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现实的艰难和弱敏感性 万延海 　　 “人类任何一个群体都存在健康问题，我们研究所有责任来关心他们的健康；而且， 一部份人的健康问题会影响其他人的健康。艾滋病和同性恋人群的关系就是这样。”中国健 康教育研究所前任所长陈秉中于1992年11月22日在“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首次活动上 的讲话。 1999年12月30日，《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题为“艾滋病控制更难了” （附录1）的 报道，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定反响。英文的《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附录3）在第二 天和中文网站《E行为》（http://www.eact.net）（附录2）在新年后的元月4日即转述了这 个报道。随后，凯塞家庭基金会每日艾滋病信息简报（元月4日）和新加坡同性恋新闻（附 录4）也转载了英文报道的内容。消息传到香港的同志（华人社会用来表示同性恋身份的一 个词汇）社区，出现了两种反应（附录5）。 一种反应认为，这篇报道把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起来，是丑化同性恋的阴谋，“我们” 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向北京政府反映一种积极的意见。艾滋病是任何性倾向者共同面对的问 题。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该把这篇报道传达的信息看得太消极，“我们”要考虑说话者的 背景和媒体用词的问题。北京并不存在用艾滋病丑化同性恋的问题，那里的问题是政府重视 不够，同志们没有很多资源来挑战艾滋病。至于说，男同性恋者特别容易感染（报道用“传 染”一词）艾滋病的说法，这是事实，只是可能用词不够敏感。 那么，这篇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背景又是什么？ 这篇报道是采访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戴志澄教授后写的。戴志澄长期担任中国卫生 部卫生防疫司（现名为疾病控制司）司长，负责传染疾病和非传染疾病的控制；戴志澄同时 也是卫生系统有名的官僚。从司长职务退位后，戴志澄担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该协会成立于1993年，由卫生部和公安部共同发起筹建，是一个介于政府各部 门之间以及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机构，具有民间社团的身份，却是一个准政府机构；协会过去 在卫生部办公，现在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办公。没有事实认为，戴志澄是一个反对同性恋 的人；而且，有事实认为，戴志澄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采取了越来越现实的态度（附录6、 附录7、附录1）。但是，戴志澄这样一个长期坐在政府办公室的“教授”对现实究竟有多大 的敏感性却是另一个问题。“越来越现实”却仍然可能是极度缺乏现实的。 这个报道的标题和副标题首先就让人不舒服，当然，可能有人很舒服。标题是“艾滋病 控制更难了”，给人的感觉好象原来并不太难，现在怎么就难了。这个认识应该是错误的。 情况可能是，艾滋病本来控制就难，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其艰巨性，把问题看得简单了， 并且采取的措施也比较简单；现在，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当然主要还是艾滋病病毒广泛蔓延 了，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于是产生“恐慌”。觉得“更难”了，是有理由的，符合人的感 觉知觉特点，过去艾滋病流行不严重，现在严重了；但是，我认为，戴志澄教授或者记者编 辑的感知觉是错觉。“预防医学”本来就是要解决未来的问题，要“治未病”，而不是“治已 病”，不能等到发病，才觉得原来维护健康“更难”了。当然，承认“更难”，亡羊补牢，也 是积极的。 副标题包括“静脉吸毒传播势头未得到遏制”、“同性恋者大约有三四千万人”、“性病患 者报告人数要超70万”和“阻断血液传播任务实在不轻松（附录8、附录9）”。这四句话几 乎句句是真话，戴志澄先生或者中国政府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艰难！ 然而，这些话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或许会更加准确，更少产生误解，比如，“静脉吸毒传 播”是否可改成“共用注射器和针头静脉注射毒品”，否则人们会误解，认为是“静脉吸毒” 而不知道其实是“共用注射器和针头”传播了艾滋病病毒。不同的社会理解，产生了不同的 社会行动，比如，为了控制静脉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病毒蔓延的局势，我国政府简单地采取了 严厉打击吸毒，却很少强调提供和使用清洁的注射器和针头控制艾滋病病毒蔓延的问题，并 且舆论会认为，提供清洁注射器和针头是一种对吸毒行为的鼓励，而不是降低感染艾滋病病 毒危险的有效途径；同时，吸毒者们也没有得到关于的艾滋病病毒的全面信息，不知道即使 在吸毒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不感染艾滋病病毒；最后，一旦“严打”失效，艾滋病就彻底 蔓延，完全失去控制。所以，一句“同性恋者大约有三四千万人”，确实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提法（附录10），虽然这几乎是中国更加官方的人士第一次承认同性恋者的存在和需求。（七 年前，也是官方的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艾滋病求助热线的工作人员们也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 行动，但是没有背景的书生们随后就被国家机器给镇压下去，参见附录11。） 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有什么关系吗？从艾滋病病毒传播行为角度，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 肛门性交比阴道性交或口腔性交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效率更大一些，只是男性之间发生这种行 为的可能更大一点；多性伴侣的同性恋关系和异性恋关系都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 只是缺乏同性婚姻制度的同性恋者们时常会更加浪漫一点；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没有使用安 全套的插入性交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是在安全套被叫做避孕套的日子里，男同性恋者们 只是和异性配偶性交时才容易想到使用这个玩意，何况有那么多的宣传说那个东西不管用。 从艾滋病病毒流行形势看，大多数感染者是异性恋者或者是通过异性恋行为传播，但是男同 性恋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用“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这个词）中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要高于异性恋人口相应的比例；所以那种认为亚洲国家艾滋病流行是异 性恋模式的看法其实是让同性恋者处于“边缘状态”。我们的国家在艾滋病流行长达20年的 时间内，同性恋者就是处于这样的“被人遗忘的角落”；截止目前，北京市一共发现444名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是男性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但是政府一直没有 正式披露这个统计数字，也没有积极地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艾滋病教育和预防工作。 所以，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关系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因为同性恋和艾滋病并不相关， 在全社会缺乏对同性恋了解的情况下，把艾滋病和同性恋一起讨论，会让人产生同性恋等于 艾滋病的联想（附录10），何况还有专业反对同性恋的人士就是用艾滋病攻击同性恋者的。 另一方面，同性恋者的存在，艾滋病流行的现实，需要讨论同性恋者的存在和需求，需要有 这样的公众意识，需要用专门的词汇和社会网络开展工作，所以艾滋病工作必须面对同性恋 者的事情。当然，有同志事业热心人士认为，艾滋病教育和预防也可以是对同志运动的推动， 所以反过来，我国的新闻检查部门一方面禁止同性恋有关的文章和书籍出版，一方面也告诫 出版艾滋病类书籍要慎重，害怕讨论艾滋病引发讨论同性恋的事情；这些卫道士们关心的是 “清洗”社会（都是一种颜色，服从统一指挥），而不是接纳并帮助不同身份的人们过上好 日子。 这篇文章最有意义的一点在于，中国官方首次承认“政府”可能控制不住艾滋病的蔓延 形势。“他们怀疑因种种原因，《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的五个目标可能成为天 方夜谭。”（附录1）“这五个控制目标是，到2002年，阻断艾滋病毒经采供血途径的传播； 遏制艾滋病毒在吸毒人群中迅速蔓延的势头；力争把性病的年发病增长幅度控制在15％以 内；到2010年，实现性病的年发病率稳中有降；把我国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人 以内。”其实，本来艾滋病病毒传播就是人民的行动，其控制也取决于人民，在一个人民和 政府合作性不良的社会中，政府是没有力量来决定艾滋病病毒传播形势的。但是，政府有责 任和人民采取合作行动，共同挑战艾滋病。 “尽管献血法实施一年多，但一些地方"血头"、"血霸"依然猖獗；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 毒者占总人数的70％，其发展势头没有得到遏制；”看来，简单“严打”，动用警察的力量， 是不能解决艾滋病的问题的。 比较起若干年前戴志澄在第二届亚太艾滋病大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戴志澄今天的意识 进步不小，戴志澄当时认为，中国不会像其邻国那样蔓延艾滋病。“中国之所以不会像邻国 那样疫情直线上升，是因为中国在控制艾滋病方面有诸多有利条件：第一，我国各级政府都 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众多部门正在通力合作，防治工作已纳入法制的轨道。第二，我国有一 个健全的医疗预防保健网。第三，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四，来 自国际的帮助很多。”在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哪有什么“法制的轨道”？ 其实，法制对艾滋病病毒传播也不太管用。我国的医疗保健网今天是特别的令人恐怖，哪里 谈得上“健全”？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是什么呢？恐怕中国意识形态官员们也说不清楚， 否则，怎么出了一个“真、善、忍”？怎么中国思想政治工作者们又全面投入“统一教会” 的怀抱？戴志澄当年的乐观完全是无知的和官僚主义的。 现在，“戴教授还透露了一个数字：同性恋者在我国居然有3000万到4000万人，而男 同性恋者特别容易传染艾滋病。”（附录1）这个“居然”不是一个让人产生积极联想的词汇。 虽然问题是摆出来了，但是在中国卫生当局首次承认自己可能打不过艾滋病病毒，并发出无 奈的令人恐惧的警告的同时，提出同性恋的议题，而且这么庞大，绝对会让人产生对同性恋 者的恐惧和排斥的。所以，应该说，这个议题的提出不是以敏感的方式提出的，就如过去不 敏感地轻视“被遗忘的男人们”一样。当然，在这个问题，可以被指责的不只是戴志澄教授。 （附录12） 那么，戴教授们会如何对待这3000万到4000万的同性恋者呢？根据中国国情和国际形 势，有下面几种可能的情况： 1．只说不练：认识了世界，却不去改造世界，许多办公室职员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和同 性恋社区一起工作；相对于采取极端行动，这或许并不是坏事。许多同性恋者也会表示，并 不希望得到政府保护，只希望政府不来镇压。但是，在艾滋病流行的严峻事实面前，可能性 不大。沉默，轻视同性恋者的福利是要付出代价的。 2．取缔镇压：至少现在看来不会，除非中国的“希特勒”上台，虽然类似的态度和行 动出现在吸毒、卖淫和卖血上。中国存在一些极端教派和政治运动，未来中国政治的走向及 其对同志们的态度还存在一定的未知数。 3．思想改造：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也有，主要有医学、心理学、道德和政治的，但 是这种做法或许不会变成中国艾滋病工作者的主要方面，虽然中国的艾滋病专家们闭门开 会，讨论过如何改造同性恋的问题，据说受到与会香港代表的批评。1994年，中国健康教 育研究所艾滋病求助热线就跟天津的一家心理热线合作过用心理学技术矫正同性恋，该合作 关系早就中止。 4．积极行动：笔者理解的积极行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行动，设立项目和基 金，帮助同性恋者，帮助同性恋者挑战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二是政府为同性恋者社区项目 或者民间专业团体帮助同性恋者的行动提供经济和政治保障，必要时甚至公开推动同性恋者 们组织起来，开展社区自助互助行动。希望如此，也有可能，但是不会太顺利，也不能太乐 观。 或许，最终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将完全取决于今天广大同志的努力。只有自尊、自爱和 自强不息，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爱戴。如果这样，3000万到4000万同性恋者将不只是中 国的难题，更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 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不应该只是政府的责任，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私人和志愿团体也能 发挥重要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植根于社区，它们更加熟悉社区的特定需要和文化特徵，因 此它们在帮助人们改变行为以及对感染者提供关怀和同情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附录11） 　　同性恋者社区已经被证明无论是作为信使还是作为看护者都是特别有效的。他们在发达 国家早期是被视为艾滋病主要易感人群。就预防而言，同性恋者社区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能力 做出良好的反应。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者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急剧下降。（附录 11） 期待着，我国的卫生官员和专家们能够采取积极的行动（附录11），而不是错误的行动 （附录12）。 万延海 协调人 北京爱知行动项目 北京亚运村邮局63信箱 邮政编码：100101 电子信箱：hiwan@public.bta.net.cn 电子网站：http://aizhi.homepage.com 寻呼机：北京95968呼119092 附录： 1．艾滋病控制更难了（北京青年报 1999年12月30日） 2．中国感染艾滋病毒上升速度可能要居世界第四位（ｅ行为 http://www.eact.net，1-4） 3．HEALTH OFFICIALS STRUGGLE TO HALT SPREAD OF AIDS (Straits Times, 12/31) 4．Large number of Chinese gays complicates AIDS fight （http://www.sgboy.com） 5．99同志大会电子信箱讨论组上两则意见（99conf@egroups.com） 6．亚太艾滋感染数直线上升，中国需百倍提高警惕（1992年11月24日，健康报） 7．控制艾滋病刻不容缓（1998年，具体日期不详，健康报） 8．组织农民卖血的“血头”入狱（1999年10月28日，北京晚报） 9．北京擒获雇民工卖血的“吸血鬼”（1999年12月1日，生活时报） 10．刘德华：如果我是同性恋，七年后爱滋病死（广州日报大洋网，2000年1月14日） 11．“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七周年 12．一次特别的行动 艾滋病控制更难了 北京青年报 1999年12月30日 静脉吸毒传播势头未得到遏制 同性恋者大约有三四千万人 性病患者报告人数要超70万 阻断血液传播任务实在不轻松 　　本报讯（记者　郭小景）岁末年初，又一次有关艾滋病的专门研讨会上，专家一番讲课 让众多记者心动过速：他们怀疑因种种原因，《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的五个 目标可能成为天方夜谭。 　　这五个控制目标是，到2002年，阻断艾滋病毒经采供血途径的传播；遏制艾滋病毒在 吸毒人群中迅速蔓延的势头；力争把性病的年发病增长幅度控制在15％以内；到2010年， 实现性病的年发病率稳中有降；把我国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以内。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戴志澄教授列举了以下事实：尽管献血法实施一年多，但一些 地方"血头"、"血霸"依然猖獗；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毒者占总人数的70％，其发展势头没 有得到遏制；性病发病情况愈来愈严重，截至今年9月，报告人数达57万人，年底肯定突 破70万人，其发病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7％。戴教授还透露了一个数字：同性恋者在我国居 然有3000万到4000万人，而男同性恋者特别容易传染艾滋病。 　　专家分析说，艾滋病的传染在非洲呈直线上升，而亚洲则是弧形上升，2005年后亚洲 发病要超过非洲。更可怕的消息是，有人透露中国感染艾滋病毒上升速度可能要居世界第四 位。专家说，艾滋病目前在非洲已发展到顶峰，成为与战争和饥饿并列的灾难。而中国从1985 年的传入期已过渡到目前的快速增长期，是否进入泛滥期而成为灾难，则要看措施是否得力。 　　戴教授认为，艾滋病防治目前还没有疫苗，而大众传媒的健康教育就是惟一有用的疫苗。 他还提出了政策法规、行政管理、大众传媒、心理咨询、行为干预等五种干预理论，以应对 艾滋病的威胁。 中国感染艾滋病毒上升速度可能要居世界第四位 ｅ行为 http://www.eact.net 00-1-4 下午 02:49:53 【ｅ行为】岁末年初，又一次有关艾滋病的专门研讨会上，专家一番讲课让众多记者心 动过速：他们怀疑因种种原因，《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的五个目标可能成为 天方夜谭。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这五个控制目标是，到2002年，阻断艾滋病毒经采供血途径 的传播；遏制艾滋病毒在吸毒人群中迅速蔓延的势头；力争把性病的年发病增长幅度控制在 15％以内；到2010年，实现性病的年发病率稳中有降；把我国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 万人以内。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戴志澄教授列举了以下事实：尽管献血法实施一年多，但一些 地方“血头”、“血霸”依然猖獗；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毒者占总人数的70％，其发展势头 没有得到遏制；性病发病情况愈来愈严重，截至今年9月，报告人数达57万人，年底肯定 突破70万人，其发病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7％。戴教授还透露了一个数字：同性恋者在我国 超过3000万到4000万人，而男同性恋者特别容易传染艾滋病。 　　专家分析说，艾滋病的传染在非洲呈直线上升，而亚洲则是弧形上升，2005年后亚洲 发病要超过非洲。更可怕的消息是，有人透露中国感染艾滋病毒上升速度可能要居世界第四 位。专家说，艾滋病目前在非洲已发展到顶峰，成为与战争和饥饿并列的灾难。而中国从1985 年的传入期已过渡到目前的快速增长期，是否进入泛滥期而成为灾难，则要看措施是否得力。 　　戴教授认为，艾滋病防治目前还没有疫苗，而大众传媒的健康教育就是惟一有用的疫苗。 他还提出了政策法规、行政管理、大众传媒、心理咨询、行为干预等五种干预理论，以应对 艾滋病的威胁。 HEALTH OFFICIALS STRUGGLE TO HALT SPREAD OF AIDS Several factors are making China's fight against AIDS difficult, including the large number of homosexuals who are "especially prone to contracting AIDS," according to Dai Zhicheng, a medical professor with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STDs and AIDS. The Straits Times reports that other experts at a recent AIDS seminar have "cast doubt on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achieve its long-term pla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DS."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to halt AIDS transmission through blood transfusions and curb the spread of AIDS among drug addicts by 2002. But, Zhicheng said, "blood trafficking was still rife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even though the sale of blood was banned a year ago. Moreover, authorities have failed to curb the rise in AIDS victims who were IV drug users. About 70% of AIDS patients in China are IV drug users. The government also aims to stem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contract STDs and control the number of those with AIDS to 1.5 million nationwide by 2010. But Zhicheng said that the 570,000 AIDS patients three months ago was on track to exceed 700,000 by the end of the 1999. China has the fourth highest number of HIV- infected individuals in Asia (Straits Times, 12/31). From: SiGNeL-Sg Boy [mailto:signel@commex.org] Sent: Saturday, January 08, 2000 11:45 PM Subject: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gays complicates AIDS fight BEIJING-Homosexuals number 30 million to 40 million in China and are a factor complicating the country's fight against the rapid spread of AIDS, according to a medical professor involved in the anti-AIDS campaign. Professor Dai Zhicheng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nd AIDS said at a recent AIDS seminar that male homosexuals were especially prone to contracting AIDS. His statements were a rare disclosure of the size of the homosexual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y, where homosexuality is seldom mentioned openly and where homosexuals lead shadowy lives. The above is a Straits Times article on 31 Dec 1999, it is archived on newsboy at SGBOY.COM, you can view the full story and even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t plus other news resources via http://www.sgboy.com Regards, Webmaster SGBOY.COM Message originated from sgboy@sgboy.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eL - The Singapore Gay News List For more information, unsubscribing, netiquette and content guidelines, please visit our homepage at http://www.geocities.com/WestHollywood/3878/signel.htm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I think the negative reactions to this article are a bit of an over-reaction. Prof. Dai's comment was taken out of context and filtered through a short and sensationalist journalistic article. I don't know what he really said, but I know Prof Dai and what he probably said was that MSM in China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HIV infection and that there is a potentially serious problem developing (prone to is probably newspaper language). This is true, and I'm sure Wan would agree. Prof Dai would (and Has) said similar things about commercial sex workers and cross-border travelers. The problem in China is not that the government or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blame AIDS on tongzhi but that that don't pay enough attention or devote enough resources to this area. So, I consider this statement and recognition a positive thing, not a negative thing. 2.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Lord have Mercy on the doctors and queers in Mainland China!!! I am stunned by the words he said! How could he put the blame on us? the risk of getting infected is the same for everyone of any sexual orientations! I afraid the false westernlization about gay & AIDS has arrived Mainland finally! We MUST ACT QUICK to publicize positive info to China! 亚太艾滋感染数直线上升，中国需百倍提高警惕 健康报1992年11月24日，第一版头条，记者：郑灵巧 据近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二届亚太艾滋病大会披露，近几年与中国相邻国家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数在急剧上升。与会一些国家的记者就此纷纷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戴志澄询问：人 口数之最的中国，未来几年艾滋病流行状况会不会同于邻国？戴志澄的回答是否定的。 亚太地区当前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形势对中国确实不利：全地区疫情蔓延迅速，现存病 人和感染者分别达到4万和150-170万，而且大多集中在与中国相邻的国家。比如1989年 还未在性病和静脉吸毒中发现感染者的泰国和缅甸，今年年初感染率已分别高达20.7%和 70%。印度的感染者数一年内也翻了一番。泰国、印度的感染者均已达到50万，缅甸10万。 戴志澄认为，中国之所以不会像邻国那样疫情直线上升，是因为中国在控制艾滋病方面 有诸多有利条件：第一，我国各级政府都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众多部门正在通力合作，防治 工作已纳入法制的轨道。第二，我国有一个健全的医疗预防保健网。第三，中国传统的道德 伦理观念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四，来自国际的帮助很多。当然，即使这样，我国也必须 充分认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百倍警惕，加强防范工作。 控制艾滋病刻不容缓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　戴志澄（教授） 　　艾滋病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ＡＩＤＳ）”，该病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 Ｖ）感染而引起，导致被感染者免疫功能的部份或全部丧失，继而发生机会性感染、肿瘤等， 最终导致机体极度衰竭而死亡。世界上１９８１年首次报告该病，现已流行到世界各地。据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新公布的资料称：截止１９９７年底，全世界有１２００万人死于艾 滋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３０００万人，其中，１００多万是１５岁以下的儿童；全 球每天平均有１６，０００人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由于其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目前尚 没有治愈措施，故该病已成为全球性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而广泛引起各国政府的 关注。 　　我国１９８５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从此艾滋病就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到１９９８ 年６月底，我国已从各类高危人群和重点人群中，检测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１０６７６ 例，其中１９岁以下的青少年占１０％左右。在万余名感染者中已诊断为艾滋病患者３０１ 例。据专家估计，目前我国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约为３０万。在我国所有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中均有阳性感染者的检测报告。严峻的疫情表明，当前我国艾滋病病毒流行已从传入 期、播散期进入到快速增长期。 　　艾滋病病毒之所以传播迅速、广泛，这是与其传播途径的流行病学特徵有关。实验证明，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等都带有艾滋病病毒，因而它的传播途 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性接触传播。二是经血传播，这包括和他人公用未消毒的注射器静 脉吸毒，输入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和血制品，以及医源性传播，例如人工受精、器官移 植、牙科手术等，还可因医疗器具被污染而传播艾滋病病毒。三是母婴传播，患有艾滋病或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可通过胎盘、产道以及产后哺乳将艾滋病病毒传给婴儿。 　　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三种途径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均已 出现，而且在吸毒人群、性乱人群中的感染尤为迅速。 　　目前尚没有证据能证明艾滋病病毒能通过咳嗽、打喷嚏、握手、浅吻、餐具、拥抱、眼 泪、旅游、蚊虫叮咬等传播。 　　尽管到目前为止科学的发展对艾滋病病毒感染和艾滋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预 防，但由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特点给艾滋病预防带来了机会。因此，要遏止艾滋病的广泛传 播和减少其危害，全社会首要的任务是倡导预防为主，推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健康教育活动， 以改变人们的危险行为。 　　当前国家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主要措施有：１、对高危人群和重点人群进行宣传教育，通 过大众媒介、同伴教育以及其它特殊干预活动，增加人们对性病、艾滋病的认知，提高对艾 滋病病毒感染的警觉性和改变人们的危险行为；２、确保安全的血液供应；３、正视注射吸 毒和卖淫嫖娼问题，严厉打击、综合治理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措施，还应同时将“降低危险” 的策略，如通过提倡不静脉吸毒、使用消毒的注射器、不公用注射器以及鼓励、提倡人们使 用避孕套等作为一项重要的措施及对前者的必要补充；４、开展艾滋病病毒的检测，收集不 同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的准确信息，以提供国家和地区决策者制定预防控制策略的依 据；５、积极开展性病防治工作。 组织农民卖血的“血头”入狱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0月28日 16:52 北京晚报 本报讯：近日，房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继龙因犯非法组织卖血罪、交通肇事罪被 判处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年零 6个月，罚金2000元。 王继龙是北京市长途汽车公司天桥分公司韩村河站临时工。今年5月20日，听说某单 位正寻觅卖血人员为该公司完 成献血指标，王继龙为谋取私利，满口答应承办此事，每找 到一人献血他可得利200元。5月下旬，他指使房山区南尚乐镇农民郝淑云非法组织了卖血 人员25名，6月2日6时许，王租用汽车到房山区南尚乐镇、张坊镇接已组织好的卖血人 员时被 民警查获。 北京擒获雇民工卖血的“吸血鬼”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1日 12:55 生活时报 先雇用外地民工到血站卖血，然后再合伙将民工的卖血钱洗劫一空，11月30日下午， 这群“吸血鬼”终于被 北京站公安段抓获。 今年10月10日晚，外地来京打工的段红民正在北京市崇文门三角地一带招睐装修生意， 一名外号叫“大龙” 的青年男子凑了上来：“兄弟，替单位卖血你去不去，一次给你300块？” 正为久不开张的生意发愁的段红民听了这话愣了一下，随后一咬牙回答：“去。”第二天中午， 段红民在同仁医院门口登上了“大龙”包租的一辆中巴汽车，车上早已坐着15位像段红民 一样准备卖血的打工仔。 半个多小时后，汽车驶进了一家献血中心，一针下去，段红民和其他打工仔分别被抽出 了200CC鲜血，随后 16位卖血者每人从那个“献血单位代表”手里拿到了300元“卖血钱”。 再次登上汽车后，车上除了16位卖血者还多了十来个汉子。车开了，“大龙”宣布，每 位卖血者必须付给这次卖血的“组织者”50元“租车费”。想到还能剩下点钱，段红民和他 的同伴忍痛交出了50元。有的卖血者因身上没有50元零钱，竟被收去了100元。车开出三 四百米后忽然停在了路边，“大龙”一伙对段红民等4位卖血者说：“你们在这下车吧。”莫 名其妙地段红民等4人糊里糊涂地下了车，没走出两步，却被随后冲下汽车的凶神恶煞般的 十来个汉子团团围住。领 头的一个冲着段红民等人凶狠地说：“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段 红民刚刚脱口说了声：“我挣的钱凭什么给你？”身上便重 重地挨了一拳。段红民一只手死 死地按住装钱的衣兜，另一只手奋力抵抗。搏斗中，一名汉子举起手中的片刀砍在段红民头 上，段红民顿时血流满面。钱抢到手后，一伙人转身上车扬长而去。 近日，北京站公安段接到这一案件有关的举报，经过缜密侦查，于11月30日中午将外地来 京的犯罪嫌疑人“ 大龙”江庆龙、周佰安、张国柱3人抓获。(本报记者 是兆新) 刘德华：如果我是同性恋，七年后爱滋病死 广州日报大洋网 2000年1月14日 大洋网香港消息 刘德华在娱艺圈出道近二十年，原来最令他耿耿于怀的新闻，竟是八 六年被外界冤枉他和潘宏彬是同性恋一事，他当年更曾发毒誓说：“如果我是同性恋，七年 后得爱滋病死。” 刘德华昨日出席港台的《传媒万岁》宣传活动，谈及理想中的传媒时，华仔说自己也曾 被传媒冤枉，在十几年前，他被指与好友潘宏彬「同性恋」。华仔认为这可算是传媒冤枉他 的事件中，最悲惨的一次。 事隔十几年 华仔说：“记得当时大概是八六、八七年左右，外界传我同性恋。我当时很激动地说， 如果我真是同性恋的话，七年内会得爱滋病死。” 华仔续说道：“到今时今日，这件事也隔了十几年，没人记得我当时讲过这么一句激动 的话。所以以后我就知道对传媒要抱轻松的态度，反应不要太强烈。不要怕被人冤枉！始终 都会真相大白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最重要的是观众会选正确的报道去看。” 写传媒万岁 至于何谓理想传媒？华仔表示，要当艺人是朋友，要有职业操守。此外，华仔在现场更 即场用毛笔题了「传媒万岁」四个字，送给港台。 同性恋者未必会患爱滋 医学报告指出，爱滋病主要传染途径为血液、精液及母婴传播，而爱滋病最初被发现时， 多为男同性恋者，查实异性恋者亦会染上此病，故同性恋者不会理所当然患爱滋病，同样有 爱滋病者亦未必为同性恋者，所以刘德华说如果他是同性恋会七年内患爱滋病死的一番说 话，并不正确，只是晦气话而已。 “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七周年 　　把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壤上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５─１８日，陈秉中和万延海参加“性传播疾病的蔓延及其防治对 策：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专家研讨会”，发表文章“把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壤上：同性恋文 化和艾滋病教育”，认为只有结合少数人的权利解放运动，艾滋病教育才能变成为人们积极 参与的活动。 　　１．社区的重要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是“社区参与”，旨在强调各种类型的社区 参与对艾滋病战斗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所有社区在资金、精力和想像力上的投入，我们这 个世界才有希望赢得这场战斗。 　　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不应该只是政府的责任，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私人和志愿团体也 能发挥重要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植根于社区，它们更加熟悉社区的特定需要和文化特徵， 因此它们在帮助人们改变行为以及对感染者提供关怀和同情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同性恋者社区已经被证明无论是作为信使还是作为看护者都是特别有效的。他们在发 达国家早期是被视为艾滋病主要易感人群。就预防而言，同性恋者社区已经显示出他们有 能力做出良好的反应。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者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急剧下降。 　　２．人权保护和公共卫生 　　艾滋病及其有关歧视使得病人或感染者在就业、求学、旅行、婚姻、医疗和居住等方 面发生困难，并且社会性的救助工作和教育工作难以实施；这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而且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动摇了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因此，从人权和公共卫生角度， 我们应努力防止艾滋病有关歧视的发生。 　　ａ．防止艾滋病有关歧视的人权原因 　　艾滋病是一个全球问题，因此需要做出全球反应。“全球艾滋病战略”已经被世界各国 接受并用来作为征服艾滋病的政策框架。这个战略强调人权保护和发展，因此，这在历史 上也是第一个强调人权保护和发展的疾病控制战略。 　　艾滋病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挑战。在人权方面，疾病威胁了全人类对于人权的尊 重。因此，联合国秘书长１９８７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我们对艾滋病的战斗，“也就是 对恐惧、对偏见、以及对由于无知而采取非理性行动的战斗。因为它们是人权受到危害的 最主要原因。” 　　人权的重要性基于它的基本原则，即社会在其所有活动中必须尊重人类一员的基本尊 严。而且，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侮辱和歧视成为我们战胜疾病的障碍；我 们必须首先克服这个障碍，我们才能战胜疾病本身。 　　不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经常发生，而且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歧视也经常发生。 在征服艾滋病的过程中，妓女和吸毒者往往成为社会严打和驱赶的牺牲品，受到社会的侮 辱和排斥。虽然妓女和吸毒者的行为可能会触犯法律，理应受到惩罚，但其也有做人的权 利和尊严，这应该受到尊重。否则，我们就无法找到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战胜疾病，而这 对于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战略是不可缺少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同性恋者受到歧视并可能失 去工作和家园的故事仍有发生。 　　防止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经常被指责为只保护了“少数人权利”，却未能保护“多数人 的权利”。其实，人权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少数人的权利”和多数人的权利根本上是一致 的，并不能一刀两断。根据现有科学发现的艾滋病传播途径，全世界至少有数亿人处于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中，而实际发现的感染者却只有一千多万。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人均 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 　　ｂ．防止艾滋病有关歧视的公共卫生原因 　　从公共卫生角度，我们有足够明确的理由强调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人权和 尊严。 　　艾滋病病毒基本上都是通过特殊的行为和活动（如性交和共用注射器吸毒）而传播的， 而这完全可以由个人来控制。在多数情况下，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涉及两个人的行为；双方 或任何一方的行为保护都足以防止病毒的传播。但是，我们应记住，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 为常常是私下干的，是不见人的事情，在某些社会还是违法的事情。 　　因此，如果艾滋病病毒感染导致侮辱和歧视（如不能上学和工作），那么已经感染病毒 的人或担心自己可能感染的人就会主动避免检查，他们就得不到卫生和社会服务。那些急 需信息、教育、咨询和其它支持的人们被“赶入地下”。那些害怕自己可能感染的人可能不 愿去寻求帮助。由于教育难以开展，疾病预防和控制也是难以奏效的。 　　鉴于此，歧视危害了公共卫生利益。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强调指出，对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艾滋病病人以及某些社会群体的歧视行为是对每个人健康的危害。保护他们的权利 和尊严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公共卫生规划的必要组成。这不是“多数人的权利”和“少数 人的权利”的问题，而是，对未感染的多数人的保护根本上取决于对感染者的人权和尊严 的维护。 　　３．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２日下午，在北京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 化沙龙，这是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２日这一次活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为石破天惊。这一次活动 来了约３５名同性恋者，还有一些记者和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到会发言：“在 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问题是这样产生的，那就是社会中的多数人、有权势的人对于少数 人或比较弱小的人们采取的压制态度。妇女问题、黑人问题是这样的，同性恋问题也是这 样的。……今天，随着同性恋者自我意识的提高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的出 现，中国的同性恋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人们没有理由视同性恋为不道德。从行 为的后果看，同性恋者会做出某种不道德或违法的事，但异性恋者也会做出这种不道德或 违法的事，因此，这是这种不道德或违法的事本身，而不是同性恋问题。从行为的道义原 则来看，很多人或许会认为同性恋行为不能生育，因而是反生命的；但是，并不是世人均 要生孩子，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主张节育。性的功能主要是得到快乐，而不只是为了 生孩子。”“同性恋行为本身属于个人私事，政府或他人无权强行干涉。过份干涉公民私事， 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那就是公民的活动转入地下，和公共机构失去联系，因而许多公共 问题得不到解决。只要保护这些少数人的权利，公众的健康才能得到保证。同时，政府有 责任加强教育，帮助同性恋者改变某些行为，预防艾滋病。当然，同性恋者本人也有责任 加强自我教育，避免危险行为。”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说：“人类任何一个群体都存在健康问题，我们研究所 有责任来关心他们的健康；而且，一部份人的健康问题会影响其他人的健康。艾滋病和同 性恋人群的关系就是这样。”陈所长表示，我们研究所将在这种领域继续和诸位同仁一道， 共同探讨，共同努力，把中国问题搞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银河教授和作家王小波向与会者介绍了他们即将出版的书《他们的 世界》。 　　随后，男人的世界继续举办活动，并且开始影响到新闻媒体的报道。１９９３年２月 １４日，男人的世界沙龙在北京西单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载歌载舞，迎来了中 国同性恋的公开化。随后，将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国各大小新闻媒介相继报导或转载 了这次活动的消息。警方表示，同性恋没有法律界定，只要不影响他人，警方一般不予干 涉。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０日，卫生部党组下令取缔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 　　４．前期的活动和背景 　　男人的世界沙龙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只是准备一次活动，但其产生 是有一定的背景和活动作为前提，而且，因为活动引起积极反响，所以打算坚持下去。 　　背景：１９９２年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比较宽容的一年，而且整个社会对同性恋也显 示积极的态度，包括安徽两名女子同性恋者受到最高警方赦免，作家箫乾关于同性恋宽容 的文章，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关于科学界对同性恋宽容的建议，《他们的世界》在香港出版， 官方报纸《中国青年报》关于同性恋的报导，以及极其宽容的支持性的小环境，包括警方 人士的支持。 　　前期的活动和酝酿包括（均为艾滋病求助热线活动）： 　　１９９２年１月，召开警方官员和同性恋者（曾经被拘捕者）座谈会，探讨同性恋和 相关政策。 　　１９９２年４月，召开两次报告会，讨论同性恋和艾滋病教育问题。 　　１９９２年５月和８月，艾滋病求助热线多次来到北京东单公园进行艾滋病教育和交 流对同性恋的看法。 　　１９９２年９月８日，召开同性恋和艾滋病教育联席座谈会，有政府官员、学者、记 者、社会工作者和同性恋者代表参加。会议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和正当的，呼吁社会宽容 和加强艾滋病教育。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热线组织数次同性恋者小组座谈会，并吸收同性恋志愿者参加热 线工作，引起积极反应。 5．惨痛的教训 1993年2月14日情人节活动1周后，海马歌厅经理徐先生因为出租场地给“男人的 世界”情人节活动，被主管单位开除。 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勒令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停止万延海在“艾滋病求助热线” 的主持工作，勒令停止“男人的世界”活动，批评陈秉中和万延海等人署名的文章“鼓吹 同性恋、鼓吹人权、同情妓女”。 1993年8月10日，陈秉中被卫生部要求退休，当月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停刊。 6．继续 1999年2月，万延海发表致卫生部公开信，要求恢复工作，要求卫生部承认错误。 1999年初，徐先生起诉作家方刚，说方刚《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对其构成名誉权侵害。 1999年9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徐先生胜诉，方刚被要求赔偿和公开 道歉。 法院说，同性恋目前在中国被认为是性变态，不为多数人接受。说一个人是同性恋者，构 成名誉权侵犯，虽然方刚书中没有涉及徐先生人名和歌厅名称。 1999年9月，徐先生要求万延海偿还“欠下的债务”。 文：万延海 一次特别的行动 ·万延海· 　　从１９９０年９月我和有关学者商议合作开展同性恋男子关于性卫生的知识、态度、信 念和行为研究，到现在已经有７年多了。其间的风雨和坎坷是非当事人所能想象的。无数次， 我希望放下这些工作，甚至变得悲观。无数次，我为获得新的认识而欣喜若狂。无数次，我 为能够战胜恐惧而感到骄傲。无数次，我感到负罪。 　　１９９１年元月，一项叫做“同性恋男子和艾滋病有关的知识、信念、态度和行为调查 及艾滋病教育研究”的课题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诞生。该研究所是卫生部下设的协调全国 健康教育的机构。１９９１年３月，该课题在研究所通过科研论证，决定由所长陈秉中担任 课题组长，承担课题的社会影响和一切社会后果，决定由我担任副组长，负责课题设计、执 行和总结。国家艾滋病监测中心决定同时开展相关行为流行病学研究。上海健康教育所顾学 琪表示愿意配合在上海收集样本。性学专家潘绥铭先生参与了本课题早期工作。社会学家李 银河女士表示愿意协助研究。北京市公安局社会治安处查禁科的干部们表示愿意支持和参与 我们的研究。 　　虽然课题被通过，经费也有保障，但我知道这样的题目是相当艰巨的。１９８５年，南 京铁道医学院达旦先生因研究自杀现象，他和两名调查员被请到公安局。１９８６年，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赵敏老师因研究同性恋治疗问题，被公安局六次传讯，理由是他筹备治疗用具 时借用了裸体录像带。１９９０年底，我和陈一筠女士从事妓女调查时，因为表现出对这些 女子的同情和对简单打击运动的异议，于是被有关党政干部指责为鼓吹红灯区。我们有一些 不成文的约定：我们研究人员自己不应该是同性恋者，也不应该在研究中向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把同性恋者称为“他们”，并且假定他们是不一样的、是远离社会的、可能会纠缠我们、 难以打交道的。我们假定我们的课题是为了公共的利益，并且对同性恋者必然是善意的和必 然有益的。我们讨论了各种调查方法，就是没有把同性恋者当成可以结交的朋友。我们假定 同性恋人群或交往场合有不少秘密警察，我们会遇到干涉。我们假定我们必须得到公安部门 的支持或默许，这个研究或教育工作才可能会顺利进行；这一点或许是正确的，但如何寻求 警察们的支持却是更加重要。 　　负责警官相当热情，也热衷于社会题材的研究，但他肯定是单方面以为我们和警察们对 同性恋者的认识和态度是一致的，所谓综合治理，各司其职，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因为彼此 不熟悉，因为缺乏深入的交流，于是我们有了下面的过程和一个错误的决定。 　　１９９１年４月，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本课题部份参与者和参与机构召开了工作会 议。大家通报了各自领域的信息和动态，交换了对同性恋男子生活情况的看法。在讨论如何 接触同性恋人群的时候，大家显得比较矜持，“好像”都不熟悉情况。负责警官说话了。他 提议由警察先把同性恋者抓起来，然后由研究人员做问卷调查和血液化验。他说，北京东郊 民巷派出所的警察抓兔子（男性同性恋者）特别有经验，一个晚上准能抓十几个。当时，我 感到震惊，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允许伤害被研究人群，这已经写入我们的课题报告，也是社会 研究的基本伦理。但我不好拒绝这一提议，因为我害怕损害我们刚建立起来的关系，于是我 询问在座的心理社会学者这一意见是否可行。一位学者给出了圆满解答。他说，这一方法没 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是警察执行公务，我们利用警察执法的机会开展我们的研究，不是因 为我们要搞研究而让警察去抓人。那位警官马上说：“我们也要搞研究。今年（１９９１） 公安部给了我们北京市公安局三个调查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你们健康教 育所不搞，我们也要搞。这次就算我们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来搞研究。”我没有再说什么， 就提议在调查过程中对所有涉及的人士当场放人，不通知家庭或单位。于是，我们在上述提 议基础上达成协议。 　　这是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议。我们的决定是法西斯的。我当然充当了行动的元凶。我的内 心感到不安。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人，而不是伤害人。我们是热情的工作者，却因为缺乏经 验和态度不明确，从而盲目地遵从了警察们的习惯。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虽然这样的行动伤 害了人和有不良影响，但我们至少会了解一些情况，和公安部门建立好关系，当然还有保护 好自己。这最后一点显然是自欺欺人。我显然不是什么绝对的异性恋者，尤其是当时。 　　１９９１年５－７月，我度过了难忘的两个月。在那段时间，每个礼拜，我有三个夜晚 是在东郊民巷派出所度过的。我们辛勤工作，充满着帮助人的愿望，却伴随着对人的伤害。 　　第一个夜晚，我就显得难以坚持下去。一个中年男子坐到我的对面。当我们目光相对的 时候，我显得不安和失神。他用脚触碰我的脚。我不能开始说话。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变得厉害一点，说话声音坚定了，不再看他的眼睛。于是他老实了。而我发现自己却多少 变得法西斯了。我知道自己的不安是出于和对方相似的情绪。 　　我为自己卷入这样的行动而感到深深自责。然而，一项多部门多方人士参与的行动简单 停下来是不现实的。然而，最不能宽恕的是，我在积极为自己参与这样的行动寻找理由。我 们开始理解警察的粗暴。我开始轻视人的感情。我需要为自己开脱罪责。这种需要曾经长期 伴随着我，直到现在。 　　在这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内，共有５１名同性恋者被捉拿，先是审问，然后采血，最后是 问卷调查。一般是当场放人，不通知单位家庭。有一人因为是所谓态度不好，被拘留。据说， 后来有一人试图自杀，没有成功。有一位老人，当场跪在派出所内，说自己不是人，请求饶 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