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特别的行动 ·万延海· 　　从１９９０年９月我和有关学者商议合作开展同性恋男子关于 性卫生的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研究，到现在已经有７年多了。其 间的风雨和坎坷是非当事人所能想象的。无数次，我希望放下这些工 作，甚至变得悲观。无数次，我为获得新的认识而欣喜若狂。无数次， 我为能够战胜恐惧而感到骄傲。无数次，我感到负罪。 　　１９９１年元月，一项叫做“同性恋男子和艾滋病有关的知识、 信念、态度和行为调查及艾滋病教育研究”的课题在中国健康教育研 究所诞生。该研究所是卫生部下设的协调全国健康教育的机构。１９９１ 年３月，该课题在研究所通过科研论证，决定由所长陈秉中担任课题 组长，承担课题的社会影响和一切社会后果，决定由我担任副组长， 负责课题设计、执行和总结。国家艾滋病监测中心决定同时开展相关 行为流行病学研究。上海健康教育所顾学琪表示愿意配合在上海收集 样本。性学专家潘绥铭先生参与了本课题早期工作。社会学家李银河 女士表示愿意协助研究。北京市公安局社会治安处查禁科的干部们表 示愿意支持和参与我们的研究。 　　虽然课题被通过，经费也有保障，但我知道这样的题目是相当艰 巨的。１９８５年，南京铁道医学院达旦先生因研究自杀现象，他和 两名调查员被请到公安局。１９８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赵敏老师 因研究同性恋治疗问题，被公安局六次传讯，理由是他筹备治疗用具 时借用了裸体录像带。１９９０年底，我和陈一筠女士从事妓女调查 时，因为表现出对这些女子的同情和对简单打击运动的异议，于是被 有关党政干部指责为鼓吹红灯区。我们有一些不成文的约定：我们研 究人员自己不应该是同性恋者，也不应该在研究中向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把同性恋者称为“他们”，并且假定他们是不一样的、是远离社 会的、可能会纠缠我们、难以打交道的。我们假定我们的课题是为了 公共的利益，并且对同性恋者必然是善意的和必然有益的。我们讨论 了各种调查方法，就是没有把同性恋者当成可以结交的朋友。我们假 定同性恋人群或交往场合有不少秘密警察，我们会遇到干涉。我们假 定我们必须得到公安部门的支持或默许，这个研究或教育工作才可能 会顺利进行；这一点或许是正确的，但如何寻求警察们的支持却是更 加重要。 　　负责警官相当热情，也热衷于社会题材的研究，但他肯定是单方 面以为我们和警察们对同性恋者的认识和态度是一致的，所谓综合治 理，各司其职，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因为彼此不熟悉，因为缺乏深入 的交流，于是我们有了下面的过程和一个错误的决定。 　　１９９１年４月，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本课题部份参与者和 参与机构召开了工作会议。大家通报了各自领域的信息和动态，交换 了对同性恋男子生活情况的看法。在讨论如何接触同性恋人群的时候， 大家显得比较矜持，“好像”都不熟悉情况。负责警官说话了。他提 议由警察先把同性恋者抓起来，然后由研究人员做问卷调查和血液化 验。他说，北京东郊民巷派出所的警察抓兔子（男性同性恋者）特别 有经验，一个晚上准能抓十几个。当时，我感到震惊，因为我们的研 究不允许伤害被研究人群，这已经写入我们的课题报告，也是社会研 究的基本伦理。但我不好拒绝这一提议，因为我害怕损害我们刚建立 起来的关系，于是我询问在座的心理社会学者这一意见是否可行。一 位学者给出了圆满解答。他说，这一方法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是 警察执行公务，我们利用警察执法的机会开展我们的研究，不是因为 我们要搞研究而让警察去抓人。那位警官马上说：“我们也要搞研究。 今年（１９９１）公安部给了我们北京市公安局三个调查课题，其中 之一就是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你们健康教育所不搞，我们也要搞。这 次就算我们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来搞研究。”我没有再说什么，就提 议在调查过程中对所有涉及的人士当场放人，不通知家庭或单位。于 是，我们在上述提议基础上达成协议。 　　这是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议。我们的决定是法西斯的。我当然充当 了行动的元凶。我的内心感到不安。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人，而不是 伤害人。我们是热情的工作者，却因为缺乏经验和态度不明确，从而 盲目地遵从了警察们的习惯。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虽然这样的行动伤 害了人和有不良影响，但我们至少会了解一些情况，和公安部门建立 好关系，当然还有保护好自己。这最后一点显然是自欺欺人。我显然 不是什么绝对的异性恋者，尤其是当时。 　　１９９１年５－７月，我度过了难忘的两个月。在那段时间，每 个礼拜，我有三个夜晚是在东郊民巷派出所度过的。我们辛勤工作， 充满着帮助人的愿望，却伴随着对人的伤害。 　　第一个夜晚，我就显得难以坚持下去。一个中年男子坐到我的对 面。当我们目光相对的时候，我显得不安和失神。他用脚触碰我的脚。 我不能开始说话。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变得厉害一点，说话声 音坚定了，不再看他的眼睛。于是他老实了。而我发现自己却多少变 得法西斯了。我知道自己的不安是出于和对方相似的情绪。 　　我为自己卷入这样的行动而感到深深自责。然而，一项多部门多 方人士参与的行动简单停下来是不现实的。然而，最不能宽恕的是， 我在积极为自己参与这样的行动寻找理由。我们开始理解警察的粗暴。 我开始轻视人的感情。我需要为自己开脱罪责。这种需要曾经长期伴 随着我，直到现在。 　　在这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内，共有５１名同性恋者被捉拿，先是审 问，然后采血，最后是问卷调查。一般是当场放人，不通知单位家庭。 有一人因为是所谓态度不好，被拘留。据说，后来有一人试图自杀， 没有成功。有一位老人，当场跪在派出所内，说自己不是人，请求饶 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