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朋友》项目组的公开信 《朋友》项目负责人张北川先生、潘绥铭先生、丛中先生： 近日，我在一次会议上，碰到北京来的一位精神病学家，他正好带来了《朋友通信》（健 康干预项目）第19/20期的合钉本（2001年4月出版）。这个合钉本是2000年11月在北京 召开的同性爱/艾滋病干预研讨会、暨《朋友》项目讨论会的文集。文集中说，联合国艾滋 病规划署和福特基金会支持了这个会议，本文集由美国福特基金会和香港智行基金会资助 印刷。 我打开文集目录，一篇叫做“关于对《朋友》的指责”的文章引起我的注意。文章作 者是来自美国的《朋友》志愿者Lyndon。文章在文集的204-206页。人们也可以在《朋友 通信》的网站上（http://www.csssm.org/friends）阅读这篇文章，我也在后面附录了这篇 文 章。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两年前我关于《朋友通信》要不要揭发“不良行为者”和“对同性 恋者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发表的两篇文章：“给《朋友》们提个醒”（参见附录和爱知行动 网站：http://www.aizhi.org/shyx/lettertofriends.txt）和“全能的医生：《朋友》通信 应该开展 政治思想教育吗？”（参见附录和爱知行动网站： http://www.aizhi.org/shyx/doctor.txt）。 关于揭发不良行为者和政治思想教育，我愿意和这位Lyndon或其他人继续交流，但 是我这封信是谈其它的问题。我发现这篇文章对我个人的品行进行了严重攻击。 为什么说攻击的是我？ Lyndon在文章中写道： “有人对《朋友》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持批评态度，这位先生在‘给《朋友》们提个醒’ 一文中写道：‘我想，不能因为主义真，就可以超越法律，思想教育是应该建立在法制的轨 道上。’” “某先生在攻击《朋友》时还谈了一些与卫生干预无关的话题。例如：‘我国的法律中 有‘故意传播性病罪’，这不是一个有用的法律，其实是一个设置障碍法律。’‘我国还有劳 动教养制度，公安机构可以不经过法院直接判案，但那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我倾向于认 为政治思想教育其实是一种‘思想控制’、‘政治控制’，是愚民政策’。” 鉴于上述文字出现在我的两篇文章中，据此，我认为Lyndon文章针对的是我。而且， 根据前后文，我认为Lyndon文章中其他的人称指的也是我；这些人称是“有人”、“一个 披着专家、学者、人权斗士外衣的人”、“这位先生”、“某先生”和“有的人”。Lyndon对 我的攻击有： “笔者曾经听过这样一个真实事件：一个披着专家、学者、人权斗士外衣的人，打着 帮助同性恋者的旗号，逼迫同性恋者为其捐献金钱、通讯设备，在有求于人的同性恋者满 足他的愿望后，却不给人家任何帮助，从而给受害人的心灵留下久治不愈的创伤。” “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有的人披着学者外衣、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千方 百计地将中国同性恋问题往某些外国人喜欢听的‘人权’问题上挂，在国外期间主动与‘吴 弘达’、‘韩东方’等反华分子接触。为了得到活动经费，有的人经常发表一些与事实相违 的反华文章，并试图以政治避难方式留在美国。在此我提醒善良的朋友擦亮眼睛，不要被 拿中国同性恋问题作筹码与政府对抗、发泄个人心中不满的政治小丑所利用。” Lyndon并且怀疑我的思维正常性。Lyndon写道： “思维正常的人对世上的事情都有最基本的好坏之分。有人把《朋友》可能会公布敲 诈勒索传播性病者身份的工作方法，与过去对同性恋者示众的作法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 我尊重Lyndon的言论自由，也尊重《朋友通信》的出版自由，但是我想告诉Lyndon 和《朋友通信》，上述指责是不确切的，是诽谤，而且损害了我的名誉。在可能的法律行动 前，我希望再次给《朋友通信》提个醒，我希望《朋友通信》能够： 1、下次在批评万延海的时候，请指出我的真实姓名，并最好将文章也给我看看，不要 在背后说三道四。 2、约请Lyndon再写一篇文章，请说明那个真实事件的相关资料，比如“曾经听过” 是听谁说的？事件的当事人是谁？最好这个不幸的受害人能够自己公开出来证明万延海的 卑鄙。也请Lyndon在写这样一篇攻击他人的文章时能够使用全名，从而对攻击他人负责 任。如果Lyndon不愿意写这篇文章，那么《朋友通信》应该把Lyndon中文和英文姓名的 全称、身份和联系地址告诉我，并公布在《朋友通信》上，从而人们知道这篇文章的责任 人是谁。 3、把我的这封信传达给所有的《朋友通信》读者，从而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也 为了维护我的名誉。也就是说，这封信应该出现在并不久远的某一期《朋友通信》上。如 果需要这封信的印刷费用，我愿意提供。 4、在Lyndon下一篇文章或那个真实事件当事人证词刊登在《朋友通信》上后，请允 许我将我的说明和反驳文章或将支持我的证人证词发表在《朋友通信》上。如果需要我的 文章和证人证词的印刷费用，我愿意提供。 如果《朋友通信》不能做到上述第2-4点，我将采取下列措施： 1、给《朋友》项目的主办单位（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主管单位（中 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和协办单位（泰山医学院精神医学教研室）的法人写信，要 求各单位督促《朋友》项目做到上述第2-4点。 2、给本文集印刷的资助者美国福特基金会和香港智行基金会写信，要求各单位督促《朋 友》项目做到上述第2-4点。 3、给《朋友》项目本次研讨会的资助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福特基金会写信，要求 各单位督促《朋友》项目做到上述第2-4点。 4、给本次研讨会的其他召集人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邱仁宗先生 写信，要求各单位和人士督促《朋友》项目做到上述第2-4点。 5、给《朋友》项目的顾问们写信，要求相关人士督促《朋友》项目做到上述第2-4点。 6、通过法律途径，督促《朋友》项目做到上述第2-4点，并寻求名誉损害赔偿。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在过去的8年中，万延海度过了一个困难的时期，在此期间， 我和许多人建立了互相帮助的关系。我从来没有“逼迫同性恋者为其捐献金钱、通讯设备” 和“试图以政治避难方式留在美国”。当然，即使我试图以政治避难方式留在美国，也不是 什么罪恶。因为从事艾滋病教育和帮助同性恋者，我在中国失去工作，并长期受到政治监 控，我有理由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至于万延海是否接触反华分子、是否发表反华文章、 如何定义“反华”？也是可以商榷的。我想提醒Lyndon和《朋友通信》的负责人们，你们 有责任向中国的公安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举报万延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过去的10多年中，虽然我并不富有，却在经济上帮助过《朋友》 项目三位负责人的研究工作。尽管在经济上帮助过《朋友》项目的负责人和“逼迫同性恋 者为其捐献金钱、通讯设备”是不同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一篇对我的品格进行严 重指责的文章没有事先给我看看，也应该事后给我看看吧？ 万延海 一个为中国同性恋的非病理化做出贡献的人，其思维的正常性受到怀疑。 2001年8月26日星期六 抄送： 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 香港智行基金会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北京办事处 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大学 泰山医学院 《朋友》项目顾问们 附录： 1、《朋友通信》负责单位、负责人和顾问介绍 2、关于对《朋友》的指责（Lyndon，《朋友通信》2001年4月第19/20期，第204-206页） 3、给《朋友》们提个醒（万延海，爱知行动网站） 4、全能的医生：《朋友》通信应该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吗？（万延海，爱知行动网站） 5：读《朋友》所想到的（JQL，《朋友通信》1999年12月，第12期，第55-56页） 附录1：《朋友通信》 http://www.csssm.org/friends 朋友通信（健康干预项目） 第２０期：《朋友通信》与相关问题讨论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主管 泰山医学院精神医学教研室　协办 项目组负责人 张北川 教授(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主任，山东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等） 潘绥铭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艾滋病工作网络副主席等） 丛中 教授（泰山医学院精神医学教研室主任等） 项目组顾问 (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晓年 教授（北京电子工业部402医院，北京性教育协会副会长） 刘伯红 教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交流室主任等） 邱仁宗 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卫生部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 伦理中心名誉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医学与哲学委员会、生命伦理学委员会、世界卫生 组织生殖健康委员会委员／理事） 邵长庚 教授（卫生部性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科院皮肤病研究所，《中华皮肤科杂志》 副主编等） 陈秉中 教授（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主编等) 杨华渝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等) 张孔来 教授 （中国艾滋病工作网络主席，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等，协和医科 大学） 张建伟 博士（中国政法大学） 赵天恩 教授（山东省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第五届全国科协委员，卫生部性病专家委员会 委员，山东省性病专家委员会主任等） 荣维毅 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列部哲学教研室主任） 魏宏岭 先生（《人之初》杂志编辑） 附录2：关于对《朋友》的指责 http://www.csssm.org/friends Lyndon 最近连续读到指责《朋友》的文章，感触很深。讲几点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 近来，国内朋友们给我的信里普遍谈到，许多在“点上”转的人，不是想骗钱财的， 便是“想过把瘾”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同性恋属于艾滋病的高危易感人群，读过《朋友》 的人们普遍认为，《朋友》为减少艾滋病在中国的发生，普及科学的性知识在默默无闻地耕 耘着。 当前社会上存在着那么一些人，他们抱着不正常的心态，在自己得性病以后，千方百 计与别人发生性关系，想方设法地将性病传播开来。１９９６年夏天我在北京听到的一次 对话，至今记忆犹新。甲对乙说自己得了肝炎。乙听后阴险地鼓励甲去献血，并说：“如果 我得了艾滋病，一定会与许多人发生性关系、去献血，设法将病传出去。”同年秋天，我在 北京与一位来自陕西农村的小伙子的对话至今令我忧心忡忡。我问小伙子：“你与别人在公 园里发生性关系时是否有防护措施”？答：“没有”。我又问：“那么你怎么知道对方是健康 人？”答：“我凭感觉！”大千世界里人们思想各异，我们不能用善良人们的思维方式去思 考一些人的丑陋行为。在与一些心理不正常者、一些卫生知识贫乏的人们共存的今天，《朋 友》教育人们预防性病，警惕那些居心叵测、想随意传播性病的人有何错呢？《朋友》向 人们提供全面准确的知识和改善社会环境又有何非议呢？但这却受到指责。 正如有人所谈，在司法实践中许多事情是不易执行的，例如要控告某人犯了“故意传 播性病罪”，控方要出示证物，往往这些取证是很难的。《朋友》恰恰看到这个盲区，奉劝 那些有不良企图的人们悬崖勒马。《朋友》并非要给一些人扣帽子，因此，不要以《朋友》 侵犯人权等词句对《朋友》“打棍子”。 思维正常的人对世上的事情都有最基本的好坏之分。有人把《朋友》可能会公布敲诈 勒索传播性病者身份的工作方法，与过去对同性恋者示众的作法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笔 者曾经听过这样一个真实事件：一个披着专家、学者、人权斗士外衣的人，打着帮助同性 恋者的旗号，逼迫同性恋者为其捐献金钱、通讯设备，在有求于人的同性恋者满足他的愿 望后，却不给人家任何帮助，从而给受害人的心灵留下久治不愈的创伤。《朋友》为了让人 们生活幸福社会安定、阻吓这类骗子的丑恶行为何罪之有呢？ 　　“政治”一词的内涵是很广的，１９９６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词典》第１１４ １页这样解释说：“阶级、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有人对 《朋友》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持批评态度，这位先生在“给《朋友》们提个醒”一文中写道： “我想，不能因为主义真，就可以超越法律，思想教育是应该建立在法制的轨道上。”如果 没理解错，某先生上述话题是肯定适当的思想教育的。某先生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使读 者弄不清他认为思想教育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 某先生在攻击《朋友》时还谈了一些与卫生干预无关的话题。例如：“我国的法律中有 ‘故意传播性病罪’，这不是一个有用的法律，其实是一个设置障碍法律。”“我国还有劳动 教养制度，公安机构可以不经过法院直接判案，但那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我倾向于认为 政治思想教育其实是一种‘思想控制’、‘政治控制’，是愚民政策”。我不明白某先生在文 章中谈这些与卫生干预不着边的话题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如果某先生对中国政府的政策 有看法，他可以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通过正当渠道正大光明地向政府反映自己的意见。 如果在国内感到有压力说话不方便，他也可以在国外的媒体上实事求是地充分表达自己的 观点。何必借一个评论卫生干预项目的机会发表一些不凉不热、不阴不阳的政治性不满言 词呢！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有的人披着学者外衣、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千方 百计地将中国同性恋问题往某些外国人喜欢听的“人权”问题上挂，在国外期间主动与“吴 弘达”、“韩东方”等反华分子接触。为了得到活动经费，有的人经常发表一些与事实相违 的反华文章，并试图以政治避难方式留在美国。在此我提醒善良的朋友擦亮眼睛，不要被 拿中国同性恋问题作筹码与政府对抗、发泄个人心中不满的政治小丑所利用。 　　人们在学术上有争议是好事，我们在辩论中应当本着一种相互学习交流、求同存异的 精神。那种对别人的工作摆一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架式，轻则说三道四冷嘲热讽，重则扣帽 子打棍子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说明】Lyndon先生，《朋友通信》美国志愿者。 附录3：给《朋友》们提个醒 http://www.aizhi.org/shyx/lettertofriends.txt 万延海 根据《朋友》通信1999年12月第12期《编者按》介绍，“‘鹿鸣’的开办，是经著名 心理学家的建议、《朋友通信》项目组对同性爱人群深入了解、认识后而设立的。目的是促 进同性爱者间的正当交流，有利于缓解心理压力、形成良好的心态、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 从而促进社会环境的稳定。但通过‘鹿鸣’结识的朋友中，有可能发生个人不良现象，如 利用他人害怕暴露自己隐私心理，进行敲诈勒索、不负责任、随意传播性病等。由于我们 无法对每个征友者做到深入了解，希望朋友们在与他人交往中慎重为是。也恳请所有朋友 们能自尊、自爱、自强。如有不良行为者，确认后我们将在《朋友通信》予以公布，如有 不法者，我们将告知当地公安机关予以惩治。”对征友文有如下要求：1-5条要求，节略。 读了上述文字后，我想给《朋友》通信的编辑和顾问们提个醒。第一，性传播疾病（包 括艾滋病）的性传播通常需要两个人的参与，任何一方的拒绝或对安全的考虑都可以避免 性传播的发生，除非遭遇强奸；因此性病感染（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主要是和每个人自 己的行为有关，每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和健康负责任，当然个人保健的行为和其知识和 环境有关；我们能够做的是提供全面和准确的知识和改善社会的环境。“随意传播性病”的 帽子不可以随便戴的；比如，我国的法律中有“故意传播性病罪”，这不是一个有用的法律， 其实是一个设置障碍的法律，比如性工作者们可能普遍忽视或否认自己的性病，因为一旦 知道或承认知道自己有性病还继续卖淫，就可能冒犯比卖淫罪更大的罪，遭受更多年的监 禁。这不是一个容易执行的法律。我想《朋友》通信干预健康到这个方面，恐怕是不适当 的。第二，《朋友》通信是一个健康干预项目，并不适合来“确认”“不良行为者”或“不 法者”，因为《朋友》通信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法院（是否违法只能有法院裁定，中国刑 事诉讼法遵循“无罪推定”原则），更不是可以随意让“恶人”暴光的地方（“如有不良行 为者，确认后我们将在《朋友通信》予以公布”），何况示众过去是对付同性恋者的方法， 否则，侵犯人权，《朋友》通信要吃官司的。美国曾经有个反邪教组织“邪教意识网络”（Cult Awareness Network, CAN），因为反邪教工作中触犯法律，被邪教组织“科学教”(Church of Scientology)告到法院，最后倾家荡产；现在“邪教意识网络”被“科学教”接管，成为邪 教宣传的有力工具。我想，不能因为主义真，就可以超越法律；思想教育还是应该建立在 法制的轨道上。第三，公民有责任积极向公安机构报案，协助公安机构维护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但是是否“不法”以及是否就“惩治”还是法院决定的事情。我国还有劳动教养 制度，公安机构可以不经过法院直接判案，但是那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如果《朋友》通信 愿意担当一种社区“联防”的角色，恐怕需要仔细研究方方面面的问题后再做决定。看来， 《朋友》通信的法律顾问有点失职。 注释： 1．《朋友》通信：一个简报，一个健康干预项目，标明为同性恋者《朋友》，帮助同性恋者 开展健康教育，同时促进同性恋者交流与择友。项目负责人：张北川、潘绥铭、丛中。主 办单位：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主管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协办单位：泰山医学院精神医学教研室。口号：公益项目，免费赠送，欢迎索取，欢迎赞 助。项目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马晓年、刘达临、刘伯红（女）、邱仁宗、邵长庚、陈 秉中、杨华渝、张孔来、张建伟、赵天恩、荣维毅（女）、魏宏岭。资助：福特基金会、若 干个人和小的基金组织。网址：http://friend98.yeah.net。电子信箱：pytx@263.net。咨 询热 线：86-532-271 0247。通讯地址：中国山东青岛市江苏路16号青岛医学院附院性健康中心， 邮政编码：266003。声明：内部资料，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附录4：全能的医生：《朋友》通信应该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吗？ http://www.aizhi.org/shyx/doctor.txt 万延海 《朋友》通信是一份由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专家们联合起来主办的简报，目的是在 同性恋者群体中开展健康教育，增进同性恋者们的相互交流，促进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理解 和接纳。《朋友》第十二期（1999年12月）第55-56页刊登了一篇题为“读《朋友》所想 到的”（作者：JQL）的文章，一位中学教师讲述了自己关心同性恋者，由缺乏科学认识到 具有科学认识，由不理解到理解，但是作者认为，《朋友》通信仅仅侧重健康教育、反映同 性恋者的心声和帮助同性恋者找朋友是不够的，《朋友》通信还应该对同性恋者们开展“政 治思想教育”。为了证明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作者讲述了自己听到的一个故事： "我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最近听说某市有两个大学生是同性爱者，他们经常出入 “渔场”找“朋友”玩。由于找不到理想朋友，他们深感内心空虚，为了寻得更大刺激竟 然又吸毒成瘾。这是个多么令人痛心的教训啊！他们为什么会走上此路，不就是因为他们 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吗？他们一味“贪玩”，完全忘却了党、祖国、人民 赋予他们的重任，忘记了父母亲人对自己的期望。一句话，他们没有树立起健康、正确的 人生观，同性爱者应有的恋爱观。盲人瞎马，贪图玩乐，怎能不失足堕入深渊！” 读了这个叫做JQL的文章，我比较倾向于不同意作者对“同性爱”、“贪玩”、“内心空 虚”、“吸毒”、“政治思想教育”、“健康”、“正确”、“人生观”、“恋爱观”这些概念的理解 和运用。我怀疑作者思想正确性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作者用来解释那两个同性恋者吸毒的 方式也是许多政治思想教育（也有叫做品德教育、人格教育等）若干年前乃至目前解释同 性恋者的方式。 中国性学会的杂志《性学》1999年9月第8卷第3期第43-46页刊登了一篇题为“家 庭教育与性教育”（作者：英William Hains，，文章是作者在俄罗斯的一次演讲，国际教育 基金会供稿）的文章，提供稿件的“国际教育基金会”和刊登稿件的“中国性学会”也是 在我国积极开展“性纯洁教育”和“健康人格教育”（也叫做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机构， 文章中有两段有意思的文字可以用来比较： "在欧洲和美国，有过反对同性恋的法律，后来这些法律被撤消，于是同性恋者便壮 着胆成群结队上街游行，招摇过市，并且宣称同性恋行为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优于异 性恋行为。他们还试图影响年轻的男孩子，诱使他们也采取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没有他们 的影响，这些男孩子本来可以摆脱这些转瞬即逝的不成熟的感情，并且发展为异性恋者的。 一种称为艾滋病的新病种已经构成对同性恋者的最大威胁，这种疾病开始时主要侵袭同性 恋人群，这些人都因为性乱而名声不好。” "从前人们给未婚生育和性行为轻率地妇女加以破鞋、荡妇之类的恶名，把婚外性关 系的当事人称为奸夫淫妇，把玩弄女性的男人称为恶棍。但如果社会失去了对其道德传统 的信心，企图逃避将必要的道德评判加于不道德者的责任，不想遵守道德的规范，那么这 些贬义词也就用得越来越妙了。这样一来，性乱现象也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在一些国家， 未婚母亲和单亲家庭也更容易获得国家的补贴。” 我手边没有10前出版的性学著作或科普文章，但是用类似手法描述同性恋的并不少 见，同性恋被描述为“内心空虚”、“贪图享乐”、“变态”、“不成熟”、“思想意识问题”、“错 误的爱情观”、“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紧”、“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 所以，我认为，一个标榜理解和支持同性恋者的人，应该能够反思同性恋者和人类成 员受到不理解和歧视的原因，应该能够反思人类认识自我走过的曲直，而且应该能够对官 方意识一贯以来用“政治思想教育”来解答社会问题和人类危机的用意和效果持怀疑和批 判的态度。 一向以来，我对政治思想教育持有不相信的态度。在我36年的生活中，发现不同的统 治者对人民进行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但是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受益者是谁？谁 有资格对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的后果和影响是怎样的？对这些，没有什么 研究和评价。所以，我倾向于怀疑政治思想教育是否是符合科学的和真诚的。 一向以来，我接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多少是强制的，比如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必修课 （虽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升学的必考课、工作单位的每周半天记分记考 勤。因为不是我情愿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政治思想教育并不一定是为我好，并不一 定是善意的。 因为我看到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只有一个调子，所谓一元化领导，不允许不同的 声音，比如同性恋者的声音一直受到压制，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种政治思想教育其实是一 种“思想控制”和“政治控制”，是愚民教育。 因为我国新闻出版和思想审查机构还禁止出版同性恋的书籍和文章，所以我认为支持 同性恋者的人不应该支持官方的思想审查及其教育。我倾向于认为官方的政治思想教育和 思想检查对同性恋者是敌意的。官方对同性恋的沉默就是对同性恋者的杀害。 众所周知，在我国社会政治思想教育最为强盛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自杀或被迫害致 死，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有可能是危害人类的，特别是危害人类的自由思想。 最后，我认为，医生来做政治思想教育是“管”的太多了。我支持“全科”医生，不 支持“全能”的医生。《朋友》通信是由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专家共同编辑，并由若干哲 学家、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性学家、健康教育专家和新闻工作者担任顾问，但是其主要 的工作是由山东青岛的张北川教授负责。张北川教授一直以来以“医生”自居，表明自己 做的是人道主义的工作。张医生原来是皮肤科医生，后来性病流行，张医生成为性病医生。 在性病临床和教学中，接触到同性恋者，对同性爱现象进行研究，著有《同性爱》一书。 书出版后，张医生开始和更多的同性恋者和同性恋权利活动人士接触，并摇旗呐喊，被性 学界部分人士指责为“人权主义者”。因为知道同性恋者大多苦于找朋友困难，张医生开始 在社区简报上刊登启示，帮助同性恋者选择朋友，成为“红娘”。后来，张医生的工作得到 卫生部的一些官员和专家们的支持，于是张医生开始编辑出版“内部刊物”《朋友》通信， 并设有“鹿鸣”栏目，帮助同性恋者交友。一些同性恋者在找朋友中可能遭遇“恶人”，于 是《朋友》通信要出来揭发坏蛋，保卫同性恋者，虽然我认为其社区联防的角色有些不妥 （参见《给〈朋友〉们提个醒》一文），但是还是善意的。 根据《朋友》通信1999年12月第12期《编者按》介绍，“‘鹿鸣’的开办，是经著名 心理学家的建议、《朋友通信》项目组对同性爱人群深入了解、认识后而设立的。目的是促 进同性爱者间的正当交流，有利于缓解心理压力、形成良好的心态、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 从而促进社会环境的稳定。但通过‘鹿鸣’结识的朋友中，有可能发生个人不良现象，如 利用他人害怕暴露自己隐私心理，进行敲诈勒索、不负责任、随意传播性病等。由于我们 无法对每个征友者做到深入了解，希望朋友们在与他人交往中慎重为是。也恳请所有朋友 们能自尊、自爱、自强。如有不良行为者，确认后我们将在《朋友通信》予以公布，如有 不法者，我们将告知当地公安机关予以惩治。”对征友文有如下要求：1-5条要求，节略。 现在有人出来要求张医生对同性恋者们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端正作风，我就想告诉张 医生不要并且不可做这个事情。张医生一直强调自己的专业，虽然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但 是他不是一个政治思想教育教员。当然，《朋友》通信可以找到政治教员，这样《朋友》就 是一个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园地。 张医生到处强调现代医学模式，这个模式认为健康不仅有生理层面，也有心理和社会 层面全面发展的意义。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也包括心理和社会 的完满状态。世界卫生组织1978年在呼吁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阿拉木图宣言》中声言“健 康是基本人权。”所以，张医生结合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展综合的同性恋者“健康教育项 目”或者“健康干预项目”是有理论基础的。现在，如果《朋友》通信接受了这个叫做“JQL" 的作者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动议，那么张医生和他的编辑班子及其顾问们就需要拿出 理论根据，为什么政治思想教育能够维护并增进了同性恋者的健康和发展。 美国的一些右翼宗教势力开创了强调“性纯洁”和“健康人格”的“性与人格教育大 纲”，并通过“统一教会”的国际教育基金会、中国性学会、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国社 会科学院、教育部和妇联等机构在中国推广这个教程。这个教程就是系统解释了人格教育 （也叫品德教育）是性纯洁教育和性健康教育的基础。这个教程在西方是建立在基督教文 明的基础上，反对同性恋，也反对女权主义，反对非婚性行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听从上 帝（统一教会就得听“真父母”文鲜明和韩鹤子）的指导，过上一夫一妻的日子，就会有 个人健康和社会道德，认为这是唯一完美的方式。我国是中央集权社会，相应教程的合适 名称应该是政治思想教育，听党中央一元化领导。 我国的一些思想教育部门和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引进这个课程。有理由认为，中共中央 宣传部积极推动了国际教育基金会在中国各地组织的对新闻媒体工作者的培训（我认为是 “洗脑”）活动。这些培训的教程都是反对同性恋的。我不知道张医生如何和这样的思想教 育接轨。 当然，有论者可以指出，“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更有论者说，中国文化乃至现代的 共产主义没有直接反对同性恋的教义，因此政治思想教育和同性恋者的健康教育还是有结 合的基础。中国完全可能出现一个把同性恋者当成《朋友》的“性与人格教育大纲”。但是， 我尊重自由思想，我就觉得，与其改造这个反对同性恋的“性与人格教育（或称‘政治思 想教育’）大纲”，不如抛弃这个“大纲”。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品德好，听话，并不能保 证自己不经受性的烦恼和性的困难。 既然，《朋友》通信刊登这篇文章，《朋友》们就不妨讨论一下，《朋友》通信是否应该 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教育”？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方法？谁来教 育？教育谁？后果和影响是什么？等等。 附录5：读《朋友》所想到的 http://www.csssm.org/friends 　　　　　　　　　　　　　　JQL 　　我是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在我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曾遇到过几起同性相恋的事件， 有教职工的，有学生的。凡是在我任班主任的班中出现这类事，我的原则是尊重学生的人 格，决不歧视打击他们。但苦于自己对同性爱了解极少，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教育苍白 无力。离休后，在社会上也结识了一些同性爱朋友，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我发觉大家 对同性爱取向普遍缺少科学认识，只认为是一种“玩乐”而已。 　　为了提高自己，教育学生，帮助朋友，我认真读了一些书。这才对同性爱有了比较全 面正确的认识，从而端正了对同性爱应持的态度。去年从一个朋友处读到了《朋友通信》1 －8期，觉得这个项目十分必要，十分及时。 　　《朋友》的内容侧重于对同性爱者的健康教育，主要是为了防控艾滋病的流行；其次 刊登了不少同性爱者讲述自己经历的文章，还开辟了“鹿鸣”专栏。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 但我觉得还缺少一项内容，那就是必须加强对同性爱族群的政治思想教育，帮助大家树立 起健康、正确的人生观、恋爱观、价值观，用这种方法提高大家防控性病（尤其是艾滋病） 的能力，不断改进完善同性相恋的行为方式、创建同性爱生活的良好规范。 　　我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最近听说某市有两个大学生是同性爱者，他们经常出入“渔 场”找朋友“玩”。由于找不到理想朋友，他们深感内心空虚，为了寻得更大刺激竟然又吸 毒成瘾。这是个多么令人痛心的教训啊！他们为什么会走上此路，不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 的行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吗？他们一味“贪玩”，完全忘却了党、祖国、人民赋于他 们的重任，忘记了父母亲人对自己的期望。一句话，他们没有树立起健康、正确的人生观， 同性爱者应有的恋爱观。盲人瞎马，贪图玩乐，怎能不失足堕入深渊！ 　　因为觉得这个问题重要，所以冒昧地写了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