作者和新闻界的参与。 不幸的是，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孙副部长向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陈秉中所长宣 布了卫生部党组的几项决定：1、陈秉中署名的两篇文章（我是第二署名作者）被批评为鼓 吹人权、鼓吹同性恋和同情妓女；2、“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必须停止举办；3、万延海不 适合从事热线工作，必须调离。 当天，陈秉中向我传达了部党组的意见，并随即在全所职工会议上进行了传达。我记 得非常清楚，那一天，我离开了一年多来日夜工作过的办公室。陈秉中所长当时表示不同 意卫生部党组的决定，并先后三次写信给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卫生部党组。关于陈秉中所 长当时写的信件，相信卫生部党组会有保留，所以我不想重复，我也无心解释当时研究所 内一些人士试图“整人”的复杂背景。我希望表达的是，第一，党的组织无权干涉艾滋病 教育工作，第二，卫生部党组的决定是错误的，我基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或者是犯 罪。 据说，当时有一份揭发我的材料，送到了“中央”并转达卫生部。我至今没有看到这 个影响我的生活与工作至今的报告。据说，这个材料揭发了我的生活、经济、政治和其它 的方面。今天，我要求阅读这份报告，我要求卫生部公开这份报告，我要求卫生部对这份 报告的起草人及其背景进行调查与审议。 1993年8月10日，陈敏章部长召见了陈秉中，告知其退休年龄到了，随即陈秉中离 开了所长的岗位。1993年8月份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因为刊载主编陈秉中的文章“同 性恋、艾滋病、健康教育”而被勒令停止发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中国的艾滋病 教育工作被中国政府打断。 陈所长刚走，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吴胜利找我谈心，说近期发生在我们研究所的是是非 非已经结束了，这些事情和“你”万延海无关。我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的工作受到影 响，这些事情迟早得有一个交代。吴胜利说，开展工作不能有个人主观倾向性，并说有人 反映，我（万延海）做工作有个人主观倾向性。我承认我就是有个人主观倾向性。吴胜利 并且关心了我个人的婚姻爱情问题。 新任所长王贺祥刚到，就找我谈话。王所长对我进行了批评，要求我改变观念。他说， 我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搞政治。我反驳说，科学工作者有责任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影响社会。 他把同性恋和杀人、放火、偷盗联系在一起，要求我站在正确的一边，共同去消灭同性恋。 我当时对此进行了抵制。我认为同性恋是正确的事情。 随后，研究所领导阶层开始商讨调整集体宿舍。我被要求和其他三名职工同居一室， 其中有人是结了婚、有孩子的。当然，集体宿舍调整涉及了很多人。不少人进行了抵制， 其中包括我。我们被扣了工资。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每月拿130元人民币工资。 1993年5月-1994年元月，研究所没有分派任何工作给我。我曾经和一些同事商量过 一个项目，关于健康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所长王贺祥明确说，万延海可以参加但是不能负 责。作为主要提议人，我对此变得消极。 1994年元月，我开始在外面租恁房屋。随即，研究所内的集体宿舍风波就结束了。1994 年2月中旬，王贺祥所长通知我去云南出差调研，并说任务紧急。在两名同事的陪同下， 我去了昆明。带队领导安排我们到处游山玩水，我多次拒绝了。带队领导很生气，说所长 指示，必须集体行动。回到北京后，人们告诉我，我这次是被骗到昆明的，目的是为了让 我离开北京。我感到特别生气。今天，我要求卫生部，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对此事进行调 查。 1994年3月，我利用一所民办学院（北京现代管理学院）组织了“爱知行动项目”， 试图利用民间渠道继续开展艾滋病教育活动和相关研究。《健康报》报道了我们的工作。王 贺祥找我谈话，说支持我的事业，并问我什么时候调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我拖延着这 个事情，继续从事我的工作。一次谈话中，王贺祥说，“你不调离，我就开除你”。我说，“你 敢”。 王贺祥说，他敢，他已经和上面说好。王贺祥并且反问，“你敢把我干掉？”我当即 表示，存在这种可能。 1994年7月（或8月），在研究所人事处干部的陪同下，我来到西城区人才交流中心， 签了挡案存放的意向书。随后，研究所人事干部帮我交纳了两年的存档费用和其它一切手 续。需要申明的是，我始终没有要求离开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我是在党政机关粗暴干涉 科学研究与社会公益教育的情况下，我是在研究所内部开始对我个人生存进行迫害的时候， 才开始想到利用民间途径开展工作的。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可能不能经常坐在办公室里， 但是那个研究所根本没有安排我任何工作，而且在某个时候，还利用我的工作热情把我骗 到北京外面去。我自己筹集资金，组织人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和学术研究，难道就一定 要把我请出去不成？ 随后，研究所负责户口管理的干部要求我把户口调走。因为我在北京没有存放户口的 单位（人才中心和我挂靠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均不能存放我的户口）、没有房产、没有结婚， 我没有存放户口的合适地方，我拒绝了。1995年8-9月，因为需要出国开会，要办理私人 护照，研究所提出，我拿到户口本的条件是我必须同意把户口迁走。我同意了。我拿到我 的户口本，并得到了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护照。随后，我的口袋里多了一份 东西：我的户口本。1997年底，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注销了我的户口。 今天，我珍重向张文康部长和卫生部提出，重新审议1993年5月卫生部党组名义宣布 的几个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在研究所内部，我的工作和个人生存受到许多歧视性对待， 我要求卫生部对此进行调查和审议，并对我个人遭受的一切损害进行补偿。我要求恢复工 作，恢复我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和艾滋病热线的工作。我要求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应该享有的一切平等的权利，我要户口，可以登记结婚，可以拿着结婚证和一家人住在同 一间旅馆里。我要求卫生部党组道歉，我要求卫生部党组表示不再干涉行政工作和科学研 究。 申请人：万延海 签字： 1999年2月20日星期六 本信将同时邮寄给： 国务院 卫生部各副部长、办公厅、疾病控制司、国际司， 公安部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有关个人、人民代表、组织和新闻机构 万延海联系方式： 电子信箱：hiwan@public.bta.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