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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行走过二十春秋
2014-04-01|萬延海|阅读:4357
萬延海

1994年3月下旬,我在北京羊坊店的住所对外发出了“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成立的消息。至今已经二十年了。
今年是我们二十周年生日,我却人在海外,不能回国与同仁们一起为国家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服务,无法与艾滋病患者们一起维护他们应该有的权利。
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经历,可谓是风风雨雨,但也充满着成长、助人、友谊和工作的快乐。本文分下面七个部分来展开:
1、 爱知行的创办
2、 维护同性恋的权益
3、 帮助污血案受害人维权
4、 深入边缘弱势群体提供健康和法律服务
5、 现在的工作
6、 来自中国政府的麻烦
7、 与美国基金会的关系
8、 路在何方?

一、 爱知行的创办
创办爱知行动项目的时候,我还在卫生部下的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但处于闲职、工资被克扣、被禁止参与任何相关艾滋病防治教育和性学研究的状态。
1988年夏天,我从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教育专业毕业后,经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卫生宣传处统一安排,分配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卫生宣传处处长陈秉中先生后来担任研究所所长,并于1993年夏天与我一起出事。我被停职,他被要求提前退休。
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代表部党组向陈秉中所长下达下列指示:1、暂停万延海在“艾滋病求助热线”的工作;2、停止“男人的世界”同性恋文化沙龙活动;3、陈秉中和万延海等人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的两篇文章涉嫌鼓吹人权、鼓吹同性恋和同情妓女。
随后不久,陈秉中所长职务被免除。我被告知,我不得参与研究所内任何关于艾滋病和性议题的研究工作。
同期,公安部下文取缔“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威胁要派驻工作组,调查《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的学术文章涉嫌严重思想意识错误的问题。卫生部新闻主管部门审查取缔了1993年《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第八期,因为杂志准备刊登陈秉中一篇关于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和人权保护工作的文章。
1993年底,我开始组建“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并于1994年3月底对外发布项目成立消息。之所以叫做项目,而不是组织,是为防止被依照非法社团而予以取缔。没有用艾滋病的名字,是因为不希望卫生部门可以来管辖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用科学和人道主义来挑战对疾病的无知、偏见和歧视。
爱知行最早挂靠在北京一家私立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下设健康人类学系,作为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对外开展工作的依靠。但因为爱知行涉及敏感的性少数与人权的工作,为避免给机构带来麻烦,大多数情况并不提及单位名称。
媒体报道项目成立消息后,公安部即对全国妇联下达文件,指称万延海是其监控对象,要求妇联批评属下报纸《中国妇女报》报道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成立的消息。消息随即在北京媒体界传开,万延海和爱知行开始被正式打入黑名单上。我随后也被强制辞去在健康教育研究所的职务。公安部、中宣部和新闻总署90年代中期多次下达了内部通报,要求关注爱知行和万延海的动态,不得刊登万延海的文章,包括笔名撰写的文章。我在黑名单上也有二十周年了!

二、 维护同性恋的权益
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主要的工作有维护男女同性恋者的权益,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开展艾滋病教育,推动安全性行为教育。当时,编辑《爱知简报》,给全国各地的男女同性恋社群、专家学者、媒体人士和政府官员们邮寄,也在北京等城市的公园和聚会中散发。
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的协助,爱知行1994年获得美国伊利莎白艾滋病基金会的资助。随后,基本是依靠个人捐款来维持项目运营。
在九十年代,爱知行调查了天津(1994年3月)、北京(1994年8月)等地公安部门抓捕男同性恋者的情况,并通过大学讲座、出版物、媒体记者对外发布呼吁。爱知行也处理了大量同性恋者遭遇犯罪分子敲诈勒索的事件,犯罪分子可能有同性恋者圈内人、前科罪犯、警察或协助警察办案的联防。
九十年代中后期,爱知行积极推动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对同性恋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和美国精神卫生同行对同性恋议题的对话,推动中华精神科学会修改对同性恋的医学定义,不再笼统地把同性恋性倾向定义为疾病。
进入二十一世纪,爱知行参与处理的同性恋权利事务,基本是和其他男女同性恋权益团体共同推动的,包括组织男女同性恋学生夏令营、组织同性恋骄傲月活动、开播电台同性恋专栏节目、发布和宣讲《日惹原则》、要求广电总局解除对同性恋电影的禁令、参与国际男女同性恋运动等。爱知行直接处理的主要是一些涉及公安部门抓人的事件,比如公安查抄同性恋网站、公安在公园、酒吧和浴池抓人的事件,同性恋网站受黑客大规模攻击事件等。
和维护同性恋人权相关的一件工作,就是1999年和2000年,我们对保守宗教团体的禁欲教育及其反同性恋立场的研究。2000年7月,爱知行发布对韩国统一教会及其在华和中共党政部门合作开展绝对禁欲教育的研究报告,推动大陆卫生部门开展基于科学的艾滋病防治教育。

三、 帮助污血案受害人维权
1998年,爱知行开始帮助山西临汾输血感染爱滋病少年宋鹏飞维权,要求医疗单位赔偿,获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和支持。通过在消费者协会报案,我们推动了中国病人权利保护及其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社会辩论。
2000年8月底开始,爱知行全面介入中原河南省农民卖血感染艾滋病患者的维权工作,在揭发政府掩盖污血案艾滋病流行真相上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社会动员的作用。我们帮助高耀洁医生对外发出声音,帮助艾滋病患者组织起来,帮助媒体及时获得来自艾滋病严重村庄维权抗争的第一手消息。
2003年开始,爱知行开始帮助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和丙型病毒性肝炎的血友病人维权,直到他们2010年开始得到政府全面的补偿方案。2005年开始,爱知行全面介入和组织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和丙肝的受害人维权。
直到现在,爱知行依然是河南等地艾滋病感染者维权抗争的重要伙伴、支持者和组织者。也因此,我们也一直被河南当局及相关官员忌恨在心。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里,无论我个人,还是志愿者遭遇的政治困难,主要来自河南当局制造的各种口舌。

四、 深入边缘弱势群体提供健康和法律服务
因河南污血艾滋病危机,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积极关注和支持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大量媒体记者和志愿者参与艾滋病救援工作,国际资金也大量进入中国。国际资源包括国际发展援助基金和公共卫生资金、人权和民主基金、慈善团体和个人的参与。
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框架下,中国政府也开始接纳民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在这种背景下,爱知行于2002年9月在北京注册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并开始接受国际基金援助,其中来自美国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一直占爱知行获赠款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2004年后,爱知行开始全面参与艾滋病防治教育、权益倡导、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援助上。除爱知行在北京、昆明和其他地区的办公室直接参与的项目活动外,爱知行有机会利用其获得的国际资源,建立与其它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特别是与那些由疾病患者和受到疾病打击的弱势边缘社群建立的团体,在下列边缘弱势群体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关怀和权益倡导活动,提供法律服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血友病人、男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性工作者(女、男、跨性别)、流动人群、药物成瘾者、少数民族和青年学生。
2004-2010年期间,每年大约有20-40个团体利用爱知行的资源,合作开展项目活动,包括在数十个城市男同性恋人群中推广安全套的使用。2003-2010年期间,爱知行提供资助的民间社会组织或学生社团超过了150个。爱知行直接组织和发起了一些全国或地区性的民间组织网络和协作项目。期间,爱知行扮演了一个小型基金会的作用。
爱知行在北京和昆明建立了长期的办公室,在沈阳和广州有过短暂的办公室。在北京,爱知行曾经直接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药物成瘾人群、同性恋社群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和法律权益保护,并在上述人群建立专门的社群办公室或活动室。爱知行曾经有二十多名全职工作人员,工资单上的全职和兼职工作人员达到九十多人。

五、 现在的工作
因为国际基金的变化及中国政府对爱知行的打压,爱知行于2010年开始放弃了大量直接在受艾滋病打击的边缘弱势群体的艾滋病防治服务和法律权益保护工作,包括停止向同性恋社群组织提供安全套和派发安全套的经费。
2013年5月,在遭遇警察多次对法律工作人员骚扰后,爱知行关闭了在广州的办公室,停止了在流动维吾尔人群众直接开展的健康和法律工作。
目前,爱知行依然在坚持的工作包括支持污血案受害艾滋病患者获得政府赔偿、改善医疗和获得生活帮助。爱知行提供法律上的支持,维权和社交媒体能力建设,舆论上的支持等。同时,我们帮助生活困难的感染者及其家人获取最低生活保障、感染儿童福利金、廉租房或公租房等。我们通过联合国人权审议、政府信息公开和社群能力建设,推动赔偿、医疗和福利救助政策的落实。
2011年-2013年期间,爱知行积极推动中国卫生部门和民政部艾滋病防治、关怀救助资金信息公开,推动廉政和政策落实。
目前,爱知行已经不再接受长期、固定的基金支持,而是寻求短期、小额的支持,特别是鼓励个人捐款支持志愿者的工作。爱知行只有1名全职人员,获支付薪酬的兼职或志愿者不到10人。目前,爱知行已经关闭了在北京的办公室,不再有原来的财务和项目管理团队。爱知行目前依靠直接的社群对话、志愿者参与、小额资金来支持权益倡导和监督政府政策落实的工作。


六、 来自中国政府的麻烦
在过去的20年中,我个人遭遇三次重大的政治冲击和麻烦,并先后三次离开中国在美国长期居住。在过去的20年中,我有三次几乎是逃离了自己的国家。第一次是1997年元旦。第二次是2002年10月,我刚刚离开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不久。第三次是2010年4月底,我们全家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被警察抓捕、被调查、被软禁等。我也受到过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攻击。爱知行也在其中遭遇各种坎坷。
第一个麻烦:
1990年-1993年期间,我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从事艾滋病预防教育和研究工作,触及性教育、同性恋者权益、社会参与等议题,建立“艾滋病求助热线”、男同性恋者教育和交流活动的“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1993年5月10日,在公安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压力下,卫生部党组要求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停止我的工作,认为我们的工作和文章在鼓吹人权、鼓吹同性恋和同情妓女。
支持我工作的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先生随后被要求退休。我个人一年后被迫辞去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工作,个人生活处于动荡和漂泊之中。
公安部文件已经失效,而目前我国卫生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在男同性恋人群中的工作和我们20年前的工作是一致的。我们20年前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探索性工作为后来的工作积累了经验和人才。
尽管公安部的文件已经失效,但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我个人处于公安部门监控和很难在国内媒体上发表文章。在此种环境,我后来成立的团体和开展的工作,持续不被政府部门信任和支持,并多次出现矛盾和冲突。
第二个麻烦:
2000年-至今,爱知一直关注河南省因为卖血和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协助他们获得医疗、救助、赔偿和维护他们的权益,特别是被艾滋病感染的很多妇女和孤儿。我们的工作触及到一些卫生部门的腐败分子,我个人多次受到腐败分子的陷害,我们的会议被迫取消,我两次失去自由,无数次处于被严密监控的状态。机构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
2002年8月24日-9月20日,我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涉及对外发布一份河南省卫生厅起草的艾滋病工作文件。
2006年11月下旬,在我召集的一次全国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会议前夕,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人员带走,会议被迫取消。随后,各种误解误会不断,河南省腐败分子给我构陷的谣言也层出不穷,包括举报我在2008年全国两会前组织河南感染者去天安门自焚、奥运会火炬经过河南境内时组织感染者抢夺火炬、2009年呼吁全国大罢工、罢课等。
第三个麻烦:
因为我们在揭开河南艾滋病污血案丑闻上的贡献,以及在中国被打压、被拘留等,万延海个人和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国际上获得声望。2003年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开始获得国际上各种基金组织的支持,特别是关心人权和民主化基金团体的支持,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际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的支持。
2003年-2012年期间,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获得过下列基金组织、大学和政府的支持:
1、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2、 国际开放社会研究所
3、 李维斯基金会
4、 哈佛大学
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6、 美国Astraea女同性恋基金会
7、 荷兰Mamacash基金会
8、 全球妇女基金会
9、 加拿大艾滋病法律网络
10、 澳大利亚艾滋病组织联盟
11、 德国米索尔基金会
12、 法国艾滋病行动基金会
13、 法国艾滋病团结
14、 法兰西基金会
15、 英国使馆
16、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17、 世界卫生组织
18、 全球基金中国艾滋病项目第四轮项目和第六轮项目
19、 欧洲联盟
20、 爱尔兰前线
21、 大赦国际
2010年1月开始,爱知行不再接受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资助。2013年5月1日开始,爱知行也将不再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
我的第三个麻烦主要是和我们获得大量国际人权民主基金相关、以及期间参与一些敏感人权事件,比如胡嘉案、陈光诚案、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案、河南艾滋病污血案、公盟和许志勇案、网络自由等。
总体而言,尽管有一些敏感的人权和民主基金支持,我们在艾滋病防治、公共卫生和相关人权维护上的工作,还是得到大陆政府认可的,包括在政治上极度敏感的维吾尔民族人群中开展健康和法律支持工作。
2008年后,爱知行就开始遭遇比较多的政治麻烦。在一个各种问题开始混杂在一起,各种力量开始混杂在一起的时代,在当今中国,出现这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我一家人于2010年4月30日到达香港后离开祖国来到美国。
如果说,我的第一个麻烦和第二个麻烦,纯粹是公共卫生和道义责任,我个人内心充满自豪的话,我对我遭遇的第三个麻烦是有反思的。我个人对国际基金和政治民主的过于浪漫的情怀影响了我的决策和行动,没有在爱知行发展良好的时候审时度势,没有把握好和政府的关系。在一个政治局面开始复杂的时刻,不能和政府建立政治信任关系,不仅影响到爱知行机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
除遭遇警察打压外,爱知行还被要求更名、银行帐户冻结、外汇管制和税务稽查等方面的麻烦。

七、 与美国基金会的关系
2002年底和2003年初,我在纽约和华盛顿先后会见了开放社会研究所总裁和民主基金会的东亚部项目官员。当时,我对开放社会研究所所知甚少,但知道他们开展一些公共卫生和毒品减低伤害的工作,就提交一个项目书给开放。我听说过美国民主基金会的事情,知道有相当的敏感性。
我把是否接受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问题,提交爱知行理事会讨论,没有人反对,理事们认为应该先把钱拿过来做事。我2003年初回国期间,按照惯例约见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官员,我也询问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表示,有钱为啥不要,拿到钱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再说,但建议我不要对外声张;我表示,如果我们拿民主基金会的钱,一定会公开这个事情的。我也见到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的官员,就提出民主基金会资助的事情,扶贫办官员表示,先拿过来做事;他说,89年之后,政府为了统战海外异议人士,允许一些人带着海外敏感基金回国做事,给予特殊待遇。
我依然心理不踏实。我2003年在耶鲁大学访问,我询问两位关注中国法律事务的教授们的意见。一位教授表示,开放社会研究所很好,不会有问题;但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钱来自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政府是其头号敌人,你拿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钱,中国政府就会把你当敌人。另一位教授说服了我,美国民主基金会是敏感的,但你万延海已经相当敏感,民主基金不会增加你的敏感性,反而因为其敏感性给你一定的保护。于是,我向美国民主基金会递交了一份项目书。
我们项目获得批准。怎么把钱给我们?我坚持直接给我们拨款,不走任何中间机构转帐。
于是,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成为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1989年后回到中国提供资助的第一个民间组织,成为美国民主基金会第一个公开在中国资助的团体。这让我们获得荣誉。我们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并支持和资助了大量草根社群组织和学生组织,提供艾滋病防治、公共卫生和相关人权的社会服务和倡导工作。我们也在网站首页介绍所有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的信息。
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出现了。2004年底和2005年初,中亚地区出现颜色革命,3个国家政权出现变更,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被俄罗斯和中国指责为中亚颜色革命背后的推手,认为他们和其他美国基金支持的民间组织在颜色革命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国际政治纷争难免影响到了我们。我们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列出的反华组织的名单上。作为两个基金组织的国内大户,我们吃的“明枪暗箭”是外人无法想象的。我们依然顽强地坚守在那里!
我再次变得非常的自信。在机构刚刚被税务局查税不久,我签署了《零八宪章》,公开声援刘晓波,发起对滥用精神病学的挑战,呼吁废除网络审查,发起救援公盟和许志永博士。和1993年的情况相似,我完全沉浸在战斗的无畏和自我想象的胜利之中。
我不仅挑战政府,我也批评联合国机构,甚至拒绝基金会项目人员的指手画脚。2009年7月下旬,开放社会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来到爱知行办公室,要求我停止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及其主持的全球基金草根组织代表选举的指责,要求我接受选举的结果,同时要求我放弃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法律诉讼。我拒绝了。项目人员表示,不希望因为爱知行的原因而使得开放社会研究所被外界提及,认为他们是我们最大的资助者,我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对来访的项目官员表示,我们感谢基金会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但钱是你们的,你们决定给谁钱,但这是一个在中国为人民提供服务的独立民间组织,基金会不能来指挥我们。
不好的消息很快传来。电话里已经很气愤了。2009年9月1日,我得到开放社会研究所正式来信,2010年项目资助将把原先的35万美元一般支持改为针对专门项目的支持,资金总额不超过15万美元,而且2011年开始就可能不再资助了,希望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
话说到这种地步,我也不想再申请了。我认为基金会不够意气。我的美国同事说,你不要意气用事,你应该去积极争取,去说服基金会改变意见。我有所心动,毕竟15万美元也是不小的数字。我意识到这些美国人和我做事风格的不同,我比较中国式的意气用事。
更多不好的消息传来。美国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也在到处找人询问爱知行和万延海的事情。小道消息说,有人试图在说服美国的基金会们,认为给爱知行的资助是一个错误。我变得非常的沮丧。当天晚上,我分别致信开放总裁和民主基金主管人员,表示2010年不再申请两个基金会的资金,但欢迎两家基金会在2010年前六个月期间来爱知行对资金和项目进行调查。我也表示,我将在10月下旬访问美国,愿意当面交流。
后来,考虑到现实,我向民主基金会提出继续申请的意见,基金会也很积极,我们继续申请和接受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
我如约和开放社会总裁在纽约见面。我本来想很好地解释一下我们那里的情况,但谈话很短。开放总裁表示,对我们的工作无意见,只是我们涉及太多的争议。他建议我,如果有意见,可以给他写个申述信,他们愿意听取我的意见。
想想自己背后的持枪者,我去申述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找死吗?我非常难过地离开那个办公室,一个我曾经当成自己的家来捍卫的地方。
回到中国后,我开始动员员工张罗在国内的筹款工作。我们准备利用爱知行16周年庆典活动来组织募款,也得到政府卫生官员和民政部门官员的支持,以及得到国内媒体人士的支持。我们的筹款活动据说是过于浪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先后开始了调查工作,并最终叫停年会庆典活动。
2011年11月25日,爱知行理事会通过决定,明确宣布机构非政治立场,寻求在公共卫生科学、法律和人权框架下继续开展艾滋病防治、关怀和权益保障工作。2013年1月,我代表爱知行通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3年4月30日资金项目到期后,将不再继续申请其资助。

八、 路在何方?
2011年11月25日,爱知行理事会发布《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关于进一步开展艾滋病防治和人权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承诺进一步参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和相关人权保护工作”,“承诺基于公共卫生科学原理、国际人权准则和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遵循项目和基金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和人权保护工作。”承诺“将确保我们工作的人道主义性质。我们无意于参与政治纷争。”
我也于2012年底分别致信中国驻纽约领馆和北京市公安局,提出回国继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愿望,承诺在未来十年的时间内,不参与政治反抗活动。目前,我与当局正在进一步沟通交往之中。我依然还没有获准可以回国。
2012年11月中旬,我在香港期间,曾经试图回国短暂访问,但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的叫停。
但我对于爱知行及艾滋病维权工作依然充满信心。利用社交媒体和直接的社会对话、联合国人权机制、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我们依然可以组织和动员起有力的社会抗争,发出权利的呼声。
同时,利用中国政府已经确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纲要以及各个部门的法规政策和工作目标,在广泛的民生议题上,民间社会组织除可以申请注册和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外,还可以在人权的框架下,动员和组织公众和受疾病影响社群的参与。在政府层面,我们推动开放和透明;在民众层面,我们推动知情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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