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知行动-LOVE KNOWLEDGE ACTION

柬埔寨任意拘留和虐待吸毒者
 
    2008年2月，柬埔寨在美国的倡议下通过了反贩卖人口法，该法给吸毒者贴上了“被贩卖的高危人群”的标签，因此给了当局把吸毒者送进“再教育营地”的自由，表面上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自从该法律通过之后，金边已经有超过300名吸毒者被关押在此类中心中；获释之后他们报告说有大量的侵犯人权事件。
 
背景和目标
 
    本研究中包括了2008年1月至4月与柬埔寨首都金边当地的减低危害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的采访。该NGO通过街道外展和社会救助站来提供针具交换、预防过量吸毒培训、个案管理、同伴教育和医疗。在能够使用这些服务之后，注射吸毒者更多地参与了倡导另外的服务的过程。他们这样做，部分是通过让服务提供者知道他们的需要来进行。这些采访对让他们能够自由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赋权过程做出了贡献。
 
方法
 
    研究者对吸毒者进行了简短采访，以便找到遭到过警察虐待和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的参与者。柬埔寨许多吸毒者的人权都遭到过侵犯，这让研究者很容易找到合格的参与者。这还使筛选参与者，以便包括进从国籍到HIV状况再到年龄的一系列人口统计特征成为可能。虽然五个个案研究参与者中有四个是女性，这没有人口代表性，因为柬埔寨多数注射吸毒者是男性；但是女性注射吸毒者的人数正在稳步上升。
    对参与者的采访进行了三个月。采访问题是根据采访者对柬埔寨吸毒者所面对的困难的先前知识开发的。每个参与者都被告知他们可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总之，一旦参与者明白研究会被用于倡导吸毒者的人权，他们就非常愿意提供任何他们认为会有帮助的信息。参与者得到75美元做报酬。
 
Srey Mao
 
    Srey Mao从19岁起就生活在金边了，当时她从柬埔寨柴桢（Svay Rieng）省的母亲家来到金边。她的父亲在她只有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庭，这迫使她母亲独自供养他们。
    来到金边一年之后，Srey Mao结婚了。两年之后她生了第一个女婴。又过了两年之后，她开始吸食海洛因。
    Srey Mao是被金边的一群朋友介绍吸食海洛因的。Srey Mao说她吸食海洛因是为了忘记有关她家庭的痛苦。大约是与此同时，她还开始吸食yama——一种掺了其他各种化学品的甲基苯丙胺，在东南亚非常常见。Srey Mao开始吸毒之后不久，她把女儿送到柴桢的母亲身边生活。同一年Srey Mao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儿子。
    当政府决定对Srey Mao居住的土地主张所有权的时候，Srey Mao由于被强制驱逐而无家可归。这发生在她的儿子出生之后不久，尽管是这种情况，但她执意要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他们开始住在一个寺庙——Wat Koh——里，当时金边许多吸毒者都住在这里。她的丈夫多数时间都不在，只是偶然露面。Srey Mao认识到这不是她希望让自己的儿子过的生活。她感到自己不能给他所需的照料，决定把他的临时监护权交给孤儿院Mith Samlanh。她感到把儿子托付给Mith Samlanh照料之后，她就能够停止吸毒，并且把自己混乱的生活方式变成更适合自己的孩子的生活方式。
    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后，Srey Mao仍然无家可归。她搬到Boeung Tra Bek。Boeung Tra Bek是金边的一个区，现在因为到处都能买到海洛因和在那里发生的露天注射毒品而著名。
    Boeung Tra Bek还有很高的出警率。Srey Mao报告说逮捕很常见，如果警察感到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钱（25美元）来交换犯人获释的话。警察还经常从Boeung Tra Bek的居住者那里敲诈钱财，一般是要5，000瑞尔（Riel）（1.25美元），或者给他们买所要求的数量的汽油，大约是同样价钱。
    Srey Mao过去曾经被警察和社会部（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逮捕过。五次逮捕中有四次她被释放，由一个NGO照管。第五次逮捕发生在假期中，她无法给NGO打电话，因为它们都关门了。Srey Mao被带到Oksas Knyom（“我的机会”）——一个由宪兵管理的毒品治疗中心。在去Oksas Knyom的途中，Srey Mao询问逮捕她的理由。她被告知这是因为“节日前睡在大街上”。
    到达Oksas Knyom之后，Srey Mao恐惧地看着有18间屋子的院子。她被带进去，和其他29个人锁在一间屋子里，没有床，没有蚊帐，也没有厕所。
    在那里的时候，她每天得到两次食物，一次在上午10点，一次在下午4点。这也是她从锁着的屋子里面被放出来洗澡、用洗手间和打水的时间。
    Srey Mao没有得到任何药物来减轻海洛因戒断的生理不适。她也没有要求得到药物，因为害怕被警卫殴打。Srey Mao报告说她在Oksas Knyom经常被用棍子打。她说警卫告诉她：他们殴打被关押者的理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学会不要吸毒和当注射吸毒者是恶心和邪恶的”。
    Srey Mao说，一个被关押者因为要求得到药物而被四五个警卫攻击和殴打。他被打到失去知觉，然后被从屋里拖出去，关到一个单人禁闭室里。Srey Mao解释说；如果殴打严重得足以致命，警卫经常把受害者几乎没有生命的身体搬走，扔在路边。这样做是为了试图不让人们知道警卫是谋杀犯。
    在Oksas Knyom的第三天，Srey Mao决定她已经看够了。Srey Mao在每天两次的放风中上午的那次时逃跑。几个小时后她回到Boeung Tra Bek。Srey Mao说她不会考虑回到Oksas Knyom，因为她害怕被殴打，而且生活条件也很可怕。她感到Oksas Knyom不值得挽救，即使是有国际援助也是如此，应该一劳永逸地关闭。
    Srey Mao表达了保持戒绝海洛因的强烈愿望，但感到没有帮助她就无法停止吸毒。最近她把注射吸毒减少了一半，原因是最近毒品价格上涨和她希望孩子回到自己的照料之下。
    Srey Mao想念她的儿子，决定到Mith Samlanh孤儿院探望。她与Mith Samlanh的协议是她的儿子留在他们在金边的中心，她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探望他或重新获得他的监护权。她到达了Mith Samlanh，但是找不到他的儿子。当她问工作人员他的下落时，他们没有给她答案。工作人员告诉她，第二天他们会派人到Boeung Tra Bek跟她谈。两周过去了，关于她的儿子没有一个字。
    Srey Mao回到Mith Samlanh要求答案。工作人员告诉她，她的儿子给了她在马德望（Battambang）——金边北边四小时路程的城市——的岳母。Srey Mao没有授权这一决定；事实上直到这时她才知道这件事。Srey Mao告诉工作人员她希望儿子立刻回到自己身边，这样她可以带着他和她在柴桢的母亲和女儿一起生活。他们拒绝了。现在这次谈话已经过去八个月了，Mith Samlanh能够给Srey Mao看的所有东西就是三张她儿子的过时照片。她继续积极追问这个问题，现在一个当地NGO已经提供了免费法律代理。
    Srey Mao仍然生活在Boeung Tra Bek的街道上，并且计划停止吸毒，找到工作和住所，而且让孩子们回到自己的照料之下。直到那时，在她的儿子的问题上，她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和意愿，而且她一直是为吸毒者说话的有影响的声音。Srey Mao在同伴中被认为是天然的领袖，她能够保持她的骄傲和尊严，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Srey Mao报告说逮捕很常见，如果警察感到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钱（25美元）来交换犯人获释的话。警察还经常从Boeung Tra Bek的居住者那里敲诈钱财，一般是要5，000瑞尔（Riel）（1.25美元），或者给他们买所要求的数量的汽油，大约是同样价钱。
 
    Srey Mao没有得到任何药物来减轻海洛因戒断的生理不适。她也没有要求得到药物，因为害怕被警卫殴打。Srey Mao报告她在Oksas Knyom经常被用棍子打。她说警卫告诉她：他们殴打被关押者的理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学会不要吸毒和当注射吸毒者是恶心和邪恶的”。
 
    照片：一位妇女——九个月的孕妇——和她四岁的儿子在警察突袭中被抓住，与其他“不受欢迎的人”关在一起之后，从Koh Kor拘留中心向外窥视。这些围在一起的人没有任何指控就被关在从前的红色高棉处决营中。柬埔寨促进保卫人权协会（Licadho）提供。
 
May
 
    May生于越南的Vinh Ko省。她14岁的时候离开家庭去找工作，帮助父母供养家庭。两年之后她和一群朋友一起来到金边，希望开始新的生活。
    May23岁的时候结婚。婚礼之后不久，她的母亲去世了。不久之后她开始使用海洛因。May说她第一次使用海洛因是为了抑制她对母亲的死亡的悲伤感。她说她继续使用海洛因是因为它可以排除她对越南的家和家人的担忧。当May的家人注意到她使用海洛因之后，他们与她断绝了关系。May的丈夫也和她离了婚，理由是“找一个更好的、不是吸毒者的妻子”的家庭压力。
    开始吸食海洛因三年之后，May再婚，生了一个女婴。当时她住在金边的一个公寓里；一年之后她由于没付房租而被赶了出去，变得无家可归。May和她的丈夫和女儿搬到了Boeung Tra Bek的街道上。
    May决定停止吸毒。她保持戒毒两个月，但是感到来自朋友的吸毒压力。她说她开始复吸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没有家庭。
    在复吸海洛因之后不久，May由于注射毒品而被逮捕。她和两岁的女儿一起被拘留，然后她们被带到一个叫做“Galop 4.”的戒毒中心。她们和其他29个人一起被关在一间锁着的屋子里，没有水，没有厕所，没有床。他们每天两次出屋淋浴、用洗手间、打水和吃饭。她解释说，食物是一份数量不够的米饭和少量蔬菜。
    除了May的女儿之外，房间里还有另外两名儿童。一个是六个月大的男婴，另一个是10岁大的男孩。所有的儿童都和父母一起监禁。May报告说Galop 4的警卫对待儿童就像他们是犯人一样；除了放风时间之外不让儿童上厕所。
    May解释说：那个10岁男孩是和他父亲一起被带来的。男孩哭了六天，说肚子疼，但是完全被忽视，而且被拒绝给予医疗。第六天晚上警卫可怜这个孩子，让他到外面玩。男孩按照他父亲的建议从Galop 4跑了。May解释说：他是个街童，可能已经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了。
    May在Galop 4时没有受到关于吸毒或关于其他任何东西的教育。在被问到中心里是否有任何支持团体的时候，她笑了，并且说：“不。没有这种东西。”她报告说她没有得到任何药物来减轻海洛因戒断的生理不适，她要阿司匹林的时候，他们冲她吼叫，并且拒绝给药。
    那个小男孩逃跑几天之后，一个男人试图在下午放风时逃跑。三个警卫抓住他，把他拖过院子，在所有人——包括儿童——面前用警棍打他，直到他失去知觉。然后警卫把那个男人失去知觉的身体绑在树上，让他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早上May醒来的时候，那个男人不见了；警卫声称他逃跑了。
    May担心自己和自己女儿的生命。她和女儿在那一天上午放风的时候逃跑了。她回到Boeung Tra Bek。她的女儿随后被交给她丈夫的家庭监护，现在住在越南。
    May感到，作为一名吸毒者，人们自动认为她HIV阳性，还认为她低人一等。多数柬埔寨人缺乏关于HIV的教育，因此往往自己对该病毒做出假设。May从来没有检测过HIV，因为她认为她的女儿和丈夫是阴性的，她也是。
    May表达了停止吸毒的愿望，并且把海洛因使用量减少了一半。她和她丈夫目前做“拾荒者”的工作，收集罐头盒和瓶子卖给当地的回收中心。他们做这个每天一共挣5美元，其中一半花在海洛因上。May说海洛因的价格最近翻了一番，这使它更难获得。她经常不得不与他人分担海洛因的成本，以便能够买得起。
    May希望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但她现在没有积极寻找——然后找到能支付得起的住房。她感到如果停止吸毒，她会成为一个好公民，这对她非常重要。
    虽然每天与无家可归和吸毒做斗争，但May仍然强壮。她希望警察停止在她附近搞围捕和把被拘留者送到Galop 4等戒毒中心。她说没有人真正在戒毒中心得到帮助，警察把人们带到那里只是让他们死去。May还希望警察受到更好的关于吸毒者的教育，因此更加了解吸毒者。
 
    除了May的女儿之外，房间里还有另外两名儿童。一个是六个月大的男婴，另一个是10岁大的男孩。所有的儿童都和父母一起监禁。May报告说Galop 4的警卫对待儿童就像他们是犯人一样；除了放风时间之外不让儿童上厕所。
 
    她报告说她没有得到任何药物来减轻海洛因戒断的生理不适，她要阿司匹林的时候，他们冲她吼叫，并且拒绝给药。
 
Pean
 
    Pean在越南战争期间度过了童年，她的青少年时代是越战后果的见证。她在18岁的时候从越南来到柬埔寨金边。她和她母亲当时在寻找工作和更好的生活。Pean在同一年结婚。两年之后她生了一个女婴。又过了两年，她在丈夫前往泰国做生意之前不久再次怀孕。她的丈夫在旅行中由于金钱纠纷而被生意伙伴谋杀。生意伙伴告诉Pean泰国人谋杀了她的丈夫。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生意伙伴或是自己的丈夫。
    此后不久，Pean生了第二个女儿。接下来的11年里，Pean在干丹（Kandal）——金边附近的一个省——抚养她的女儿。2004年她和现在的丈夫——一位海洛因吸毒者——结婚。
    他们婚姻的开端对Pean来说压力很大。他们经常缺钱付房租或没有食物，这样她的丈夫才能保持吸毒。结婚两年之后，这对夫妇发现他们想要孩子。Pean希望有一个孩子到来，她的丈夫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怀孕八个月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Pean不止一次抓到她的丈夫偷她存的钱，她非常生气。为了让她明白，她丈夫有自己的计划。Pean说她丈夫每天几次强制给她注射海洛因。在她生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她上瘾了。
    当被问到她对她的丈夫有什么感觉的时候，Pean告诉我：“我一天比一天更恨他。他做的事是不可原谅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完全建立在毒品之上。一旦我戒毒我就离开他。”
    Pean告诉我：她一点也不喜欢海洛因。她感到她的生活方式和毒瘾迫使她决定把儿子送去寄养。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开始吸毒之前有许多朋友，但是现在他们不想和我一起做任何事了。他们根据我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我，他们甚至不拿眼睛看我。”
    她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之后不久，Pean和她的一家被从公寓中赶走。她付不起房租，因为现在她所有的钱都要用来买毒品。她和她的一家开始住在Boeung Tra Bek的大街上。
    搬家之后不久，Pean在路边和一名吸毒伙伴交谈时被逮捕。他们没有告诉她逮捕的理由。他们把她带到Toul Supee，也被称为Prey Speu。Pean将其描述为“乞丐监狱”；柬埔寨政府将三个月的项目描述为无家可归者再教育营地。她说她在那里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教育。
    Pean在Toul Supee的第一天开始体验到戒断症状。当被问到她是否得到任何减轻症状的药物时，她说：“我要过，但是那里没人要。”没有警卫？“那里没有警卫。只有看牛人。”看牛人？“是的，这些人要确保没人来偷他们的牛，牛是他们的财产。”
    进一步的提问揭露出Toul Supee是红色高棉时期的军营，柬埔寨政府将它变成无家可归者再教育营地。每间屋里关十个人，被迫睡在地板上。“那里有几个孤儿，大约五六岁，最老的人大约有70岁，”Pean说。
    被关押者被迫像牛一样在同一个水槽里洗澡和喝水。他们每天可以离开房间一次，洗澡、喝水和吃饭。Pean报告说他们每天唯一的一顿饭由很少一份生米和一小份腐烂的蔬菜组成，有时里面还有虫子。
    Pean在那里的第二天，她洗澡花的时间比看牛人认为她需要的要长。两个女看牛人和两个男看牛人用2x4的木板来打她，并且把她拖进屋里锁起来。她回到金边进行体检时发现她的手断了，还有严重的背伤，这一直让她步履蹒跚，都是殴打的结果。
    Pean在目击她的40s室的一名同屋敲打墙壁、尖叫和吼叫、要求食物和水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里。三个看牛人闯入房间，并且开始用棍子打这个女人；他们一直打她，直到她失去知觉。在她失去知觉几分钟之后，看牛人往她身上浇水让她醒过来；当她苏醒过来之后，他们又把她打到失去知觉，然后把她从屋里拖出去，告诉其他同屋他们要送她去医院。
    Pean在目击这一场面之后很害怕；她知道在Toul Supee她可能轻易被杀掉。她决定逃跑。第二天早上她从窗户爬出来，爬过屋顶，从两层楼的屋顶上跳到房产周围的栅栏的另一边。她一直跑到镇上，在镇上她拦下一辆摩托计程车。是摩托计程车司机告诉她那天早上发现了一位妇女的尸体，被打得认不出来了，被扔在Toul Supee附近的路边。
    Pean在回金边的两个半小时路程中思考了这一信息。然后她去找海洛因。这是在这次采访的一个月前。
    Pean用参加采访的报酬获得了一间公寓。她不能确定这个月之后她如何支付每月40美元的房租。她目前做拾荒者的工作，从街上收集罐头盒和瓶子，以每个三分钱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回收中心。她还计划买一辆abjie车——用木头和鸡笼网做的大独轮车——有了它，她就能同时收集更多罐头盒。
    Pean正在试图戒绝使用海洛因，而且已经从每天注射四次减为每天注射两次。她说她会完全戒断，但是除非她被麻醉，否则她睡不着觉，而且她往往屈服于戒断反应。她说她计划在一个月内完全戒毒。她想戒毒，但是在Toul Supee的经历使她受了精神创伤，她不相信任何由政府经营的项目会帮助她。
    Pean感到一旦她戒绝吸毒，她的自尊就会增加，她就能够开始一个职业和保持住房。到那时为止，她说她希望人们接受她的真实自我，不因为她的生活方式或她的过去而瞧不起她。
 
    她想戒毒，但是在Toul Supee的经历使她受了精神创伤，她不相信任何由政府经营的项目会帮助她。
 
    照片：在Koh Kor拘留中心，一个精神病人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被拘留者没有接受身体或精神问题检查，也不能获得医疗或接近医护人员。柬埔寨促进保卫人权协会提供。
 
Chamda
 
    Chamda进来接受采访，她兴奋地坐下，渴望分享她的经历。她戴着鲜红色的“护身符”手镯（77），与她柔和、满是灰尘的服装相比十分夺目。她前面的头发完全被烧光了。
    32年前，Chamda的生命开始于柬埔寨东北的桔井省（Kratie Province）。她在18岁结婚之前一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结婚一年之后，她的丈夫消失在金边，只留下怀孕的Chamda。
    孩子出生之后，她带着男婴去金边找她的丈夫。她发现他结婚了，与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个女人在知道他已经是Chamda的孩子的父亲之后，决定离开他。
    三年之后，Chamda和她丈夫有了第二个儿子。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一年之后，Chamda再次怀孕。她感到与丈夫的关系不稳定，她害怕他会离开她去找另一个女人。
    Chamda决定中止怀孕，现在她说她非常后悔。柬埔寨是一个佛教国家，流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法的，而且根据传统会被认为非常不道德。由于害怕蒙羞或被家庭驱逐，选择流产的妇女常常是秘密地做。流产一般发生在非常不卫生的条件之下，由没有资格、想挣外快的人来操作。
    流产一年之后，Chamda由于肠胃炎病毒而生病。她的一个朋友给了她海洛因吸，说它能减轻她的肚子疼。Chamda连续吸了一周。她感到好些之后就停了下来。
    停下来几个小时之后，她就开始呕吐和腹泻。她记得在柬埔寨电视上看过关于“HIV及其症状”的教育节目，该节目说呕吐和腹泻是HIV最常见的症状。Chamda想起丈夫的外遇，她直接前往当地诊所做HIV检测，一路上都在诅咒她的丈夫。她把一切都告诉了医生，从外遇到吸海洛因。
    Chamda的HIV检测结果被证明是阴性的，医生对她解释了海洛因成瘾和戒断症状。按照Chamda所理解的，感到好一些的唯一方法就是吸更多的海洛因。
    她吸得越多就感觉越好。Chamda说海洛因帮助她忘记了生活中的灾难。她还开始吸yama——一种甲基苯丙胺，长期使用经常导致精神失常。她告诉我：“吸yama的时候，我感到有动机和能量去工作。”
    Chamda的生活变得完全围绕着毒品，她开始注射海洛因。在接下去的几年中她设法使她的家庭生活远离毒品，留在公寓里与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在一起。
    四年过去了，Chamda为了买毒品开始偷衣服到市场上去卖。她被抓住，而且被逮捕。她被带到警察局，送进审讯室，那里有两个男警官用枪托反复打她，踢她，还用拳头打她。Chamda回忆到：他们要她告诉他们她的同伙是谁；因为她没有同伙，她没人可以牵连。，他们把她打到咳血，然后继续打她，直到她失去知觉。
    Chamda醒来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当地警察局牢房的地板上。环顾四周，她看到两个没有床垫的金属床架和一个锁着的小窗户。她仍然记得尿臊味和地板上的粪便。
    在她恢复知觉之后不久，一个男警官走进她的牢房。他关上并且锁上身后的门。他告诉她，花100美元她就能走出警察局，做一个自由的女人。她告诉他，她一点钱也没有。他开始用力试图脱掉她的衣服，但她把他推开了。他继续凶猛而野蛮地用拳头打她，试图强奸她；她击退了他，尖叫寻求帮助。几分钟之后，另一个警卫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时那个男人笑着离开了牢房，嘴里说着他有多恨小偷。
    Chamda在牢房里被关了四天，一天至少两次无缘无故地被踢、打耳光和拳击。她每天有一次可以出去上洗手间。她解释说，如果有人排泄在自己身上而且没有立即弄干净，不让他们上厕所的警卫会把这看作找打。
    除了由于被野蛮殴打导致的咳血之外，Chamda在开始有戒断症状时要求看医生或得到药物。她被凶狠地拒绝了，还被告知说没有钱提供医疗。
    Chamda说，如果她有钱，她就能以市面价格的两倍从警卫那里购买某些随时可得的yama和冰毒（一种更纯的yama），这样就能很容易地从戒断症状中摆脱出来。她说根据特殊要求，海洛因总是可以得到的。
    在被关押的四天里，Chamda只得到了一顿饭，是一个警卫拿给她的，还有一瓶饮用水。当她由虐待导致的咳血情况恶化，一位高级官员“可怜她”时，她被释放了。当我问监狱里是否有任何规章的时候，她说人家只告诉她一条：“如果你跑，我们会开枪。”
    Chamda回到家之后，她也恢复了吸毒。她被一个当地NGO雇佣做清洁工。她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一年，然后在连续缺勤30天之后被开除。目前她试图重新找到工作。
    Chamda现在是一名自己经营的“拾荒者”。她收集瓶子和罐头盒，以每个100瑞尔（约3美分）的价格卖给回收中心。她每天挣大约2.75美元。
    Chamda说，她在付房租上有困难。她的丈夫在15天前死于肝衰竭。“这就是发生在我的头发上的事。”她说，“失去丈夫对我来说太难承担了。我不知道如何供养我的家庭。我们会死在街上。我不认为我能处理这件事，他们把他的尸体放进焚尸炉的时候，我跳到它上面。我被僧人们拉了出来，但是我的头发都被烧掉了。”
    她说她不再这样觉得了，她计划用参加采访的酬金来支付房租。Chamda仍然不确定以后她会怎么做。她说毒品价格最近翻了一番，涨到每包海洛因2.50美元，这给她带来了额外的财政压力。她经常不得不企求毒贩，或与其他吸毒者分担成本以维持这一习惯。
    她提到她愿意停止吸毒，但承认她没有积极尝试，虽然她想这么做，这样她就能看到她的儿子长大。她还讨厌社会鄙视吸毒者的方式，说90%的人没有受过教育，因此毫无尊严地对待吸毒者。另外10%受过适当的教育，他们是有同情心的和非论断性的，她说。
    如果Chamda停止吸毒，她计划攒钱来开始自己的生意。她有信心成为一个好公民，渴望有一天能帮助教育柬埔寨人关于HIV的知识。她感到如果她能做这件事，她就能够保持戒绝毒品，为自己和自己的三个儿子提供良好的生活。
 
    在她恢复知觉之后不久，一个男警官走进她的牢房。他关上并且锁上身后的门。他告诉她，花100美元她就能走出警察局，做一个自由的女人。
 
    Chamda说，如果她有钱，她就能以市面价格的两倍从警卫那里购买某些随时可得的yama和冰毒（一种更纯的yama），这样就能很容易地从戒断症状中摆脱出来。她说根据特殊要求，海洛因总是可以得到的。
 
    照片：吸毒者睡在金边社会救助站的地板上以免警察突袭街道。Long提供
 
Young Kor
 
    Young Kor1985年生于柬埔寨Tah Kamao省，当时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后，柬埔寨进入重建过程才六年。
    Young Kor是一个单身母亲所生，12岁时，母亲把他交给Mith Samlanh孤儿院照料。他记得有两年时间他进进出出Mith Samlanh。Young Kor报告说，在这一时期，他有五次被临时禁止进入中心，被迫流浪，这都是因为在反抗中心的“欺负”的自卫中打架。最后，在刺伤一名男性员工的姐姐的脸颊以报复该员工经常口头贬低和纠缠之后，Young Kor被永久禁止进入Mith Samlanh。
    Young Kor14岁时开始长期流浪。他与其他街童一起闲荡，其中许多人吸胶，还对他施加压力让他试试，他们告诉他：“你会飞，然后你就能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了。”Young Kor说道：作为一个小孩，他母亲经常指责他吸毒，尤其是吸胶。他解释他尝试的理由是为了避免想到家庭和压力、忘记自己的生活和反抗他母亲。
    他一直经常吸胶，直到18岁时同样的一群朋友向他介绍了海洛因和冰毒。冰毒是东南亚经常使用的一种甲基苯丙胺，与西方的亲戚非常类似。Young Kor还经常在注射前把海洛因和液体安定混合，以便降低使用海洛因的成本。自从最近毒品价格上涨以来，这是柬埔寨注射吸毒者中常见的做法。
    自从八年前被禁止进入Mith Samlanh以来，Young Kor一直无家可归。尽管如此，他仍然设法赚到了按柬埔寨标准被认为很高的收入（每年2，700美元），柬埔寨的平均年薪是360美元。他在当地加油站做看车人每天约挣3.75美元小费。他每天收集和积攒罐头盒和瓶子卖给回收中心，还向市场上的小贩卖偷来的东西，每天另挣3.75美元。
    Young Kor通常每天花5美元来买毒品，虽然他说接受采访的三天之前他开始减少使用海洛因的量，希望能够戒毒。
    当他被问到想戒毒的理由时，他说他厌倦了这种生活方式和因为毒品而失去朋友。因为毒品和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他已经失去了十个朋友。其中八个死于吸毒过量。在柬埔寨，由于吸毒者缺乏资源，尤其是缺乏过量吸毒预防教育和没有耐勒克松（一种逆转吸毒过量的药物），海洛因吸毒过量在该国是一个严重问题。
    Young Kor说他失去的另外两个朋友是被谋杀的。其中一个由于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被关在Prsar——金边一所臭名远扬的监狱。Young Kor报告说他被警卫殴打致死，为了使他在假口供中牵连其他人。
    由于朋友们的早逝，Young Kor说他决定变得在人际关系上更加冷漠，不再有密友，只有熟人。他说的时候大笑道：“我有过一个女朋友，但我离开了她。我只喜欢能给我钱的女孩，她不能。”
    Young Kor自己也有接触死亡的遭遇。他曾经三次吸毒过量，他相信他苏醒是因为当地人把柠檬汁倒在他嘴里让他恢复知觉。
    Young Kor三年前被诊断有HIV，此后他被诊断有肺结核——柬埔寨HIV感染者最常见和致命的机会感染。他完成了肺结核药物治疗，但是没有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当被问到为什么的时候，他说：“我不想，我想让自己去见上帝。”
    在HIV诊断之后不久，Young Kor由于注射毒品而被逮捕。Young Kor还有严重的哮喘，走到哪都带着吸入器。警察在逮捕他的时候没收了他的吸入器。在警察局，他被逮捕他的警官打、踢和用棍子打。
    Young Kor接受了为期一天的庭审。在庭审中他告诉法官他想停止吸海洛因，要求被安置到“再教育营地”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法官拒绝了他的请求，说Young Kor去戒毒是浪费时间，因为他被释放之后只会故态复萌。Young Kor被判在Prsar监禁四个月。他感到他的刑期是试图强迫他为贩毒指控提供虚假口供。
    在刑期开始之后不久，Young Kor的哮喘开始发作了，海洛因戒断的时候只会更恶化。他向警卫乞求他的吸入器。他们的反应是冷酷无情的“谁让你一开始吸毒的呢？”在得到吸入器之前，他坐在牢房里，哮喘发作了10天。他没有得到任何减轻戒断症状的东西。他说，他想他会死在监狱里。
    从监狱里释放之后，Young Kor回到Tah Kamao省他母亲的家，试图远离毒品。此后不久，他就回到金边而且复吸。此后Young Kor自愿完成戒毒两次。第一次他参加了一个由NGO经营的项目，叫做“温室”。最近他在柬埔寨政府的叫做“Oksas Knyom”的中心待了三个月。他回忆他在这两个地方的时候，两种体验的差别十分明显。
    Young Kor回忆了他在“温室”时的情况。虽然按国际标准来说很糟糕，但在柬埔寨，“温室”被认为是非常人道和先进的。
    Young Kor在那里开始有戒断症状的时候，他得到了阿司匹林，还得到并被告知要喝葡萄糖浆。他回忆到这种复合药方在减轻戒断时的生理不适上是多么无效时笑了起来。
    在“温室”待的一个半月中，他接受了一些防止复吸教育。教育由工作人员指导他找到消耗时间的爱好和帮他转移对毒品的想念构成。他感到如果工作人员本身接受过适当的培训，本来能够分享很多信息。
    Young Kor说他见到一位咨询师自己也没有受过培训，但是非常有同情心。咨询会谈中他们讨论了Young Kor对未来的希望。他们谈论了工作和找工作。他问他想有几个孩子和何时结婚。家庭在柬埔寨文化中被认为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此由于其生活方式而被驱逐，对许多吸毒者来说是毁灭性的。
    Young Kor完成了项目，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后续治疗或转诊安排。他感到如果能够得到治疗，他会抓住的，但柬埔寨没有吸毒者后续治疗。因此Young Kor被迫空着手回到街上，在同一天开始再次吸毒。
    Young Kor在决定再次尝试戒毒之前过了一年。这一年中，Young Kor目击了一位他亲切地称为他的“街头大哥”的朋友被谋杀。Young Kor睡在街头，挨着他的街头大哥，他被一群八个人叫醒，他们让他起来悄悄走开。由于恐惧，Young Kor按照他们的话做了，然后那伙人开始恶意地用2x4的木板打他的街头大哥的脸，还用有齿的锯子砍他的手足。他的朋友被送到当地一家医院，两周以后死亡。Young Kor说他的街头大哥身上的伤口太糟糕，甚至不能缝针，因为他的皮肤被用锯子撕得太厉害，他们找不到足够强的地方来缝合。目击谋杀对Young Kor的影响是明确无误的；他回忆这一经历时它们痛苦地写在他的脸上。
    Young Kor对他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并且寻找了出路。他前往Mith Samlanh与某个来自“毒品部门”的人交谈，以便找到戒毒的选择方案。Mith Samlanh在同一天把他送到了Oksas Knyom。
    他到达Oksas Knyom时，警卫搜他身上有没有钱，如果有的话就会被警卫偷走。他和其他36个年龄在15至35岁之间的男人一起被关在一个10英尺x20英尺的“比监狱还差”的牢房里。
    Young Kor一天有23小时40分钟被关在这间牢房里。他每天可以出去两次，每次10分钟，以便淋浴、上厕所（因为牢房里没有）、打水和吃饭。提供的食物是一小塑料袋米饭和少量蔬菜。他说如果有人超出了十分钟的限制，会被警卫用棍子打和踢。
    当被问到在戒毒中他是否目击过任何身体虐待时，Young Kor回答说每天都发生。他说，一天晚上，他醒来在牢房里尖叫，当时四五个同屋正在暴力地把另一个人踩死，尸体上盖着一条毯子。几分钟之后，警卫进来了驱散了他们，把受害者毫无生命的尸体搬走，把犯罪者留下重新睡觉。袭击者受到的唯一惩罚就是第二天要完成额外的工作；一个人被迫在外面睡一晚上。
    Young Kor待到完成项目。作为后续安置，释放后他被告知“哪来的回哪去”，他这样做了。Young Kor永远不打算回到Oksas Knyom，虽然他希望戒毒，他正在积极努力回到“温室”。
    Young Kor现在22岁，他告诉我们，通过结束吸毒来做一个更好的公民在他一生的希望中排第一位。其次是修复与他的家人的关系，以及开始自己的家庭。
    Young Kor是柬埔寨吸毒者积极改变自己生活的难以置信和乐观的声音。他认为Oksas Knyom能够从有能力、受过教育和有同情心的管理中获益非浅，还能变得真正对柬埔寨吸毒者有所帮助。Young Kor继续宽宏地承认，缺乏关于毒品和HIV的教育导致了多数人围绕这些问题的消极烙印。他希望新一代柬埔寨人接受适当的教育，这样柬埔寨社会就能实现他所设想的改变。
 
    因为毒品和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他已经失去了十个朋友。其中八个死于吸毒过量。在柬埔寨，由于吸毒者缺乏资源，尤其是缺乏过量吸毒预防教育和没有耐勒克松（一种逆转吸毒过量的药物），海洛因吸毒过量在该国是一个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